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场:地震之殇】四川地震之殇

　　1月12日这天早晨,太阳照常升起,迅速把炽热传播给在海地生活的每一个人,无论老百姓还是工作在这里的中国维和警察,没有任何不祥的预兆。 　　然而,一场巨大的灾难正悄悄向人们逼近。下午,四名中国公安部赴海地维和工作组人员和四名中国驻海地维和警察,一起走进联合国海地稳定特派团(联海团)办公大楼,和联海团的正、副代表坐在一起商谈工作。下午4点,太子港正迎来一天中最热闹的时候。学校虽然已经放学,但大多数学生还挤在学校,做功课或是玩耍。集市更是摩肩接踵,小贩把每一个顾客都当成今天的最后一笔生意,招呼得格外起劲。碰巧在海地出席会议的加拿大作家达尼•拉费里埃信步踱出酒店,他发现:“每天到了这个时候,海地的街道总是拥挤不堪。”此时,位于东半球的北京,悄悄迎来13号的拂晓。
　　
　　09年的好运戛然而止
　　
　　对饱受苦难的海地人来说,刚刚过去的2009年,是个充满希望和好运的年份。
　　2008年,春天。石油和粮食价格好像约好了似地,?着劲涨个不停,把贫穷的海地折磨得死去活来。在太子港和其他主要城市,愤怒的居民走上街头,洗劫商铺,焚烧汽车。在风暴中,海地总理雅克•爱德华•亚历克西被议会摘去乌纱,假如没有联合国紧急调运的国际援助,总统勒内•普雷瓦尔的下场,也不会更好。
　　夏天,一连串的飓风光临海地。许多地方,农作物和牲畜被席卷一空,道路破坏殆尽,人们只能依靠毛驴代步,经济损失高达10亿美元。
　　秋天,从美国开始的金融危机没有放过这个贫穷的岛国。许多跑到美国和加拿大打工的海地人朝不保夕,或者干脆失业,已经没办法像往年一样给亲人寄回美元贴补家用――早被排斥在世界经济体系之外的海地,仍然受到了经济全球化的牵连,这真是21世纪的黑色幽默。
　　谢天谢地,熬过了2008年,海地人终于在2009年看到一线回归正常的曙光。总的来说,这一年还算风调雨顺,虽然夏天仍有飓风光顾,但粮食生产未受重大影响,再加上纺织品(国家主要出口商品)出口回升,海地经济居然取得2%的小小增长,通货膨胀率也降到5.1%的水平。这一年,在联合国发展署开列的全球182个国家和地区经济水平排名表上,海地的位置悄悄地向前挪了一小步(从149名上升到146名)。由于粮食丰收,海地国内因为缺粮而产生的“不安定人口”数量,也从2008年的330万下降到190万。
　　2009年,海地好消息接连不断。几个主要债权国慷慨宣布,不但9.3亿欧元债务(占海地外债的70%)一笔勾销,另外追加2.16亿欧元、为期两年的新借款。合同规定,新借款将主要用于海地基础建设,刺激农业生产,以及健康、教育和环境保护。无疑,新输入的大笔资金,还能帮助海地解决一部分就业问题,真是从天而降的喜讯……然而谁也不会想到,2009年的好运气,会在2010年的第一个月戛然而止。
　　1月12日下午4点53分,达尼•拉费里埃走进酒店附近的一家饭馆,准备好好品尝当地美味。一声巨响,把他吓了一跳:“我以为厨房发生了煤气爆炸。”他回忆说:“但是马上发现,大地正在起劲儿地晃动。我跑到外面,趴到地上。大地猛烈地摇动,就象一张薄薄的纸片,足足持续了一分钟。我觉得大地仿佛已经裂开,我们正在滑进地狱……那一刻,大地就像疯了一样。”一场里氏7.3级的大地震,突然袭击了海地。
　　
　　当灾害与贫困叠加在一起
　　
　　次日黄昏时分,新华社驻多米尼加记者胡加齐,终于赶到多米尼加和海地的边境。海地只是半个“岛国”,和多米尼加共和国共同分享伊斯帕尼奥拉岛,海地在岛的西端,多米尼加在东端,两国并不漫长的边境线一度非常紧张。
　　引起紧张的原因是偷渡。因为贫困,平均每年有1.2万海地人离开家乡。从太子港出发,只要一个多小时就能走到边境,走陆路因此成为偷渡者、尤其是兜里缺钱的偷渡者的第一选择。傍上个穷邻居的多米尼加,不幸成为海地非法移民的重要中转站。更加不幸的是,多米尼加自己也不富裕,失业率一直居高不下,大量涌入的非法移民加重了它的负担,边境线上一度多次发生枪杀偷渡者的悲剧。海地和多米尼加的关系,直到“幸运的2009年”才重新变得缓和。
