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注美国另类“巧实力”:美国巧实力

　　在经济实力衰落、“军事主义”功效不断打折扣的情形下，美国霸权将愈发依赖“智能帝国主义”这一“软实力”与“巧实力”。 　　 　　长期以来，美国为维护其强权而交织使用两类手段，即“军事主义”以及布热津斯基所倡导的“智能帝国主义”（Intelligent imperialism）。所谓“智能帝国主义”，是指利用不那么直接与明显的暴力方式,来维护与实现美国的利益。其方式主要有：贿赂当地领导人，利用当地领导人的腐败进行讹诈，媒体妖魔化宣传，策划分裂和破坏活动，实行贸易封锁和制裁，国家政变。为节约战争成本，布热津斯基的策略更多使用讹诈和秘密行动这两种手段。如今，在经济实力衰落、“军事主义”功效不断打折扣的情形下，美国霸权将愈发依赖“智能帝国主义”这一“软实力”与“巧实力”。近年来，美国不断强化“智能”建设，在全世界编织了一张纵横交错、立体交叉的信息网，掌握着各国官员的腐败信息（尤其是境外账户）。
　　
　　 “智能帝国主义”的运用与强化
　　
　　苏联解体后，美国金融机构积极参与或直接协助一些俄罗斯腐败官员洗钱。美国在掌握俄政府高官大量腐败把柄后，逼迫俄政府做出多种战略性让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在原苏东地区策动一系列的“颜色革命”，而成功的主要原因，就是利用相关国家政要的腐败做文章。在经济转型过程中，一些国家的“关键人物”从私有化中大发横财，而其海外账户无不攥在美国人的手中。美国人借机行事，一面煽动“街头政治”，一面向政要们施压，由此成功完成“颜色革命”。
　　对众多发展中国家的政要，美国普遍采取收买与控制的手法。在美国的收买下，一些拉美国家的政要只能对美国的“经济自由化”建议言听计从，放弃政府对国际金融资本流动的监管，任凭外资并购国有企业，控制银行、石油等重要行业。而这些腐败政要把贪腐得来的巨额资产转移到国外，很多都是花旗等美资银行协助完成的，美国对于这些账户一清二楚。最终，这些政要无一不成为美国手中的玩偶。
　　早在1977年，美国国会就以遏制跨国公司海外行贿为名出台了《海外反腐败法》（FCPA）。而后，便通过对FCPA有选择地使用，逐渐使其成为强权的新大棒，即：凡是与美国相关的经济主体一旦被怀疑有腐败行为，便可援此法律制裁，而裁量权掌握在美国手里。美国经常以“向腐败开战，要求良政”为借口，干涉他国内政。
　　9.11事件之后，美国对总部位于布鲁塞尔的“环球同业银行金融电讯协会”（SWIFT）施以高压，打破了国际金融界准则，做出了一个“严重违反行规的举动”，即美国通过SWIFT监控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近8000家金融机构的交易情况，这一秘密项目由美国财政部主管并由中央情报局操作。这是2006年6月由美国《纽约时报》等主流媒体几乎同时曝光的“惊天秘密”。鉴于多数国家的绝大多数银行都加入了SWIFT系统，因此，全球任何一个个人、组织或公司的银行交易情况，都有可能被美国情报机构“偷窥”。此外，冷战时期建立的代号为“梯队”的全球监视系统，如今被美国国家安全局用来搜寻关于武器扩散、洗钱和公司行贿等方面的情报。
　　长期以来，瑞士有着当今世界最严格的银行保密制度，存放着世界1/4的个人财富。多年来，包括德法等多国一直努力试图得到瑞士银行相关账户资料，都没有成功。2007年次贷危机爆发后，美国政府以打击避税为名，通过提起司法调查等强硬手段，强行撬开了当今世界“最安全的保险柜”。2009年8月，瑞士银行巨头瑞银集团同意向美国政府提交4000多个账户细节。2010年6月，瑞士议会通过了与银行保密制度“说再见”的协议。如此，那些多年隐藏在瑞士银行的账户，对美国而言就不再是秘密。而瑞士以外的其他“避税天堂”，早就被美国逐一拿下，对美国已无密可保。
