内卷化【内卷化增长的困境】

　　当下，中国不仅遭遇一定程度的“无发展的增长”，同时还不同程度地遭遇“无公平的效率”、“无幸福的改善”、“无和谐的进步”以及“无强盛的繁荣”。 　　胡锦涛总书记在庆祝建党90周年的大会上警告全党：“当前，世情、国情、党情继续发生深刻变化，我国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突出，制约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躲不开，绕不过，必须通过深化改革加以解决。”
　　
　　西方在工业化、城镇化发展过程中，普遍遭遇人口增加、资源紧张、环境恶化、社会矛盾加剧的情形。西方的“有效应对”措施是，积极向外扩张，大搞殖民主义。今天，在全球化的条件下，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城镇化遭遇西方同样的困境，但他们无法向外扩张，只能越来越多地走上了“附庸化”与“内卷化”道路，这是一种对外高度依赖国际分工与国际资本，对内高度依赖廉价资源、廉价环境、廉价劳力甚至“廉价”主权的畸形道路。其结果就是，虽有“量的增长”但遭遇“质的停滞”，经济增长的成果越来越远离大众、远离弱势群体。笔者在哀其不幸的同时，发觉中国竟然也在这条道路上……
　　
　　内卷化增长
　　
　　在独立战争后，美国经济走上了对内发展农业、采掘业，对外依赖英国市场的经济增长道路。一方面，后进的美国技术力量薄弱，而发达的英国对美国实行技术、设备封锁，使得美国产业结构升级出现严重障碍；另一方面，美国南方农业利益集团势力强大，执着于棉花种植出口。在这种依附性增长中，美国实现了经济繁荣，但是优质资源被越来越多地吸附到南部棉花种植业，北方工业由于缺乏资金与技术、再加上价廉物美的英国产品竞争，发展迟滞。第二次美英战争之后的经济政策大逆转与大规模西进运动，才使美国北方摆脱了“无发展的增长”的困境，而南方直到南北战争之后经济增长才有质的改善。
　　“无发展的增长”即是一种内卷化增长。“内卷化”是当今社会科学中一个时兴概念，可以指一种现象，也可以指一种机理。此概念滥觞于德国古典哲学家康德，而后曾被用来描绘一种内部不断精细化、复杂化的文化现象；或刻画一种因受多种要素制约而无法实现产业跨越的经济困境。
　　有研究揭示，明清时期长江三角洲的农村经济增长是在单位工作日报酬递减的前提下实现的，即家庭年收入的增长，来自家庭劳动力更为充分的利用，诸如妇女、儿童、老年以及成年男子闲暇时间的密集型投入。如此，使中国经济在明清时期虽有“量之增长”但是出现“质之停滞”。美籍华裔教授黄宗智称其为“过密化增长”或“内卷化增长”。
　　多年前，中央电视台某位记者在陕北采访时与一个放羊娃有过这样的一段对话：“为什么要放羊？”“为了卖钱。”“有了钱做什么？”“娶媳妇。”“娶媳妇做什么？”“生娃。”“生娃干什么？”“放羊。”
　　中国的田园牧歌式生活是，“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于我何有哉”。“男耕女织”长期被田园诗人所称颂，其实这是生产力低下的体现，是中国落后且挨打的微观经济基础。因为单一“男耕”或单一“女织”都不能维持家庭基本经济运行，“男耕”需要“女织”的填补或贴补。
　　以上刻画的是一类凝固的生活样式，一种简单再生产方式，也是一个典型的内卷化模式。黄宗智等学者论证：明清时期中国经济落后，就是源于这样的内卷化，这也是中国人勤劳而不富裕的重要原因。
　　
　　内卷化增长的新形态
　　
　　迄今，中国经济已历经发展（产出扩展快于劳动投入，单位工作日报酬增加）、迟滞（产出以与劳动投入相同的速率扩展）与内卷（总产出扩展，单位工作日报酬递减；绝对改善，但相对恶化）三个阶段。
　　20世纪40年代末，中国通过新民主主义革命实现了政治独立，阻断了外部干扰，极大地解放了生产力。甚至“为了不再当孙子，可以饿着肚子；为了拥有核子，可以不要裤子”。这样，中国取得了诸多发展中国家根本无法企及的成就――建立了完整的工业体系，研制与生产核弹、卫星、万吨货轮、大型与精密机床、巨型液压机等，这些在当时只有少数发达强国才能做到。可以说，这时的中国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发展中国家。