　　走到边境小镇吉玛尼,胡加齐过不去了。平常的日子,过境通道每天晚上都会关闭,地震以后为了方便救援,多米尼加很够意思地宣布边境全天开放。不过,一名工作人员还是劝他:前面路黑,情况不明,时有抢劫发生,“你最好明天起个大早再赶过去”。虽然距离地震已经整整24小时,胡加齐对边境线那一头发生的事情,仍然只有一些道听途说的消息:“到现在为止,海地的通讯已经完全瘫痪。电话、手机、网络都没有,我们一直跟(中国驻海地)防暴队、华侨华人和中资机构联系,但是电话都打不通……不知道里面怎么回事,我们也很着急。”假如有人在这个时候试着去拨海地的电话号码,话筒另一头的语音提示出人意料地“体贴到位”:您所拨打的地区发生地震,受此影响电话暂时无法接通,请您稍后再拨――不过有知情人透露,因为基础设施太差,海地的固定电话,平常也很难拨通。
　　在海地,眼前的一切让加拿大作家达尼•拉费里埃目瞪口呆:“总统府和18个部长的办公大楼只剩了断壁残垣。那些殖民地时代的老建筑,当地人一直以为它们可以和世界同朽,现在就像挨过一颗重磅炸弹,凄凉地倒在尘埃中。人们涌上大街,个个都像梦游。”当余震发生的时候,一幢建筑在达尼•拉费里埃眼前轰然倒地,“就像扑克牌搭的一样弱不禁风”。
　　“太子港的建筑,大体上可以分成三种类型:来自殖民地时代的老建筑,大都有两百年以上的历史,是精美的建筑遗产。第二类是20世纪以后兴建的现代建筑,主体结构是钢筋混凝土。此外就是穷人住的棚户区,大多建在山坡下面。”法国建筑学家帕特里克•库隆贝尔对《世界报》记者这样介绍:“和许多人想的不一样,地震时最危险的建筑,反倒不是棚户区的窝棚。因为缺钱,主人使不起好材料,搭成的窝棚一般很低,‘建筑材料’也偏轻,所以伤亡比例反而不高。”最危险的建筑,来自那些“貌似结实”的钢筋混凝土大楼。库隆贝尔曾在海地做过考察,他对海地今天的悲剧早有预感:“修建钢筋混凝土建筑需要高度熟练的建筑技师和工人,但是在海地,手艺好的人早就找机会去国外谋生了,留在国内的都是些混饭吃的家伙。”2008年,佩蒂翁维尔(太子港周边城市)一座学校突然坍塌,海地政府邀请库隆贝尔现场“会诊”:“我把调查范围扩大以后惊讶地发现,这个国家至少60%的建筑,既没有坚固的地基,质量也粗糙怕人。”
　　在海地,当自然灾害与贫困现实叠加在一起的时候,后果往往被成倍放大。遗憾的是,每一次发生在海地的自然灾害,注定逃不过贫困现实的叠加效应。
　　
　　失败的独立者
　　
　　与海地只隔一条边境线的多米尼加,地震以后成为进入灾区的重要通道。在胡加齐挺进太子港后的第三天,美国《时代》周刊记者杰伊•牛顿―斯莫尔,也来到边境小镇吉玛尼。
　　她看到的救援场面堪称豪华。“三架美国黑鹰直升机从我头上呼啸而过,起落架已经放下,看样子准备随时着陆。”来到吉玛尼,杰伊•牛顿―斯莫尔和刚才看到的三架“黑鹰”不期而遇:“直升机着陆了,32名美国传教士从机舱里跳出来,他们刚刚从灾区撤出来,却穿得整整齐齐,干干净净。只见他们站在‘黑鹰’前噼里啪啦地拍照片留念,活像一群旅游大巴的观光客。”杰伊•牛顿-斯莫尔看到的“黑鹰”,来自多米尼加圣伊西德罗空军基地,地震发生以后第一批赶到灾区的美军救援人员就从这里起飞。在搭救出32名传教士之前,已经有三名重伤的美国驻海地使馆雇员成功撤离。即使在灾难中,拥有丰富资源可以调动的发达国家,仍然享有特殊的“优先权”。
　　越过边境,杰伊•牛顿―斯莫尔好像到了另一个世界。她在报道中写道:“在多米尼加这一侧,绿色的山脉连绵起伏,像棉花一样雪白的云朵在山顶盘旋,公路两旁丛林环绕,野生动物不时窜到车前。一旦跨进海地,森林一下子消失了,我们仿佛来到生命的荒漠。大树被齐根砍断,到处都是荒山秃岭。汽车驶过,灰尘遮天。”然而,这样凄凉的景象,却又不是完全拜地震所赐。
　　很少有人知道,今天这个极度贫困的国家,300年前也曾尝过辉煌的滋味。16世纪,伊斯帕尼奥拉岛被西班牙探险家发现,他们从当地人的土话里借了一个词Ayiti(遍布高山的土地),算是给地理新发现起了名字。17世纪,法国人占领这里,着力经营咖啡和甘蔗,并把Ayiti改称“圣―多米尼克”。到17世纪末法国大革命爆发前,圣―多米尼克的蔗糖产量稳居世界蔗糖总产量的3/4,在殖民者的眼里,这个不大的小岛真是不折不扣的聚宝盆。
　　聚宝盆里的滚滚财富,来自非洲黑奴的血汗。在圣―多米尼克,三万白人和三万混血人掌握着财富,白人更是拥有绝对的权力;50万黑奴终日在种植园劳作。每年,还有大约五万名黑奴从非洲大陆源源补充,用生命为宗主国延续财富的神话。1790年,奴隶们在杜桑•卢维杜尔的率领下揭竿而起,终于在1804年建立起拉丁美洲第一个独立国家――海地。不过,海地人的生活没有随着独立有所好转。
