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托邦 虚幻的雌性乌托邦

　　小说《少女小渔》在1992年4月3日至5日的《中央日报》(台湾)副刊发表，获“第三届中央日报文学奖”小说奖第二名，后由作者改编为同名电影，上映后在两岸三地及海外华人世界产生广泛影响。
　　怍品讲述一个发生在大洋洲彼岸的现代版“典毒”故事：22岁的中国大陆少女小渔，住男友江伟授意安排下，与一个67岁的意大利街糟老头子假结婿，为的是获得绿卡。但此举却又深深地伤害了江伟作为一个男人的尊严，一系列变态暴虐行为转嫁到小渔头上，然而她默默地忍受了。就在这个不名誉的“同居”过程中，事情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原本自暴向弃、邋遢无赖的意大利老头，在小渔美好心灵的感化下，逐渐恢复了人性的自尊与庄严，两人的情感得到沟通，相处趋于和谐，结果引出江伟的猜忌和背叛之举。在同居契约即将期满之际，老头卖艺遭遇狂风大雨，跌倒中风，瘫痪在床，小渔不听江伟的最后通谍，留下来继续照顾老头。弥留之际，老头孤独的灵魂得到了慰藉。
　　有关绿卡的故事在海外华文写作中是一个烂熟的题目，像《少女小渔》那样挖崛出如此丰富的人性内涵与文化内涵的，却属凤毛麟角，它是严歌苓初到异国他乡，感受着“移根”的伤痛，体验着现代人、尤其是处于弱势的海外华人的困境，从内心深处流淌出来的艺术品体。小渔的形象，打着鲜明的作者本人的印记，如她自述的那样：我写《少女小渔》，并没有很理念很哲学地想表达什么，许多东西是情不自禁地留在小说中的，等写完了，才明白，自己内心揣着的，原来是这个。
　　与《曼哈顿的中国女人》炫耀个人成功的奋斗历史、全盘西化的理念不同，《少女小渔》立意是在探讨处于弱势地位的海外华人面对西方强势文明压迫的超越之道，以及打破种族文化隔阂的沟通之道。作者坦言，它是一则“弱者的寅言”。小说以生动的描写给出这样的答案：出路不在西方式的奋斗进取，而在于一种东方式的精神升华。小说不仅洗涤了弱势文化处境下的龌龊与屈辱，而且沟通了不同种族文化背景、不同境遇下的人。小说着力描写小渔天真未凿、美好善良的性情，比如：“这种女人会生养，会吃苦势作，但少脑筋。少脑筋往往又多些好心眼”；“人说小渔笑得特别好，就因为笑得毫无想法”；“把她贴近她就近，把她推远她就远，笑得都一样”：“她没声，身体被揉成什么形状就什么形状”，简直是一个没有自我意识的人。小渔可以因为同情一个垂死的、暗恋她的病人而把童贞交给他。这种男女之间的性行为，既不带任何“反封建”或者“个性解放”的色彩，也不是情人之间的感情交流，更不是出于物质利益考虑的交易，而是一种由慈悲的天性而生发的肉体布施。即使是在举行最屈辱的假结婚仪式时，小渔也不忘记为洋老头“难过”，猜想是什么原因“妨碍他成为一个幸福的父亲和祖父”，甚至从老头的眼里看出些许对她的“怜惜”。小渔的善良爱心、宽容无私，已经到了匪夷所思的程度，令人怀疑是个心造的幻影。一个冷漠的现代社会，如何容得下或者剩得下这样的人!不过这并不重要，严歌苓已经用地的满腔真诚和出神入化之笔，赋予小渔真实的生命。用一位评论家的话说，小渔“宛如庄子笔下的‘避姑射山人’，无忮无求，真纯自然，没邈有机心，坚守‘柔弱胜刚强’的处世原则；更如中国神话故事中的神灵‘地母’，默默地负载自然万物，具有无限的包容性和生命力，慈悲仁爱，繁衍生养，化育苍生”。从艺术的角度看，如果说《少女小渔》是“真实的谎言”的话，那么《曼哈顿的中国女人》就是“虚假的记实”，有品位的读者，肯定是取前者而舍后者。
　　作为一个艺术天赋极高的小说家，严歌苓对人性的奥秘有一种拌平寻常的天生的敏感，这使她有可能超越半路出家的两方文化知识，穿透异域生活的错综复杂的表象，看到它的本质。正如她在《少女小渔》后记中写下的那样：“到了一块新国土，每天接触的东西部是新鲜的，都是刺激。即便遥想当年，因为有了地理、时间，以及文化语言的距离，许多往事显得新鲜奇异，有了一种发人深思的意义。侥幸我有这样远离故土的机会，像一个生命移植――将自己连根拔起，再往一片新土上栽植，而在新土扎根之前，这个生命的全部根须是裸露的，像裸露着的全部神经，因此我自然是惊人的敏感。伤痛也好，慰藉也好，都在这种敏感中夸张了，都在夸张中形成强烈的形象和故事。于是便出来一个又一个小说。”她是一位真正的艺术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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