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一个民族的血液流淌下去|流淌的血液

　　今年6月初，温家宝总理对蒙古国进行了正式访问。蒙古国总理巴特包勒德认为，温家宝此访将对两国睦邻互信伙伴关系迈上新台阶具有很大贡献。蒙古国驻华大使也表示，“目前蒙中合作关系是历史上最好的时期”。在促进中蒙关系发展的因素中，文化交流不可或缺，跨中蒙国界而居、有着共同历史和文化的蒙古族，更成为两国的精神纽带。2005年，中蒙两国联合成功申报蒙古长调成为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对生活在中蒙两国以及分布在世界各地的所有蒙古族来说，都是一件大事。
　　
　　明智与艰难的申遗过程
　　
　　2004年7月，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关于支持鼓励就同一民族文化遗产实行两国或多国联合申报的方针，中国政府主动向蒙古国政府正式表达了联合申报蒙古族长调民歌为“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的建议。
　　“2003年，蒙古国曾经单独申请马头琴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为中国为长调申遗提供了一个启示。”时任中国驻蒙古大使高树茂说：“2005年，蒙古国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出长调申遗，中国也在同年提出了申请。”
　　蒙古国起初对中国的建议并不积极。中方两次向蒙古国发出邀请，建议在北京或双方认为合适的地点就联合申报工作进行协商，并对两国申报文本进行合成。但蒙古国方面因为种种原因未派联合申报考察团来华，联合申报工作曾一度陷入困境。
　　联合申报是两国文化交流史上的大事。中国的主管部门文化部专门召开部长办公会，部署推动联合申报工作的具体措施，通过多种渠道和多种方式积极同蒙方协调。文化部外联局负责人利用出席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会议的机会，专门拜会了该组织文化助理总干事，并通报了中蒙联合申报的意愿。经中方努力，教科文组织同意将两国联合申报文件递交时间推迟到2005年6月底。
　　与此同时，高树茂大使同蒙古国文化部长积极联系。多方努力下，两国最终达成协议，蒙古国同意派团来华考察。2005年4月，蒙古国联合申报考察团访问中国。蒙古国考察团高度评价我国对长调的保护工作，认为两国联合申报理由充分。两国的联合申报之路正式展开。
　　“蒙古国时任文化部长查干先生与蒙古国的议会议员、政府官员以及长调专家等进行了广泛的接触，给了中国政府一个非常积极的答复。”高树茂说：“查干先生在任期内完成了这次联合申遗，为促进中蒙两国人民的相互了解和友谊做出了历史贡献。我要特别指出，蒙古国的申请在前，中国的申请在后，蒙古国能停下来跟中国一起联合申遗，表现出了他们的姿态。”
　　2005年6月上旬，文化部组派中方工作组赴乌兰巴托与蒙方展开双方联合申报及联合申报文本合成工作。6月7日，双方终于签署联合申遗协议书，随后两国在规定时间内将联合申报文本送达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并最终促成联合申报成功。
　　
　　长调歌王50年艺术人生
　　
　　每次被问及何为长调，被人们称为第二代蒙古歌王、已经从事50年长调艺术舞台表演和研究的拉苏荣教授都会回答同一句话：“长调是流淌在蒙古族人血液中的DNA。”这看似简单的定义至少包括三个涵义：长调特有的韵律和节奏在蒙古族形成之初即已存在，其雏形甚至早于蒙古族文字和语言，并历经千余年一辈辈口传心授沿袭下来，这节奏和韵律只有蒙古族人熟悉，并能将它传唱；长调必须用蒙古语演唱；长调的产生和延续与蒙古族特有的草原环境和游牧生活方式息息相关。