　　后来，我们在纠正“左”的错误的同时，又出现了“把婴儿和洗澡水一同泼掉”的错误。亦即，在拥抱全球化、参与国际分工的同时极大损坏了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与自主创新体系。因此，与20世纪50年代之前相比，今日中国并没有根本性改善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仍处于国际产业链的低端。中国的现代化建设由此堪虞，我们与印度、巴西、南非等发展中国家一样，先进的或知识密集的生产与消费设施，都需要进口。
　　在国际分工中，中国业已生产了30多年的衬衫，并以8000万件衬衫换回一架波音飞机的贸易条件，消耗了巨额国内资源，积攒起庞大外汇储备，汇集了空前制造能力，实现了旷世经济繁荣。但是，当初日本生产衬衫的历史只有20年，中国有经济学家与相关官员称，中国还要生产30年的衬衫，因为这符合中国的比较利益。很显然，中国在国际分工链条的低端环节，被固化、内卷化。
　　其实，在中国拥抱全球化、参与国际分工的时候，西方已经给中国确定了发展的边界――不冲撞西方的核心利益，不威胁西方主导的国际秩序。为此，用自由贸易与美元资本等组合，将中国限定在现行国际经济秩序之下；通过跨国垄断资本遏制与知识产权约束等组合，来阻止中国产业结构升级，将中国钉死在国际分工的低端；直接施压，或通过中国的相关利益集团，确保中国避免采取任何保护措施（如高关税、高补贴、政府采购等）来支持民族工业的发展。如此，使中国经济一方面形成了对外（资本、技术、品牌、营销、市场、人才、秩序等）高度依赖，即所谓“附庸化”；另一方面形成了对内高度依赖廉价资源、廉价环境、廉价劳力甚至“廉价”主权的道路，也就是“内卷化”。这种在劳动密集型工业固化下的“寻底竞赛”，是中国参与全球化的一个突出后果。
　　一如西方的“丛林法则”，中国自古就有所谓“水体法则”――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虾米吃泥巴。在持续、过度对外开放下，中国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出现了严重的地区发展内卷化态势：一线大城市―大城市―中小城市―乡村，在土地收益、储蓄、人才、政策等关键资源上依次递进蚕食。一线大城市通吃全国；大城市则吃除去一线大城市的全国；中等城市吃比自己更弱的小城市；小城市只有拼命地压榨乡村。由此也形成梯次落后的发展生态。收益向沿海、城市集中，成本向内地、农村转移。沿海城市与发达齐飞，内地农村共落后一色。
　　一线大城市（如北京、上海、广州、深圳）以得天独厚的“天时、地利、人和”条件，获取最高的级差地租，占用最多的国民储蓄，利用最多的行政资源，网络最优秀的国内人才，外引内联，把资产泡沫吹得硕大无比。
　　大城市无法与一线大城市较量，只能蚕食比自己弱的中小城市，用开发区的方式吸引一些外资，但主要是国内企业富人投资。积极推动住房商品化、教育产业化等以吸取城市居民储蓄。如此，虽然不及“北上广”那么豪华奢侈，但也很光鲜亮丽。
　　中小城市依葫芦画瓢，在无法与大城市竞争的前提下，把精力更多花在乡村、农民身上，吸取农村资源与农民储蓄，用出售“城市户口”等方式让富裕的农民掏钱，让未富的农民卖力。
　　如此，农民、农村、农业当然成了水体食物链的最底端，所以便有了“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的呼喊。
　　而我们的工业化，内卷化情形很是严重。中国以极其优惠的政策引进跨国企业，跨国企业携其强大的竞争优势不断挤压国有企业；在无法或难以与跨国企业抗衡的情形下，国有企业为了经济绩效，通过各种手段聚敛公共与市场资源，客观上不断挤压民营企业的成长空间；民营企业更多地只能对比自己更弱的个体经济怒目相向；可怜的个体经济除了自身短兵相接外，只能起早贪黑，做小本买卖，很多挣扎在破产的边缘。
　　在地区内卷化、产业内卷化、城市内卷化的同时，中国境内还出现了危险的身份内卷化。近代开始至新中国成立前，中国的官员一直惧怕洋人，但很会欺压百姓；外战外行，内战内行。现在的情形是，洋人压官员，官员压企业家（目前有颠倒的趋势），企业家压职工；职工压农民工。
　　
　　量的增长与质的停滞
　　
　　透视整个中国社会，社会矛盾突出，紧张对立有所加剧。不只是一般的城市与乡村的对立，沿海与内地的对立，大城市与中小城市的对立；而且出现贫富的对立，阶层的对立，民族的与买办的对立，独立自主与“自我殖民”的对立。这是经济“附庸化”与“内卷化”的必然结果。
