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女性：让温柔的力量改变世界|温柔的力量

　　4月8日,韩国女宇航员李素妍搭乘俄罗斯“联盟”号飞船飞赴国际空间站,参与在那里进行的一系列的科学实验｡李素研是韩国首位宇船员,她的太空之旅使韩国女性的地位提升至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在人们的传统观念里,韩国是一个极度重男轻女的国度｡时至今日,女性在韩国的地位究竟怎样呢?
　　
　　户口本上的红叉
　　
　　2007年1月1日,韩国政府废除了旧版户籍法并实施《家族关系法》｡一年之后即进入2008年,根据韩国新版户籍法规定,韩国各级法院行政处下属的“户籍科”等均更名为“家族关系登录科”｡虽然看上去只是名称上有了变化,实质上却代表了韩国社会关系的一个历史性飞跃｡
　　
　　从世界范围看,中国､日本和韩国是实行完整户籍制度的代表性国家,当然,这种户籍制度是以男性为中心的｡女性在户籍制度中的登记和变更,很能反映出这些国家对于女性地位的重视程度｡
　　在旧中国,女孩的名字是不能入本籍族谱的,待其长大成人嫁入夫家后,又丧失了原有名字,新名字变成了在夫姓和本姓后加一个“氏”字｡新中国成立后,男女平等的观念深入人心,女人出嫁后不用再改名了,但习惯上户口要迁出娘家在新家庭另立门户｡在日本,女人出嫁之后随夫姓,仍保留名字｡在韩国,女人出嫁后不改姓,户口迁出娘家,但是原户籍簿上的名字却不像中国和日本那样标记为“户口迁出”,而是打上红叉｡
　　长期以来,在韩国很少有人质疑户籍制度中存在的这种不合理现象｡其实,除了打红叉这种完全忽视女性尊严与权利的做法之外,韩国户籍法还有很多让现代人觉得匪夷所思的规定｡例如,韩国规定子女必须随父姓｡但随着非婚生子现象的逐渐增多,单身母亲就遇到了非常大的问题｡因为按旧版户籍法,如生父不承认,孩子的户口就无法进行登记｡再如,夫妇离婚,无论子女的监护权判给谁,孩子都必须仍随父姓并保留在父亲的户籍内,而女方的户口归属却很难定夺,只能迁回娘家或者再嫁｡而对于丈夫婚外所生子女,只要作为户主的丈夫同意,便可登记到家庭户藉中｡从法律来说,女性不能担当户主,即使丈夫去世,也无法另立门户,只能由儿子或孙子顶替成为户主｡
　　韩国户籍制度中的户主制度完全以男性为优先,把男性对家庭的统治权法律化,成为传统儒家思想在男女平等时代令人啼笑皆非的“活化石”｡
　　在大多数人心目中,韩国女人的形象就是顺从男性､视照顾家人为天职的弱女子｡的确,按照韩国传统的标准,菜做得不好､家务不熟练､亲人健康出问题都会理所当然地归罪于主妇不尽职｡据说,以前韩国女子出嫁之前,先得亲手腌一缸泡菜送给未来的婆婆品尝,如果婆婆满意了才能过门,不然这门亲事就得告吹｡
　　当然,从实际生活中来看,韩国妇女在家庭中还是掌握有一定实权的｡例如,家庭主妇是家中的“财政部长”,直接掌管着家中的工资存折,公司给丈夫的薪水直接打进账户｡不少丈夫不得不向妻子伸手要零用钱｡如果丈夫提出离婚,由于女方没有工作,男方会被判付给大笔赡养费,一般占到月薪的一半以上｡有鉴于此,在韩国一些夫妇即使没有什么感情了,也只能将就着｡这也是韩国离婚率较低的原因之一｡
　　
　　走向职场的韩国女性
　　
　　但从上世纪90年代起,韩国女性世界的风尚发生了巨大变化,她们对社会的期待上升,对女性权利的诉求日渐高涨｡进入21世纪,韩国职业女性的数量激增,她们的社会地位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是由多种因素造成的｡
　　一是单靠男人养家糊口的时代已渐行渐远｡韩国经济早已跻身OECD(经合组织)行列,生活水准和物价指数双双攀高｡原先一个男人赚钱完全可以养家,现在却显得有点力不从心｡在这种情况下,妻子外出工作补贴家用成为不得已的选择｡因此,也可以说高物价､高消费是把韩国女性推向社会的一个重要原因｡
　　二是女性对自身潜力的认知和觉醒｡过去,从表面上看,韩国人在教育问题上“重男”不“轻女”,但实际上让女性读书的初衷仍是让她们做好贤妻良母｡韩国人认为,高素质的女性是家庭幸福必不可少的因素,好妻子会辅佐男人运筹公司的人际关系,好母亲则会精心培养下一代成长｡因此,直至十多年前,很多名牌大学的女生也往往是从校门出来后直接走入家庭,甘居幕后｡