　　因为不愿意“在昔日当牛做马的甘蔗田里继续受罪”,解放了的奴隶把种植园付之一炬,重新操起非洲老家的手艺,打算靠自给自足的农耕生活养活自己。粗放式的原始耕作广种薄收,他们只好不断放火毁林、开荒种地,这样才能勉强填饱肚皮。放火烧荒的传统持续到20世纪,海地自然资源遭到毁灭性破坏。长期的奴役生活让黑奴解放之后仍然对过去的主子怀有极强的敌意,他们在1805年5月通过的宪法里明确写道:“所有白人,无论来自哪个国家,都不准以所谓‘主人’和‘所有者’的身份踏上这片土地。他们在任何时候,都无权从这里获得任何‘所有权’。”财源广进的种植园经济一去不返,强烈的敌对心态让海地人锁紧国门。在国内,白人大多离去,社会开始分化成两大阶级:有文化的,经济基础雄厚的,原来属于社会上层的混血人群;还有刚刚获得解放的,毫无文化的奴隶的后代。前者人少,对西方世界心存向往的同时,还对失去的乐园耿耿于怀;后者人多,坚持“贫困的独立”,200年前造成的阶级对立,今天仍然深深影响社会的稳定。
　　海地的独立之路,难以称得上成功。独立伊始,国家就陷入内乱。在200多年的历史上,海地拥有的和平时间不超过1/4世纪,它经历过国家分裂(1806～1820年,海地分裂成南北两个国家)、军事政变(1843年后,政府不断被军事领袖颠覆)、外国军事占领(1915～1934年,海地被美国控制)和家族独裁(1957～1986年,海地被杜瓦利埃家族控制)――一个国家所能想到的动乱方式,海地几乎都有体验。1991年,岛国终于迎来历史上第一个民选总统――让―贝特朗•阿里斯蒂德,几个月后就被军事政变赶走,直到1994年重新就任。1996年任满下台后他于2000年再度当选,又于2004年在剧烈的社会震荡中辞职,海地陷入更大的混乱。同年4月,联合国安理会通过决议,联海团成为稳定海地局势最大的配重砝码。
　　
　　海地还有希望
　　
　　地震后的海地,满目疮痍。入夜,海地陷入黑暗,只有偶尔驶过的汽车,投射出雪亮的光柱。在太子港的一些街道,开始响起零星的枪声。“在这个国家,枪声就是社会稳定的晴雨表。”杰伊•牛顿―斯莫尔在报道中写道:“每逢社会动荡,总有枪声响起。社会越动荡,枪声响得越密。当地人教给我黑帮最爱唱的一句歌词:Rat pa kaka,翻译过来的意思就是:没有我们点头,耗子都甭想在这里拉屎。”白天,有年轻人组织游行,向政府呼吁水和食品。那些仍然屹立的房屋,成了劫掠者最好的目标。
　　尽管国际社会倾尽全力,海地局势仍然堪忧。一切都瘫痪了。海地警察本来就兵力不足,社会治安长期靠在联海团的肩膀上。然而,大地震让联海团损失惨重,十层办公大楼被“压缩”成三层,正副代表全部罹难。至于海地政府,总统和他的部长们已经被地震打回到原始社会,没有办公楼,他们也找不到秘书。地震刚结束的时候,总统甚至不清楚还有几个部长幸存。地震发生了两天,他和总理总算找到两辆摩托车,相伴着骑出去视察。在这以前,一切都靠他的两条腿,67岁的普雷瓦尔总统,幸亏还走得动。
　　然而,加拿大作家达尼•拉费里埃看到的海地,还没有陷入绝望。地震以后,他被当地的朋友接走,看到许多令人感动的场面:“我认为,挽救这座城市的,是穷人在灾难中爆发的巨大能量。只有看到他们,我才感到这座城市仍然活着。”在瓦砾堆里,达尼•拉费里埃碰到了海地旅游部长帕特里克•德拉图尔,过去一年,他为推广国家形象、吸引外国游客殚精竭虑,今天的这场地震,夺走了这位部长一年的心血,也夺走了他的父母。不过,他对达尼•拉费里埃说:“我们还有力量和勇气。地震毁了一切,我们早晚还要建起新的。”一身尘土的德拉图尔还没有绝望。
　　1月17日,海地总统召集全体部长,露天召开地震后的第一次内阁会议,呼吁大家为重建家园而努力。同一天,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前往海地视察,随后向安理会提出建议,希望向海地增派维和军人和维和警察。海地,慢慢在痛苦中抚平伤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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