　　经济增长的意义在社会发展，社会发展的意义在人的发展。但是，在“见物不见人”的“唯物主义”的作用下，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虽然提高了，但是精神生活水平没有相同比例提高，或趋于停滞甚至恶化。GDP上天，道德落地。物质财富不断膨胀，人文道德日见沦丧。
　　大而不壮，富而不强。中国的经济增长主要不是依靠自主技术革新、管理创新、生产力提高、综合生产要素提升而取得的，而是依靠廉价资源、廉价环境、廉价劳力甚至“廉价”主权而换得的。中国社科院发布《国家竞争力蓝皮书》坦言，过去20年中国经济增长主要依靠资源消耗和投资扩张，特别是房地产业的快速膨胀。作为GDP规模已上升至世界第二位的经济体，中国竞争力仅排在第17位（有放水之嫌），若要使竞争力与GDP排名一致，恐需等到2050年前后。显然，中国的“大块头”相当程度上好似脂肪的堆积，而不是肌肉的强健，更不是大脑的发达，“中国制造”缺乏核心竞争力、缺乏定价权，中国在整个国际秩序中依旧没有什么话语权。
　　传统农业解体，低端工业固化。农业、工业是创造财富的基本部门，健康的社会经济需要不断保护、强化农工实体经济，但是政府“扶助农工”的努力却很不够。农业部门以外就业的高收益，使年轻力壮智高的劳动力从农业中游离出来，纷纷进入承接国际分工的劳动密集型工业。由于科技创新、知识产权、人民币汇率等诸多约束，中国工业几乎被钉死在国际分工的最低端。在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压力下，中国低端工业的利润率日趋降低，相关企业只有通过更大规模的扩张、招收更多的员工、使用军事化管理（如富士康），才能在利润率不断降低的前提下，实现绝对收益的缓慢增加。如此，一方面传统农业因持续失血、缺乏有效维护而逐渐解体，另一方面劳动密集型工业因不断注入廉价劳力而日益强化，农业内卷化被低端工业内卷化所取代。
　　虚拟经济膨胀，实体经济萎缩。资本的本性就是追求利润最大化，资本所遭遇的一大魔咒，就是利润率平均化以及边际利润率的不断降低。但是，贪婪的资本必然会拼命摆脱魔咒，不断提升自己的形态：农业资本→工业资本→商业资本→金融资本，越玩越虚。美国人玩虚拟经济，玩的是全世界。中国人玩只能针对中国人自己，依照内卷化方向前进――精英玩大众，东部玩西部，城市玩乡村，虚拟玩实体。地方政府、开发商与银行“三位一体”疯狂玩起了古老的“土生金”游戏，大搞房地产泡沫，把整个中国置于一个近似于“赌场资本主义”的危险境地。企业纷纷弃实务虚，经济基础薄弱，产业空心化势在必然。
　　经济结构扭曲，地区发展失衡。中国通过特色道路创造了一个奇迹：沿海发达地区像欧洲，内陆贫穷地区似非洲。中国对外开放的最大受益者是沿海地区，尤其是东南沿海。30多年的发展使之与中等发达国家、其大城市与发达国家的城市，没有什么两样。然而，东部沿海的相对发达，很大程度上是以内地经济的相对停滞为代价；沿海地区劳动密集型工业的发达，很大程度上是以整个中国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停滞或毁坏为代价；城市的相对发达，很大程度上是以农村的停滞为代价。而中国经济的繁荣，相当程度上，是以自然与环境资源的破坏、劳动者生命健康的损坏、未来发展的不可持续为代价，另外付出的代价是社会矛盾增加、精神道德沦丧。
　　经济“附庸化”与“内卷化”虽然赢得了一时的经济增长甚或经济繁荣，但本质上这是一种无根基、无后劲的增长与繁荣，它犹如夏日里的玫瑰，一场冰雹即零落成泥。当下，中国不仅遭遇一定程度的“无发展的增长”，同时还不同程度地遭遇“无公平的效率”、“无幸福的改善”、“无和谐的进步”以及“无强盛的繁荣”。胡锦涛总书记在庆祝建党90周年的大会上警告全党：“当前，世情、国情、党情继续发生深刻变化，我国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突出，制约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躲不开，绕不过，必须通过深化改革加以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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