褚民谊：自誉“和平抗战”的傀儡外长|傀儡

　　●民国外交人系列● 　　本系列主持 石源华 　　 　　留学与革命交替进行 　　 　　褚民谊,曾名明遗,字重行｡浙江吴兴人｡1884年出身名医世家,后拜美国医师学习英语和西医｡1903年赴日本留学｡1906年随张静江转赴法国求学,途中在新加坡参加中国同盟会,投身反清革命｡在巴黎曾与吴稚晖､李石曾､蔡元培等创办中国印书局,发行《新世纪月刊》､《世界画报》等,鼓吹反清宗教革命､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成为同盟会在欧洲活动的一员骁将｡
　　
　　1911年10月,辛亥革命爆发,褚民谊兼程归国,曾参加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典礼｡次年3月,出任上海同盟会总机关干事,一度相当活跃｡袁世凯篡权,褚氏退出政界,重赴欧洲求学｡1915年随张静江回国参加倒袁运动,因事泄,张静江逃亡日本,褚氏三度赴欧,参加汪精卫､蔡元培等人倡导的留法勤工俭学运动,曾担任中法里昂大学副校长｡
　　1920年,褚民谊进入斯特拉斯堡大学学医,并于1924年获医学博士学位｡同年底,褚氏回到处于国民革命高潮中的广州,先后担任广州大学教授､代理校长兼医学院院长,很快转入政界,成为专职的政治活动家｡
　　
　　游离于汪､蒋之间
　　
　　褚民谊在中国现代政治史上,与汪精卫､蒋介石都有密切关系,但在政治上更倾情于汪,并最终成为汪精卫的政治陪葬品｡
　　1911年底褚氏归国参加辛亥革命,经著名革命党领袖人物黄兴介绍褚汪结识｡后经汪精卫､陈璧君夫妇居间撮合,褚与陈母卫月朗的养女陈舜贞结为夫妻,由此与汪氏结为连襟,这层特殊的关系推动了褚､汪之间政治关系的密切｡褚三度赴欧后,曾协助汪组织“华法教育会”等,成为汪氏的忠诚追随者｡1925年7月,汪精卫出任国民政府主席､军事委员会主席等要职,也为褚民谊进入国民党高层提供了机会｡1926年1月,褚氏当选为国民党“二大”中央候补执行委员(后为执行委员)｡蒋汪分裂期间,褚氏倾向于汪｡1927年8月,蒋氏下野,国民党实现宁､汉､沪合作,褚氏曾作为汪方代表,当选为国民党特别委员会候补委员｡1930年,汪氏与冯玉祥､闫锡山､李宗仁共同反蒋,失败后汪潜逃,褚则留在国内｡
　　与此同时,褚民谊亦因与张静江的密切关系而与蒋介石保持着一定的联系｡1926年3月中山舰事件后,汪出走欧洲,褚民谊则仍留广州,后任北伐军总司令部后方军医处长等职｡1927年底蒋改组国民党中央,褚仍继任中央执行委员,并任国民政府建设委员会常委会主席､教育部大学委员会主席等职,没有公开参加汪所领导的各种反蒋活动｡九一八事变后,蒋汪再度合作,汪出任行政院长,褚随之担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行政院秘书长､新疆建设委员会主任委员等一系列高官｡
　　1935年底,汪氏遇刺,再次赴欧疗伤,褚氏亦同时辞职｡
　　
　　汪伪集团的总管家
　　
　　抗日战争爆发后,褚留驻上海,任中法国立工学院院长､中法技术学校医学部主任等职,未随国民政府西迁重庆｡汪精卫发表投敌的“艳电”后,褚曾有所表白,声明“无意参加”汪精卫的“和平运动”｡
　　1939年5月,汪在日本庇护下,抵达上海,秘密召见褚民谊,褚氏立即应汪之命而“落水”｡8月,汪伪国民党举行“六大”,褚氏担任主席团副主席,并当选为汪伪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常务委员和国民党中央秘书长,成为汪伪集团的总管家｡
　　9月5日,褚氏发表“微电”,认为抗日战争绝对不能再打下去,“当和则和”,称誉日本首相近卫的声明“无领土野心,不割地,不赔款,不妨害吾人独立自由”,而“吾人抗战之目的已达”,劝降重庆高官“毅然决然,打开僵局,从速结束战争”,建议重庆当局“推派代表抵沪,共商国是”等,公开站到了抗战阵营的对立面｡1940年1月,褚民谊被任命为汪伪国民政府“还都”筹备委员会委员长,为汪伪傀儡政权的组建效犬马之劳｡
　　
　　两任傀儡“外交部长”
　　
　　1940年3月30日,汪伪国民政府“还都”南京,汪精卫出任伪政府代主席､行政院长和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褚民谊担
