待我退下戎装后面句【脱下军装换正装：将军当大使】

　　袁仲贤(三野南京警备区司令兼政委)，姬鹏飞(三野七兵团副政委)、黄镇(总政第一研究室主任)、耿飚(华北野战军十九兵团副司令兼参谋长)、韩念龙(三野上海警备区副政委)，王幼平(二野五兵团政治部代主任)……外交部建部之初，11位军队干部被调来北京，准备被派往国外担任大使等领导职务，这一批由解放军的高级将领组成的外交官，被人们称为“将军大使”。
　　1949年10月5日，新中国开国大典的第五天，湖南邵阳二野五兵团政治部，王幼平正在听取下属汇报行军情况。秘书送来一份电报： “着调王幼平星夜来京。”令王幼平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在长沙刘、邓的驻地，他得知中央竟然是要他去当大使。王幼平当场拒绝。但是邓小平政委很坚决：“中央从我们部队调了三个大使。阎红彦(二野三兵团政委)提出不去，中央同意了。调三个去两个(另一位是刘志坚)还可以。调三个去一个，不好交代。”一旁的宋任穷(二野三兵团政委)也插话了：“你当大使可以，就是遭遢一点。”就这样，王幼平“满腹委屈”地当上了新中国首任驻罗马尼亚大使。
　　其实，一开始“不情愿”离开部队当大使的不止王幼平一个。韩念龙接到调令的时候正在浙江参加解放定海的作战会议，他立刻去找陈毅司令员表示不愿意当大使。陈老总直接回绝：“少说废话，执行命令，赶紧动身!”被任命为新中国驻朝鲜大使的傀志亮曾经如此感慨：“中央要我当大使，是拿黄牛当马骑，难啊!”的确，要这些勇将们离开硝烟弥漫的战场，脱下戎装换上正装，文质彬彬地行事，心里难免有落差。不过，中央的命令不可违背；别的都可继承，惟独外交不能继承，要另起炉灶，另建队伍。于是，一批将军大使走马上任了。
　　由于这些将军大使缺乏外交方面的知识，不熟悉外交礼仪。赴任前必须进行培训。培训班请北京大学教授张奚若、王铁崖，人民大学教授何思敬、张志让等人。分别讲授国际法、外交史，领事条约、外交文书、国际法庭、联合国宪章、外交特权与豁免，请胡济邦，阎宝航等老外交工作者讲外交文书和外交礼节，还请来苏联驻华大使罗申、匈牙利驻华大使法朗柯、波兰驻华大使布尔金等讲述他们各自国家的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状况，介绍使馆工作情况以及外交工作体会。
　　“我们学习跳舞，学习穿西装打领带，到北京饭店学吃西餐和摆台常识。”王幼平大使曾回忆。在北京饭店西餐厅，阁宝航抖着餐巾示范时说：“平时参加招待会，不是吃喝玩乐，德国要进攻苏联的情报，就是在招待会上得到的。”
　　大使们的夫人也跟着接受培训。达天，大使们穿上新的中山装，夫人们则穿旗袍或者连衣裙。大家自以为很漂亮。阎宝航、胡济邦等老外交官们却不满意地说，这个人的内裤太长，露在旗袍外面不雅现，那个汗背心露在胸前，不礼貌。还说，解放区女同志的发型不符合外交场合的要求，要烫发、化妆。
　　1950年7月12日下午，周恩来召集即将出国赴任的大使黄镇、耿飚、谭希林、王幼平、彭明治等开会，商量与大使出国相关的一些问题。“任何外交政策的提议必须要向我请示，必要时我再向毛主席请示或交中央计论。”周恩来说。对于去资本主义国家当大使的，周恩来还特别说：“我们同他们要用和平斗争方式进行外交战，他们之间有矛盾，我们要利用这些矛盾。”周恩来还解答了大使们提出的关于着装、使馆编制等问题。
　　对于年轻的共和国来说，外交是个新东西。60年前，交通条件远远不如今天，大使们这一次在战场外体验到了路途的遥远和艰辛。
　　王稼祥出使苏联乘坐的是苏联提供的专列。整整花了九天时间抵达莫斯科。
　　耿飚大使一行取道苏联前往瑞典，坐了七天八夜的火车到达莫斯科，而抵达瑞典却是两个月之后。这是因为，七八月正值瑞典的法定休假期，王室成员和外交部官员都去度假了，耿飚一行在懊悔的同时也只好留在莫斯科参观学习。
　　驻蒙古大使吉雅泰是乘吉普车赴任的。他先是乘车到中蒙边界，而后换乘蒙古外交部安排的车去乌兰巴托，颠簸了几百公里。
　　而真正“走马上任”的要数罗贵渡了。首任驻越南大使罗贵波接受任务后迅速启程南下，乘坐了40个小时的火车来到武汉。由于衡阳到桂林的铁路没有修好，当地部队只好派了一辆火车头送罗贵波一行。由于沿途铁路被破坏得厉害，只能边修边走，花了两天时间才到桂林，四天后又乘卡车抵达南宁。到了靖西，发现通往边境小镇岳圩的道路无法通车，罗贵波只好将行李架在骡马上，徒步行进。进入越南境内后，茂密的雨林更是无法通车，他们只好继续以步代车，一面在森林里穿梭，一面躲避法军飞机的骚扰，最终成功到达目的地。
　　到达目的国后，大使们来不及休整便马不停蹄地着手工作，递交国书，建立馆舍，拜会他人，熟悉业务，一边学习一边摸索。像耿飚担任驻瑞典大使又兼任驻丹麦、芬兰公使，事务极为繁杂。出使不久，就碰上丹麦内阁改组、外长易人。卸任的外长和新上任的外长都给大使馆来信。一时间，从未处理过类似事件的耿飚不知是否需要答复以及如何答复。于是，耿大使询问已在丹麦五年的波兰公使，对方说无需回复。保险起见，他又去询问罗马尼亚代办，结果答复说必须都回信。耿飚只好又去问苏联公使，最后才放下心来按照后两者的建议对来信一一作答。耿飚曾说，这些经历后来回想起来虽然有些好笑，但初创阶段的艰难却由此可见一班。
　　将军大使也将他们指挥千军万马的气度，他们坚韧、认真的做事风格带到了外交工作中。韩念龙放弃了两年一次的休假，在巴基斯坦一干就是三年多。他说：“第一批大使大部分不懂外文，没有国际知识。外交对我们来说实在太新、太生、太难!当时国内一派新气象，使馆一派新气象，大家下决心要干一番事业，工作兢兢业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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