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腕外交_陈友仁：“革命外交”＋“铁腕手段”

　　陈友仁(尤金?陈,Eugene Chen),祖籍广东顺德｡1878年出生于西印度群岛的特立尼达,从小接受英国教育,是当地著名的华人律师｡1912年初,他响应辛亥革命,回国效力,先后当过交通部的法律顾问和英文《北京每日新闻》编辑,随后创办了英文《京报》｡1917年底,英文《京报》因抨击北洋军阀而被迫停刊后,他离京南下追随孙中山,成为其晚年不可或缺的助手｡
　　1926年1月,陈友仁在国民党“二大”上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不久任国民政府代理外交部长,其后又四任外长｡陈友仁倡导“革命外交”,与列强谈判时十分强硬,被誉为“铁腕”外长｡而他外交生涯中最光彩的历程,则是他担任广州政府代理外长和武汉政府外长期间｡
　　
　　主持“杯葛事件”谈判
　　
　　陈友仁走马上任,正值北伐军即将出征之时,军费开支骤增,使本来就十分紧张的国民政府财政状况雪上加霜｡为此,必须尽快和英国当局交涉“杯葛事件”｡
　　“杯葛”(boycott)即“抵制”之意｡“杯葛事件”缘起于1925年6月23日,沙面租界的英法军队对声援上海“五卅运动”的游行队伍枪击炮轰所酿成的“沙基惨案”｡广州政府在交涉无果的情况下,不得不实行对英经济绝交,并号召大批工人离港返粤｡这就是“杯葛事件”｡“杯葛事件”使港英当局在经济上受到沉重打击,但同时,广州政府的财政也受到了巨大的压力,不但每月要发放罢工工人的生活津贴,还要应对港英当局的经济报复｡
　　1926年6月5日,陈友仁致函香港总督克里门特,提议解决悬案｡7月15日,以陈友仁为首的广州国民政府代表团和以英国领事白利安为首的港英当局代表团在广州举行初次会晤｡中英双方虽都有意谈判,但从一开始彼此就存在很大分歧｡经过五轮谈判,双方不得不暂时休会｡但随后久久没有下文,实际上成为闭会｡
　　此时正值国民革命军誓师北伐､广州国民政府财政捉襟见肘之时,陈友仁通告白利安:决定“于10月10日以前(或于9月底实行)终止结束杯葛手续一事”,并对经广州海关进出口的货物征收特别税｡英国接到这个通告后,久久不予答复｡
　　列强各国开始保持沉默,但看到广州政府真的动手了,终于按捺不住,于11月5日由葡萄牙驻粤总领事兼领袖领事致函陈友仁,称“奉驻北京代表各关系国之领袖公使之命令,以驻广州领袖领事之资格,特向贵部长转达以下之抗议:驻北京各关系国之代表,因广东政府对于国外贸易征收一种税项宣言,此种计划,完全违反条约,不能承认其合法｡”
　　陈友仁于11月8日明确指出“驻北京代表各关系国之领袖公使之存在,本部长以其欠缺法律上之根据,未便承认”,要求各国必须与北京政府断绝关系,才能与广州政府讨论外交问题｡陈友仁在外交上的强硬立场,使一向盛气凌人的列强望而生畏,不得不对这位国民政府的新任外长刮目相看｡
　　
　　首创“革命外交”
　　
　　陈友仁出任广州政府代理外交部长后,明确提出了“革命外交”的口号,指出“革命的外交,应取断然的革命手段,坚持到底,宁为玉碎”,认为不需要特别顾及过去的条约､协定､惯例与既成的事实,在必要时运用大胆而强烈的手段,凭借国民党的革命精神和民众运动的力量,在胁迫性或半胁迫性的情况下,整体或部分地废除不平等条约中的不平等项目,达成中国外交谈判的目的,为最终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彻底改变外人在华优越地位的状况打好基础｡
　　