　　美国大公司与政府关系密切由来已久，大公司通常都会在华盛顿设立政府关系部，专门从事与联邦政府以及立法机构的联络和沟通。冷战结束后，美国很快将“维护美国经济安全”作为政府情报工作的新重点。1993年，美国成立了“国家经济委员会”，把情报支持扩大到商业组织。Google在互联网搜索中的霸主地位以及其强大技术服务能力，一直是美国情报机构所倚重的。原先Google与政府的合作比较隐蔽，在中国市场遇挫后，Google干脆公开与政府联手，为美国情报机构提供情报以及网络安全保障。
　　
　　官员腐败，西方借此敲打中国
　　
　　腐败于人是恶，于国是祸。近代以来，中国官员腐败不仅使其丧尽民心，而且成为列强不断对华进行敲打与讹诈的把柄。
　　晚清吏治恶性腐败，政以贿成，官以价论，刑以钱免。末代皇帝溥仪《我的前半生》一书中就记载，担任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的奕?，仅在英商汇丰银行就存储120万两贪腐得来的钱财。英国等西方列强针对奕?的贪腐进行引诱与要挟，不断进行讹诈，这位庆亲王“以办卖国外交和卖官鬻爵而出名”。
　　南京政府统治时期显然继承了晚清贪腐遗风，“无官不贪,有吏皆污”。费正清认为，中国国民党的腐败和无能使它彻底丧失人心，可谓“抢尽了资财，失尽了人心”。在孔祥熙担任中央银行总裁及财政部长任内,公开揭露孔祥熙的贪污美金公债案，累计1150余万美元。宋孔两大家族敛取的钱财，基本都存放在美国。掌握国民党政府经济运营大权的宋氏家族,更是借机大发国难财。1983年美国公开了联邦调查局1943年关于中国使用美国贷款的调查报告,其中这样写道：“宋氏家族对中国经济具有极大的影响力,他们对金钱的欲望更超过对政治的欲望,美国5亿美元贷款中相当一部分已经装入了宋氏家族的腰包。”对国民党政要腐败了如指掌，也是美国能操控国民政府的重要原因。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老百姓真正体验到了“官吏清则海宇平”的古训。随着改革开放，跨国公司把新的科技、管理带进中国的同时，也把很多更新的、更隐蔽的贿赂手段带到了中国。更为复杂的是，跨国公司商业行贿在前，美国情报人员则紧随其后，有时甚至不分彼此，对中国官员实施“钓鱼”腐败。在贪腐官员自认为“神不知、鬼不觉”欣欣然接受跨国贿赂、在海外开设秘密账户的同时，这些官员的资料都进入了美国情报机构的数据库，成为未来、有的甚至就是当下敲打、讹诈中国的把柄。美国掌握了不少中国高官的贪腐和洗钱痛脚，谁不听话，就将材料抖出来，成为美国操控中国的重要手段。资料显示，昔日中国“运十”下马，大飞机梦断，很大程度上就是美国“钓鱼”腐败的结果。
　　
　　完美的“洋贿赂”，肆虐的“爱资病”
　　
　　外资搞“洋腐败”手段之多，下手之狠，对象之准，令人叹为观止。“驻京办”成为中国地方政府“跑部钱进”的据点，中央与地方关系的“润滑剂”，在国内强大舆论压力下，中央勒令清理“驻京办”。但是，跨国公司本身（或在华商会）的“跑部钱进”与“润滑活动”则有增无减，在广州、杭州等地开设联谊机构，往往是融会议、休闲、娱乐与购物于一体，免费向相关部门（官员和家属）提供服务与“纪念品”。这只是用来加强联络，此后的出访出游、子女海外读书就业、境外账户等“洋贿赂”蜂拥而至，如此将一些部门整建制、成系列（如“郭京毅窝案”）拖下水，让其制定对跨国公司有利的政策甚至法律。
　　2003年12月昆明“沃尔玛案”，2004年4月“朗讯案”，2005年5月“德普案”，2006年11月“IBM案”，2007年8月“家乐福案”，2008年底“西门子案”，2009年8月美国“CCI案”，2010年3月“戴姆勒案”，等等，跨国公司轮番进入中国商业贿赂名单，大大超出了人们的想象。据南开大学调查，被调查的一半以上的跨国公司表示，为开拓市场，曾有过商业贿赂行为。国内民间经济分析机构安邦集团公布的研究报告显示：跨国企业在华行贿事件一直呈上升趋势，中国在10年内至少调查了50万件腐败事件，其中64%与国际贸易和外商有关。