　　高树茂大使对于拉苏荣为长调艺术所做的贡献给予了很高评价，而这正是中蒙联合申遗得以成功的基础：“一方面，作为长调艺术歌唱家的拉苏荣，身体力行地把长调在中国发扬光大了。另一方面，作为长调音乐理论家的拉苏荣，一直在以研究和记录的方式让长调得以维护，他把中国长调表演艺术家的生平和理论记录下来，并将之进一步推广。”
　　按照事先的约定，我在中国民族歌舞团附近的地方等待拉苏荣先生。这是6月初一天中最热的时候，这位63岁的老艺术家一边急促地沿着马路走来，一边左右张望。宽阔的额头、长而线条明朗的脸廓、高而直的鼻梁、微微耸起的颧骨，看得出这是个耿直而执着的人。找见我，他眼中又散发出一种智慧的光彩。
　　拉苏荣大步走在前头，我紧跟着，拐过一个街口，拉苏荣的夫人周秉建正在一家蒙古餐馆前等着。我知道她是周恩来总理的侄女。她面带微笑，温和而随意地招呼我，竟好像老熟人一般。餐馆的服务员热情地用蒙语招呼他们，夫妇俩显然是这里的常客。在包间门口，我谦让周夫人，她一把把我推进屋，说：“到了这儿就跟进了蒙古包一样。”语气之亲切，让我觉得说一声谢谢都显多余。
　　很快，羊肉包子、酸奶、炒米都端了上来。我跟两位长者聊起今年5月我穿越内蒙古库布其沙漠的事情。那几乎正是拉苏荣的家乡。1947年6月的一天，拉苏荣的母亲于放牧时，在鄂尔多斯高原杭锦旗的草原上，黄花盛开的柠条闯将他生下。“拉苏荣”，是蒙语“天智”的意思。
　　凭借自己的音乐天赋，13岁时拉苏荣就被招募到杭锦旗的乌兰牧骑登台演出。1962年，拉苏荣进入内蒙古艺术学校学习，之后又曾在中国音乐学院进修。哈扎布、昭那斯图、宝音德力格尔、色拉西等著名长调艺术家都曾成为拉苏荣的老师。1965年，拉苏荣随慰问团赴新疆演出，一曲《乌珠穆沁团尾马》唱毕，坐在台下的乌兰夫主席兴奋地说：“小哈扎布培养出来了!”毕业后，拉苏荣重归乌兰牧骑，奔走内蒙各地，从此声名远播。
　　几十年中，拉苏荣跑遍了内蒙古自治区的所有旗县和全国几乎全部的省市自治区，出访过20多个国家和地区。1991年，拉苏荣获文化部人事部授予的全国文化系统先进工作者称号。50年来，拉苏荣参加的文艺演出数以几千计，并多次在全国性重大文艺演出中获国家级大奖。党和国家的三代领导人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等都看过他的演出。如今，拉苏荣早已是国家一级演员。
　　拉苏荣拜师长调大师哈扎布的故事一直被人们传为佳话。哈扎布在长调上的地位有多高?乌兰夫主席尊称其为“人民的歌唱家”，内蒙古百姓封其为“歌神”，内蒙古自治区还在1995年授予他“歌王”称号。年轻的拉苏荣最初拜师哈扎布时，哈扎布不置可否。“文革”开始后，哈扎布被带走，他房内的唱片如落叶般满地翻滚，被人踩踏。拉苏荣冒险偷出这些唱片。十年间，他就拜这些唱片为师。当哈扎布重获新生，拉苏荣再提当年求师夙愿，并在哈扎布面前一展歌喉，唱的都是唱片里的歌。“别人都骂我，你却偷偷学我……”哈扎布终于含泪点头，拉苏荣遂成哈扎布复出后收下的第一个弟子，并被恩师赞许为“群雁中的头雁。”
　　幸得蒙古族三位大师真传，唱长调50年，拉苏荣与俄罗斯的杜古尔达希耶夫、蒙古国的江格德并列亚洲蒙古族三大男高音美誉。拉苏荣还出版了论述长调的专著《论蒙古族长调牧歌》、《蒙 古族民歌演唱原理》，为长调音乐的记录、理论传承做出了巨大贡献。1993年至2001年，拉苏荣又以蒙文为恩师作传，《哈扎布传》、《宝音德力格尔传》、《我的老师昭那斯图》三部著作弥补了长调爱好者对于三位长调大师只闻其声，不知其人的遗憾。其中，《哈扎布传》更使许多人认识到这位长调大师的国宝级价值。
　　
　　最接近自然的声音
　　
　　许多人都说：蒙古长调是最接近自然的声音。
　　席慕容曾对长调作过细致动人的描述。1996年，拉苏荣引荐她拜访哈扎布大师。诗人写道：“他的歌声横过草原，天上的云忘了移动，地上的风忘了呼吸……毡房里火炉旁的老人忽然间想起过去的时光，草地上挤牛奶的少女忽然间忘记置身何处；所有的心，所有的灵魂都跟随着他的歌声在旷野里上下回旋飞翔，久久不肯回来……。”
　　在蒙古语中，长调称“乌日图道”，意即长歌，是相对短歌而言。除指曲调悠长外，还有历史久远之意，据拉苏荣介绍，长调的产生距今已有上千年历史。