　　但近年来,这种情况发生了本质性的变化｡新一代的女性一改过去默默顺从的做法,勇敢反抗社会生活中的种种不合理现象｡她们不愿意浪费自身的才华,希望至少在结婚前几年,能进入社会锻炼和体验一番｡如有可能,婚后也希望能延续职场生涯｡
　　三是职场“玻璃天棚”被打破｡过去,女性在企业和政府部门根本不可能受到重点培养｡雇主们认为女职员都是临时性的,迟早会辞职｡而女性自身对事业也不抱有多少奢望,职场有时反倒成了寻觅如意郎君之地｡
　　但这种状况随着韩国民主化进程的不断推进有了很大的改变｡前总统金大中可谓是力挺半边天的代表人物｡他首次在政府机构中设立女性事务部,并提拔了韩国历史上的首位女部长韩明淑｡此外,国会和政府机构也开始启用女主管,譬如政府近几届环境部长都是女性｡2006年3月,韩明淑还成为韩国1948年建国以来的首位女总理｡不仅如此,韩国军队还诞生了首位女将军和首批女飞行员｡如今,女特工､女警察､女电脑工程师､女律师､女法官､女CEO等在韩国并不少见｡韩国外交部每年录用的男女外交官比例也已趋平衡,迄今为止已出现了三位女大使,其中一位曾任韩国驻俄罗斯大使｡此外,在国家和地方行政机关中,女性公务员的身影也处处可见｡
　　四是女性成为引领市场发展和政治进程的动力之源,她们已逐渐进入社会甚至国家生活的主流,并显示出独特的温柔力量｡2002年6月世界杯足球赛期间,韩国“红魔球迷潮”中的年轻女性青春靓丽,动感十足,创造出了活力韩国的新形象｡韩国女性选民也正逐渐成为一股不可忽视的政治势力,他们在韩国政治活动中,鲜明地打出自身的主张和立场,成为左右政治风向标的一支重要力量｡在2002年和2007的总统选举中,都有韩国女性摇旗呐喊的身影｡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2007年的总统选举中,还出现了女性总统候选人朴槿惠｡
　　现在,韩国政治家､企业家们不得不把“女性”作为一个新兴的重要课题来对待｡例如,由于职业女性要兼顾家庭,韩国企业为吸引有能力的女职员,兴建了配套的托儿所和幼儿园等,以解除其后顾之忧｡这在以往的男性中心世界中是不可想像的｡
　　
　　工作与生育之间
　　
　　去年10月,韩国进行了一项以170名女性本科生为对象的社会调查,询问其“结婚后是否有生育计划?”｡结果,31.5%的被访者表示“不想生孩子”,给出的最多理由(33.3%)是“子女培养和教育的经济负担太重”;20.6%的被访者回答“实现自我比生养孩子更优先”,19%的被访者回答说“连结婚都没想过”｡这些答案典型地反映了韩国新一代女性的价值观｡
　　现在,韩国育龄期的职业妇女常常不得不在事业与孩子之间作选择,她们采取的平衡办法就是晚婚晚育｡2003年韩国的平均结婚年龄为女性27岁,男性29.8岁,成为典型的晚婚国家｡韩国的老一代经常发牢骚说,“如果女儿或儿媳能生个孩子,可真是谢天谢地了”｡
　　生育率降低正成为韩国深刻的社会问题｡1960年,韩国生育率达到顶峰时,家庭理想的子女数为“三儿三女”｡其后,政府号召“不管生男生女,只生两个就好”｡到了几年前,标语又改成了“养好一个女儿,赛过十个儿子”｡当时,年轻人调侃出了个笑话:“计划生育要和邻居协议,两家生一个｡”可是,一旦出现了“我们要不要生一个孩子”的口号时,其内涵就不是玩笑,而是一种生育率过低的警告了｡根据韩国保健福利部的统计,韩国2003年一对夫妇平均只生1.17个孩子｡这一数字刷新了以低生育率著称的欧洲国家的记录｡
　　生儿育女,从家庭层面来看,是一项繁衍后代并使家族兴旺的工作,从国家层面来看,也是与劳动力供需直接挂钩的大事｡生育率锐减必须当作国家课题进行认真地研究｡但是,只要传统价值观一朝不改,仍旧把养儿育女视为母亲的首要义务,那么在韩国生育率走低的现象就将持续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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