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金融管制的代价 中国金融杂志

　　中国经济增长的关键原动力是市场消费需求｡这是整个中国经济所面对的挑战,也是美国19世纪之后所一直面对的挑战｡ 　　离开了金融市场,消费驱动型经济是难以生存､发展的,前者是后者的基础,也是后者的催化剂｡
　　如果说次贷危机是美国自上世纪30年代经济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一次金融危机的话,那么,目前中国经济转型的挑战也是近30年来最大的一次｡
　　
　　围绕这场金融危机,有着各种思考和争论,其中就包括:这场危机是否意味美国金融资本主义的终结?中国是否还需要发展金融或者说美国式金融?弄清这个问题,能使我们更好地理解中国经济未来的走向｡
　　
　　产生更多消费――
　　金融市场发展的目的之一
　　
　　美国金融资本主义肯定还会继续｡这次危机所带来的冲击很严重,是上世纪30年代以来最严重的,然而,既然30年代的大萧条都没有终结美国金融经济,反而是之后将其强化,那么,这次也不会从本质上改变其经济模式,这次危机主要的影响是在量的方面,而不是质的改变｡所谓的美国金融资本主义模式,包括很多内容,例如,靠信贷来促进消费,然后靠消费来带动经济增长｡这种发展模式不是美国专有的,发达国家都不同程度地采用了这样的模式,实际上,中国现在也要从投资驱动型的模式向消费驱动型的模式转型｡
　　美国在19世纪后,基本是靠消费拉动增长,其原因是:自1780年开始的工业革命,经过100多年的努力,到1900年前后,工业技术发展已经使人类生产能力大幅提升｡从那以后的现代社会之所以要靠消费驱动经济,是因为工业技术､农业技术已足够完善,物质生产能力不再是问题,不怎么费力即能满足物质消费需求｡也就是说,制约人类经济增长的不是生产能力不足,也不是投资不足,而是消费需求跟不上,消费能力是增长的瓶颈｡
　　湖北的孙大午先生曾对我讲,他新建的自动孵鸡工厂一年能养几千万只鸡,只要有需求,他可再扩建生产能力,一年能有几亿只,仅大午集团就能扩建生产这么多只｡他说,增长的关键原动力是市场消费需求｡
　　孙先生谈到的挑战,是整个中国经济所面对的挑战,也正是美国19世纪之后所一直面对的挑战｡
　　那么,如何产生更多消费?或者说,在收入有限的情况下,如何减少社会的储蓄压力､刺激人们的消费呢?这即是各类金融市场发展的目的之一｡通过住房抵押贷款､汽车贷款､教育贷款等,还有在这些借贷金融品种的基础上将其综合打包做证券化,以此扩大市场的融资能力并降低借贷成本,这些都是为了缓解因为个人在不同年龄时收入不均匀而导致的消费高低不同问题,也为人们提供医疗保险､养老保险､各类基金等金融品种,安排好未来各种可能的生活需求,以减轻青年､壮年时期的存钱压力,从而促进消费｡比如说,对于多数人,年轻时是一生中收入最少但又最需要花钱､也最能花钱的时候;年老了钱最多,可那偏偏是消费愿望､消费需求最少的时候｡这种收入随年龄增长而增长但消费需要却随年龄增长而下降的矛盾,恰恰是金融交易所要解决的问题之一,借贷契约实际上是为了实现价值在不同时间点之间的转移配置｡总之,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以及其他相关的金融发展,都是围绕着把人们从存钱压力中解放出来,进而释放消费的动力｡
　　
　　因此,离开了金融市场,消费驱动型经济是难以生存､发展的,前者是后者的基础,也是后者的催化剂｡所以说,不仅美国不会因这次危机而改变其模式,而且,如果中国要从生产投资驱动型､出口驱动型经济向消费驱动型经济转型,那么,也必须走金融深化发展的路｡
　　为什么人类社会最终都要选择消费驱动型经济模式呢?道理很简单:除非从今以后每个人每天的食物需要､生存需要出现根本性的增加,一天不是只吃三顿饭而是十顿饭,一人不是只穿保温所需要的衣服而是天天穿100层衣服,否则,因为工业革命带来生产能力过剩､进而只能由消费驱动增长这样的历史进程是不可逆转的,那么就只好通过金融市场来推动消费增长了｡
　　过去几年,住房按揭贷款市场走过头了,出现太多不负责任的放贷行为,结果造成今天的金融危机｡这次危机还在继续,对美国和世界的负面冲击还需要一段时间才能消化｡但是,美国和全球各国都会在监管架构与法制架构上做所需要的改革,同时,通过纠错性改革,美国的金融化､资本化能力必然会再上一层楼｡金融危机对美国已不是新鲜事,自19世纪50年代到现在差不多每十年左右就重复一次,每次起因和形式各异,但都促使金融法律与监管体系的改良,让美国整体资本化和金融化能力上一层楼｡正是这一次次危机,让美国金融经济的深化成为可能｡上世纪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非但没有从根本上改变美国的金融和经济模式,反而是强化了它｡正因为金融市场对现代经济的基础性作用,这次危机中美国也会通过相应的改革再走出来｡在技术上,会把以前没有在正式交易所上交易的许多金融契约证券,通过成立新型证券交易所,让它们能正式公开挂牌交易,增加透明度,减少系统风险｡