　　“早在狩猎文明时期就有了长调的雏形。”拉苏荣说：“那时候人们要互相传递打猎的消息，就需要相互呼喊。由于相隔路途遥远，声音就需要大而悠长。”
　　当蒙古族进入草原开始游牧文明时，长调又有了新的发展，并最终成为现在人们熟悉的艺术形式。长调音乐中那一串串的颤音便是马背民族在马背上颠簸时的美妙创造。
　　长调有着悠长而庄严的旋律、繁复的波折音和只可意会的内在节奏，一般为四句歌词，上、下各两句，分两遍唱完。长调赞颂自然、讴歌母爱、礼赞生命、诉说爱情，内容往往庄重严肃，绝无媚俗轻浮。其歌腔舒展，字少腔长，悠远的拖音加上起伏的颤音，有的豪放，有的忧伤，听者自觉独自在苍茫的草原和大漠中，只听见风声和马蹄声，在一种庄严的孤独中虔诚地沉醉过去。
　　这种美妙而神秘的体验正是源于原原本本的自然，源于一个寂寞而敏感的民族对于这自然的纤细的知觉。
　　“长调是唱给大自然，唱给苍天大地，牛羊、骆驼、马，小溪、山川听的。”说到这里，拉苏荣眯起眼睛，就仿佛回到草原，他向我描述着蒙古民族的寂寞：“在大草原上，我骑着一匹马，赶着一群羊、一群牛，在大草原上，谁听我的歌呢?只有山川草原，牛羊驼马。”
　　“长调的节奏就是心跳。”拉苏荣说。听过长调却对其不甚了解的人往往认为长调没有节奏，拉苏荣给出了这个看似浪漫，却实为科学的解释：“从这个山头骑马跑到那个山坡，然后把马的缰绳一拉，在这个地方就画上小节线。长调的节奏是一种模糊节奏，但是蒙古人自己知道。蒙古人的心理节奏只有蒙古人知道。”
　　
　　文化遗产的传承与保护
　　
　　有相当长一段时间，长调面临着令人忧虑的传承困境。2006年12月5日，中国文化部和蒙古国教育文化科技部在呼和浩特共同举办了联合保护蒙古族长调民歌协调会。这标志着中蒙两国联合申遗成功后，两国政府共同制订的十年蒙古族长调民歌保护计划正式开始实施。
　　计划内容包括：成立两国专家联合工作组；联合开展长调民歌田野调查，联合开展关于长调的历史沿革、文化表现形态的保护应用研究；制定传承机制和标准，确定传承人名录，培养新一代传承人，建立长调数据库；联合开展长调展演，等等。
　　拉苏荣对于保护长调有共自己的看法。事实上，生态环境的破坏和蒙古族生产方式的改变是长调传承发展面临的真正困境。当草原文明向农耕文明、工业文明迈进时，长调赖以生存的宽广沃土正日遭萎缩。而生产方式的变更直接影响了蒙古族年轻人的生活方式。他们陌生于用泥巴盘灶、用牛粪生火，也不熟悉煮奶茶的细节和端茶的礼节。社会形态的变化又使母语音乐从单一走向多元。转型期的蒙古孩子对母语音乐也产生了疏离感，甚至对母语本身也已经陌生。
　　“草原成了沙漠，而库布其沙漠的西头已经快成戈壁滩。长调是唱给大自然听的，大自然被破坏成这样，我们又唱给谁听呢?”拉苏荣说：“蒙古语言文字是蒙古文化的载体。如果蒙古语言和蒙古文字都成了边缘文化了，那还说什么弘扬蒙古文化?”
　　所以拉苏荣郑重提出，保护长调一定要和其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和语言载体一起保护。“我最近的行动是自己在库布其种树，一共有九万棵树苗，取名长调林。”
　　事实上，由于经济背景和发展阶段的差异性，中蒙两国现今在长调保护和传承方面的困难截然不同，但是解决问题的方法却可以互补。中国能够保证对于长调保护传承工作的投入，但长调的精神内核正跟它赖以生存的生态文化环境一样面临着衰败的危险，而在蒙古国则似乎正好相反，那里还有40％的蒙古人保留着游牧的生活方式。因此，中蒙两国在长调的传承保护上仍然需要密切合作。
　　“一个非物质文化遗产，由两个国家联合申办，这体现出一种跨国界的合作，这是与邻为伴、与邻为善的中国政策的一种实践。”高树茂说：“长调作为一个有价值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艺术形式，同时属于中国和蒙古。两国的学者、音乐艺术家、仁人志士都要共同维护长调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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