　　陈友仁的革命外交政策,首先是重申领事裁判权的范畴,纠正列强的越轨行为｡根据原定条约,领事裁判权仅限于司法的民､刑诉讼案件;但后来列强得寸进尺,竟擅自扩展到行政权和警察权方面,由于中国历届政府软弱无能,久而久之似乎也成了“定例”｡陈友仁认为“当时领事裁判权之规定,原系中西俗尚之不同,故容许民､刑诉讼事件之治外法权;若行政权､警察权之保留,则系国家生存至低度之要求,万不可放弃”｡一次,英国商船广武轮载运鸦片烟土,被国民政府的缉私人员缉获,英方借口领事裁判权,拒绝我方查扣,缉私队奉命强硬执行,英国总领事为此连续三次致函陈友仁提出抗议｡陈友仁明确指出:“就异时中英条约而论,其所规定领事裁判权行使之范围,原仅系限于民刑诉讼事件,与行政权绝不相干｡”在陈友仁的严正交涉下,英方最后也只能空发抗议而已｡
　　陈友仁的革命外交政策,还体现在矫正领事裁判权滥用于租税立法方面｡在中国与列强所签订的不平等条约中,只规定外国人必须缴纳协定关税和子口税,为此列强就拒缴除此以外的任何税金,其冠冕堂皇的借口就是领事裁判制度｡1926年10月,国民政府决定征收特别税,外国人为此牢骚满腹,抗议纷起｡陈友仁则坚持:“租界之外无通商口岸之说,外人运销货物一越租界线之外,即为中国内地,就应交纳厘金或子口税｡”为了防止外国人联合抗税,他还及时出台了严厉的惩罚措施,迫使他们老老实实地交税,从而征得了相当的税款,在一定程度上为国民政府解了燃眉之急｡
　　陈友仁的革命外交政策,还表现在他极力主张收回租界行政权｡陈友仁认为租界的自治权,是中国主权的象征,而当时各处的租界,其原始章程大多数是由地方官与各国领事签订的｡中国地方官本无权割地与人,那么盛行于租界的外国行政权,也失去了法律上的根据｡他尖锐地指出:“此等事实上之攘夺,全由外交当局麻木所酿成”,决心在自己的任期内逐渐收回租界的外国行政权｡1926年11月,国民革命军武装通过汉口英租界,英领事向国民政府外交部提出抗议,陈友仁严词驳复:“汉口租界章程本来系处于中国主权准许之下之一种自治法规,主权者之行为,对于其所准许或曾经准许之法规,本来不生违法之问题”,英领事无词反驳,只得作罢｡
　　
　　收回汉口､九江英租界
　　
　　1927年元旦,武汉人民为庆祝国民政府迁汉和北伐战争胜利,连续三天举行盛大庆祝活动｡1月3日下午,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宣传队来到临近租界的空场内进行宣传讲演,英国义勇队见人越聚越多,竟蛮横地冲入华界,用刺刀向人丛乱捅,当场刺死1人,重伤80余人,轻伤300多人,造成“一?三惨案”｡
　　国民政府当即决定:由外交部长陈友仁对英进行紧急交涉｡陈友仁当晚在外交部召见英国驻汉领事,强烈抗议英国水兵暴行,限令其迅速撤退水兵及义勇队,解除其武装,租界由中国军警接防,以平民愤,否则将不负英人安全之责任｡陈友仁强硬的命令口吻,使一向以太上皇自居的英国领事大吃一惊,无言以对｡
　　面对国民政府的强烈抗议,更慑于武汉人民的反英浪潮,英方不得已采取了退让措施｡4日清晨,英方将所设沙包电网全部撤除,水兵义勇队全部撤退,巡捕也被撤走了｡国民政府卫戍司令部即派三连精良军队入驻英租界,工人纠察队也随之到达维持秩序｡
　　正当汉口英租界被国民政府接管之际,1月6日,九江又发生了英兵殴伤中国工人和英舰开炮的事件,愤怒的中国民众冲入租界,奋起反抗｡驻在九江的北伐军第二师当即向英国领事抗议,并很快接管了九江英租界｡
　　1月7日,武汉国民政府和国民党中央“联席会议”议决建立英租界临时管理委员会,外交部长陈友仁为主席委员｡尽管陈友仁对英国水兵的暴行十分气愤,但他明白要真正收回汉口､九江英租界,绝不能用感情用事,而必须通过正常的外交谈判｡
　　1月15日,中英双方开始正式谈判｡北京英使馆参赞欧马利自恃有英舰保驾,一开始态度十分强硬,公然要求国民政府归还租界,恢复以前状态｡陈友仁当即斩钉截铁地回答说:“恐怕我们要应付一种新的局面了”,如果按照英方的要求处理,必然会引起民众的罢工和拒货,使租界根本无法生存,因此双方的交涉只能面对现实｡第一次会谈毫无结果｡此后,双方又经过16次谈判,至1月底才基本达成协议,即由国民政府收回汉口英租界,改为中国的市政特别区,由四名华人和三名英人组成管理委员会,主席委员为华人,按照国民政府颁布的新市政局章程进行管理｡