　　任行政院副院长兼外交部长｡
　　汪伪外交部实际上并无“外交”可办,主要是处理与日本的主奴关系｡4月26日,汪伪政府举行“还都”典礼,日本特使阿部信行率团参加,褚民谊致开幕词,感谢日方的支持,表示将“扫除过去之误会与纠纷,确立将来之亲善关系”等｡5月18日,汪伪政府组成赴日答礼使节团,陈公博为专使,褚民谊为副使,赴日拜见日本天皇､首相､宫内省､枢密院､参谋本部､陆军司令部等以及前首相近卫､黑龙会头子山满等,加强双方的勾结｡
　　7月5日,褚民谊又以外长身份参加汪日“调整国交”谈判｡经过十多次讨价还价的谈判,签署了“汪日基本关系条约”和“汪日满共同宣言”,汪伪政府以出卖国家和民族利益为代价,换取了日本对汪伪政府的正式承认｡12月1日,褚发表讲话,称“中日基本关系条约和中､日､满共同宣言的签字,是历史上重要事件,今日三国将携手迈进,共同努力,重建东亚新秩序”等｡
　　12月12日,汪任命褚为汪伪驻日本大使,以示汪伪政府对于日本关系的重视｡褚赴日后四处奔走,除了拜会日方军政要人外,还与法西斯轴心国及仆从国意大利､德国､罗马尼亚等驻日使节秘密交涉,推动其对汪伪政权的承认｡
　　1941年10月,褚再任汪伪政府外长,继续推行所谓的“亲日和平”外交｡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汪伪外交部根据汪与日本“同甘共苦,临此危局”的旨意,发表声明宣布:对于与日本发生战争关系的各国外交官､领事官,“今后再不承认其职务之执行”｡次年3月30日,褚民谊在天津主持接收天津英租界行政权｡5月29日,褚氏作为访日特使赴日,会见日相东条英机等,秘密磋商汪伪政权“参战”以及签署日汪同盟条约等问题,并将汪伪政府与日本“同甘共苦”的决心“传达于日本皇室”｡
　　
　　获取“一等旭日大绶章”
　　
　　1943年1月9日,日汪签署《共同声明》和《交还租界撤废治外法权协定书》,汪伪宣布对英美“宣战”｡褚民谊发表声明,表示“我们和友邦日本处于同生共死的同一命运”,决心“齐备步伐,携手迈进,争取我们共同的胜利”｡
　　4月6日,褚民谊奉派随同立法院长陈公博再次访日,在会见日本天皇时,天皇颁赠陈公博､周佛海､褚民谊三人各一枚“一等旭日大绶章”,这表明褚民谊在日本侵略者眼中的重要地位｡
　　随即,褚民谊以外交部长身份,与日本政府及法国维希政府先后签署了关于“交还上海公共租界”､“交还上海法租界”､以及“在华日本国臣民课税条例”等协定,10月,又参加了日汪同盟条约的谈判与签约｡其间,褚民谊还兼任汪伪最高国防会议委员､新国民运动促进委员会常务委员､汪日文化协会理事长､汪德文化协会理事长等要职,成为汪伪集团举足轻重的人物｡
　　1945年7月,褚民谊辞去外交部长职,就任广东省长兼广州绥靖主任和保安司令,退守广东一隅,并试图以各种方式向重庆当局输诚,寻找日后的退路｡
　　
　　毙命苏州狮子桥监狱
　　
　　抗日战争胜利后,褚民谊与汪精卫之妻陈璧君一起为国民党军统特务诱捕,次年2月正式解送苏州江苏高等法院第三监狱关押,进入司法审判程序｡
　　审训期间,褚民谊始终没有认罪,而以各种方式为汪“和平运动”和自身的叛国行径辩护,认为重庆方面是“武力抗战”,汪伪政权则是“和平抗战”｡中国大片国土之丢失自有人为之,决非汪方之责｡“有战必和,迟早而已”,“吾国地大物博人多,又有悠久之历史,断不可忍为孤注一掷,要必留有余地,以冀挽救于万一,庶不致一蹴而亡国灭种”｡在国难当头､战势不利的情况下,“幸有汪先生其人者,不顾一已之安危,抱吾人不入地狱谁入地狱之宏愿”,“响应近卫声明而发艳电,始而复党,继而组府”,是“智者”所为,保持了国家的“元气”等,并罗列其种种“有利于”抗战的事迹为自身辩护｡
　　1946年3月,江苏高等法院检察处指控褚氏犯有追随汪逆出任伪职､参与签订卖国条约等五大罪状,以“通谋敌国､抗本国”罪判处死刑｡褚氏一再上诉,均被驳回｡8月23日,褚在苏州狮子桥监狱被执行枪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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