　　
　　中国应对措施――退税､
　　减税及国有资产民有化
　　
　　外部需求很快下滑,面对严峻挑战,中国经济今后必须靠国内消费的增长来带动,经济模式要转型｡我们看到,次贷危机的深化恰恰发生在中国过去30年的经济增长模式走到尽头的时候｡亦即,中国过去那种靠投资拉动增长､靠出口为快速增长的工业产能提供出路的模式已经难以为继｡到2007年,即使没有次贷危机,这种增长模式也差不多走到尽头,WTO“红利”已经被用完,出口市场也难以继续扩大了｡在这种时候又碰上次贷危机,两者加到一起,大大强化了中国经济模式转型的必要性,转型已经是没有选择,必须通过进一步的改革强化国内需求增长的能力,让中国经济今后能靠国内民间消费的增长来带动｡
　　可是,中国居民消费在GDP中所占的比重,近年来却在逐年下降,2007年降到了35%,而其他国家都高于55%,美国民间消费占GDP的71%｡中国居民消费太弱了｡
　　如果说次贷危机是美国自上世纪30年代经济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一次金融危机的话,那么,中国经济转型的挑战也是近30年最大的一次｡过去30年中,包括亚洲金融危机时期,中国经济每次面对挑战,美国经济和西欧经济总体上还在靠信贷消费拉动增长,更何况以前中国商品占全球市场的份额还很低,出口空间还非常广阔,中国都能靠增加投资､加速工业化､依赖出口让经济走出困境,走出挑战｡但是,这次情况正好相反,中国经济面对的挑战比前30年严重,这下得靠内需来解围了｡
　　从长远看,中国必须加快金融市场､社会保障体系的发展,否则,从外需驱动向内需驱动模式的转型只能是一种愿望｡但这又碰到一种障碍,因为中国对金融创新､对金融业监管得很死,不经批准,任何金融交易都是违法的,而且,美国次贷危机被认为是支持了中国对金融市场的超度监管｡
　　一定的金融监管当然是必要的,但如果希望依靠内需来保持经济增长速度的话,中国恰恰需要放松对金融的管制｡这是因为,美国和中国的情况代表了两个极端｡在美国,金融创新可以说是完全放开的,出了问题再说,没出问题可以完全自由｡而中国则是,如果没有政府批准,任何创新都不行｡我们知道,监管从本质上是反应性的,是对已经熟悉的事情而为的,但创新顾名思义是以前没有的,是创造出不熟悉的东西｡所以,从本质上讲,创新是不应该监管的,否则逻辑上就有矛盾｡中国要成为创新型国家,如果在金融方面的创新不显著,那其他行业也不可能实现创新｡中国式的监管,并不能够提高抵御风险的能力｡就好像把一个人关在屋子里不让他去学游泳,他当然不用担心被水呛住,但也学不会游泳,等他下次掉进水里,就会被淹死｡
　　中国的金融管制表面上看没有什么代价,但实际上这个代价在用其他的形式表现出来,其表现之一是国内消费难以增长,其代价是使中国经济必须靠出口拉动｡为了经济模式的转型,中国必须学会“游泳”,即使要交学费,也应该学｡
　　从短期看,为了应对这次危机,中国应该用退税､减税以及国有资产民有化改革来刺激经济增长｡仅货币政策还不够,还必须给企业减税,并给中低收入家庭退税｡比如,月收入低于5000元人民币的个人或家庭,包括农村人口,政府可以考虑给他们人均退税､补贴1000元,以这种方式帮助中低收入家庭,并刺激国内消费｡
　　这次的“四万亿经济刺激政策”是一个很大的举措,用意良好｡只是在花费结构上,还是继续了过去政府投资只偏重基础设施､工业项目的习惯｡问题是,现在的工业产能严重过剩､基础设施也具备规模,再靠增加投资已经是效率太低,会有太多浪费｡更何况这次的问题是全球消费需求严重下滑､国内民间需求也在快速下滑,建更多的铁路､公路,要往哪里运货､给谁运货?现在,应该通过免税､财政退税､减税,把钱留给民间社会､特别是中小企业和中低收入家庭去花,以此带动民间消费的增长,既刺激经济,又推动经济模式向内需转型｡
　　按照十七届三中全会的精神,加速把土地权还给农民,并允许土地的自由流转和抵押,以此给农民以资产性财富,增加农村的消费和民间投资需求｡同时,将剩下的国有资产通过“国民权益基金”的方式进行民有化,让“全民所有制”下的企业产权所有者具体落实到13亿中国老百姓个人的身份上,明确中国老百姓直接作为财产产权所有者的身份,为增加个人财产性收入奠定产权基础｡有了这些基本性改革,民间消费的增长就有了关键的产权基础,也能带动中国经济从这次全球金融危机中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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