　　1月27日,欧马利奉命将一备忘录及附件七款送交武汉国民政府｡从表面上看,《备忘录》似乎颇有诚意,但仔细分析一下,这是英国政府的烟幕弹｡它们一面在舆论上做出让步,麻痹国民政府,缓和中国人民的反英情绪;一面则从本国和印度紧急调遣1.2万名“中国远征队”向上海进发,以实现其放弃汉口､九江,固守上海的策略｡同时,英国又照会美国政府共同出兵保卫上海租界,暴露出坚持武力恫吓的真面目｡
　　陈友仁十分气愤,断然决定中止谈判,拒绝在业已达成的协议上签字,向英方施加压力,并对英国政府的《备忘录》进行严词辩驳;1月30日,陈友仁揭露英国调动军队逼向武汉的事实,“国民政府不得不视英国集中军队之行动,为一种对于中国民族主义勒迫之行动｡际此时期,签订协定,是受威胁而答复也”,因此我们拒绝签字｡陈友仁的宣言铿锵有力,义正词严,表达了中国人民不屈不饶的斗争意志,深得广大民众的拥护｡
　　陈友仁发表的宣言在国际上引起极大反响,美国国务卿郑重声明“须至中国政府不保护外人时方才出兵”;法国认为没有必要对华出兵;意大利也不愿意参与英国的行动;日本和德国声称只要他们侨民的生命财产不受侵犯,他们就对中国采取不干涉主义｡
　　陈友仁拒绝签字,在英国国内也引起轩然大波,伦敦外汇市场交易清淡,钢铁业股票大跌;曼彻斯特市政局议决要求政府撤回对华军队;英国共产党机关报《劳工生命》号召工人共同奋斗,反对对华武力干涉;英国政界见各国对中国同情日深,极为骇惧,敦请政府迅速调整对华策略｡
　　2月10日,英国政府终于决定让步,外交大臣张伯伦在伦敦发表演说,声明英国军队“将驻扎于租界之内,除非有严重之事变发生,必不越租界范围而行动,卷入中国武人竞争之漩涡”,宣布除自印度出发已在途中之军队即将在沪埠登陆外,其他调自地中海及英国本土的军队将改而在香港集中｡12日,英方代表欧马利来到国民政府外交部,将张伯伦在下院的演说词要旨交给陈友仁｡此后,中英双方代表又经过几次会谈,最终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基本达成共识｡
　　2月19日,陈友仁和欧马利签署《汉口英租界协定》,20日,又签署《九江英租界协定》,确认《汉口英租界协定》适用于九江英租界｡3月15日,武汉政府正式收回了汉口英租界,但英人在该区域仍保持有一定的势力｡同一天,武汉政府完全收回了九江英租界,并取消了外人在该区域的所有特权｡
　　陈友仁的“铁腕”外交,赢得了对英谈判的胜利,重振了中国的国威,找回了中国的自尊,迫使列强重新认识中国,重新认识中国的外交｡
　　国共分裂后,陈友仁积极参加反对蒋介石独裁统治的斗争,1927年夏赴苏联,与宋庆龄等在莫斯科发表声明,揭露蒋介石､汪精卫背叛国民革命的行径｡后去西欧游历,继续参与反蒋的政治活动｡1931年任广州反蒋政府外交部长｡次年初,复任国民政府外交部长,主张对日绝交宣战｡1933年参与发动福建事变,任福建人民政府外交部长｡后遭国民政府通缉,流亡法国｡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在香港遭日本军队拘捕,次年起被日军长期软禁于上海｡1944年5月20日在上海病逝,尸体火化后,骨灰遵照本人的遗愿撒向太平洋｡新中国建立后,八宝山革命公墓为陈友仁树立了纪念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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