　　外企在中国行贿案件近几年来一直在上升，而且这些“洋腐败”案件相比“土腐败”案件来说，查处难度更大。例如，通过多次关联交易行贿，其复杂程度，即使专业律师或执法机构也会望而却步。破获、揭露“洋腐败”在技术上本身就是一个高难度行为。洋贿赂在华大行其道，中方近乎束手无策。更令人不解的是，美国依据《海外反腐败法》，“揭露”一个又一个跨国企业在华贿赂案件，个个铁证如山，而中方竟然保持沉默；或由涉案当事方辩解“根本没有此事”――哪有做贼的自己承认是贼！如此滑稽戏竟然一演再演。一边是积极布局，有序进攻，而另一边则是闭目塞听，保持沉默。无怪乎业内人士称跨国公司的商业贿赂为“完美贿赂”。
　　多年来，跨国公司在华要风得风，要雨得雨，要进一步开放就有进一步开放。民间流传的解释是，中国官员得了“爱资病”。然而，中国官员为何偏偏青睐外资而忽略中资呢？
　　一是实际需要。改革开放初期，中国民用技术与管理落后，资金紧缺，外资带来先进的技术、管理，充裕的资金，时髦的理念，使中国“焕然一新”，经济（集中表现为GDP）蒸蒸日上，市场不断繁荣。如此，以一定而适度的“超国民待遇”来吸引“先进的生产力”，可以理解。但是，伴随着中国科技、管理以及居民储蓄水平的提高，外资在中国布局越来越广且越来越深，对中国社会经济的负面作用越来越大――控制中国越来越多的行业、垄断核心技术与瓜分主要利润、挤压民族资本的发展空间、大肆进行商业贿赂与偷税漏税、侵犯中国的知识产权、遏制中国的自主创新、影响中国的决策立法等不一而足，中国利用外资的战略正越来越被外资所利用。
　　二是情感驱使。鸦片战争后一百多年时间里，西方将中国相当一部分“社会精英”给彻底征服了。一些官员对外资、特别是美资媚骨到无以复加地步。例如，2005年Google进入中国，没有营业执照，没有纳税证明，没有银行账户，就开始在中国收钱，逃了四五年的税。此外，有关该公司的“色情门”、“地图门”、“版权门”、“辱华门”等臭不可闻，对抗中国政府、无视中国法律、蔑视中国大众等劣迹斑斑。但是，对于这样一个与美国情报机构有着紧密合作的美国公司，中国相关部门却以无比大度与无限热情，想方设法，不惜牺牲法律与政策的威严，帮助它成功。然而，傲慢与骄奢的Google，最终业绩还是不好，退出中国内地时反而倒打一耙，狠狠咬了中国一口。这恰如胡士泰等人给中国钢铁行业造成巨大损失一样，都是与中国一些官员对外资娇惯与放纵有着密切的关系。
　　三是利害关联，这也是最关键的。一位外企业内人士称，初进中国市场时，一般付出的“娱乐费用”约为该项合同涉及金额的5%～7%左右。可是，这个支出比例很快便失灵了。“娱乐费用”改成了“市场费用”，其比例迅速攀升到10%左右，从目前趋势来看还要上升。常人不难想见，引进外资是一个多么收益丰厚的“宏伟事业”。
　　我们原以为，引进外资是政府部门发展中国经济、促进中国生产力进步的高尚行为。然而，一系列的“洋贿赂”，一个接一个的“官员腐败”，越来越印证一个简单的逻辑――很多官员引进外资的持续巨大热情有着强烈的利己（个人、集团或部门）动机，可谓“无利不起早”。与外商打交道，油水多之又多，风险少之又少。中国市场、也是国际市场一个重要的潜规则――“10%法则”，即项目回扣占总业务额的10%；交易额特别巨大，比如购买美国“两房”债券，也有3%的回扣；等等，这都是国际市场“公开的秘密”。世界银行的报告认为，每年发展中国家进口贸易总金额的5%流向了当地的腐败官员。这只是一部分“固定收益”，此外还有巨大的“额外收益”，就是“洋贿赂”、“完美贿赂”。
　　于是，以下现象的出现就不足为怪了：有人高唱“在华外资企业就是中资企业”；以不到市场价1/10的价格就把银行卖给外国人；一大批国有企业为跨国公司“定向破产”；不惜代价引进境外战略投资者；“把评级业交给穆迪”；让美国会计师事务所来“补充审计”；剥离所有坏账后，让20%股份获得100%的经营权；西方经济危机时第一要求就是政府采购必须购买国货，2008年中国政府投入四万亿元巨资刺激经济，但很多部门在采购设备时，却优先照顾外企而歧视国货；等等，一系列在国际关系史、世界经济史上闻所未闻的“开放事件”在中国持续上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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