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湾战争 [对这场战争，中国人应怎样看]

　　 　　编辑本期话题的最后一天，也是美国对伊拉克开战的日子，“反战”与“挺战”的声音仍不绝于耳。其实，早在伊拉克危机开始时，这两种声音就与之相生相伴。而随着危机的一步步演进，“反战”之声也在全球范围内扩展，围绕“反战”与“挺战”两种截然对立的观点的争论也愈演愈烈。前不久在中国也由一份反战声明引发了一场激烈争论，网上和媒体沸沸扬扬。我们发现在这场有关国际问题的争论中，几乎没有国际问题研究者的声音。我们想，他们一定有其专业性的见解。为此我们制做了这期话题。
　　现在，这场争论并没有因为战争的开始而停息，而我们对相关问题的思考也有了更加现实的意义。
　　
　　不是空穴来风
　　
　　●争论反映了国内公众舆论和“精英舆论”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以来，已经对我国面临的重大国际政治和中国对外基本环境问题产生了相当认真、广泛和深刻的思考，并产生了困惑和辩论。
　　时殷弘：关于这次美国对伊战争问题，在国内的公众舆论中出现了不同声音，甚至出现了相当激烈、有时大动感情的争论。它们既涉及国际政治的重大问题，也在一定程度上涉及我国的重大对外战略和政策问题。与此同时，它们不仅关系到具体的美国对伊战争问题，还表现出了不同的国际政治观和不同的情感，连同对于某些重要问题的大相径庭的基本判断，因而引起了普遍的关注。我认为总的来说这是正常的，甚至一定意义上是可欢迎的。它反映了国内公众舆论和“精英舆论”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以来，特别是1999年以来，对我国面临的重大国际政治和中国对外基本环境问题进行了相当认真、广泛和深刻的思考，并产生了困惑和辩论。这次关于美国对伊战争的争论是所有这些的继续，并且可以说达到了一个高峰。
　　为什么会有如此众多和明显的分歧、困惑、思想矛盾和争辩？首先，它反映了我们还不能清楚地认识冷战后、特别是9.11以来的世界政治。客观的国际政治形势如此复杂，当然容易引起困惑和争论。美国对外政策在不同时期有所不同，冷战前后相比有颇大差别，9.11前后相比也是如此，因此美国本身就非常复杂。现实的世界政治这么复杂，美国本身这么复杂，所以对它们的全面和准确的理解自然比较困难。
　　不仅如此，中国目前的国际处境和未来的对外关系前景也多有复杂之处，存在不少未知因素，不少重大事情还未有定论或定局。中国在国力和国际地位上升过程中会遇到什么困难；中国的外部环境是安全因素居多，还是不安全因素居多；是机遇大，还是挑战大，都是可以引起思想矛盾和公众争论的问题。在一个多有变动的世界上，关于某些重大国际问题的中国国内公众的歧异是不可避免的。
　　还有，我国现在处于社会、经济的转型期，存在多种变化、矛盾和困难，以及导致国内社会成分和思想成分发生变化的愈益增加的多样性。特别应该注意的是，在经济、社会改革和政治进步的过程中，中国实际上已经出现了显著的现代大众政治，公众了解国际信息的渠道越来越宽，参与国际问题讨论的机会越来越多，关注的国际问题越来越广泛，关注的程度总的来说也越来越深。与此同时，公众内部意见的分化、观点的歧异也难免越来越显著，有时甚至相当突出。可以预料，这种分化、歧异以及对某些重大问题的争论在今后几代人中间会更加多见。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个重要过程便是公众舆论的形成和发展，它也是中国现代大众政治发展、包括在对外关系和对外政策形成中大众的直接和间接影响逐渐增进的过程。而这一过程会表现为，公众对国际政治和外部环境有不确定感和相应的困惑，许多新的重大国际政治事态、新的对外政策问题寻求往往不易得到的确凿解答。△
　　
　　争论为何如此激烈？
　　
　　●我们对国际舆论要全面看待，不要偏激和片面。
　　●在美国攻打伊拉克问题上没有绝对的“非黑即白”的评判标准和简单答案。
　　●有的人可能出于道德与价值上的判断，有的人可能对中国外交政策不满，而有的人可能就是想制造点不同的声音。
　　楚树龙：围绕目前中国人关于伊拉克问题的争论，我对政府的看法和对公众的看法都持积极态度。首先，这次政府给大家提供了相当宽松的舆论环境。另外，公众的反应是中国对外开放的积极成果，是20多年来我们积极参与国际事务、与国际接轨、融入世界、对外开放的结果。广大公众以及社会各界对国际问题的关注和看法都有了质的飞跃。
　　但与此同时，我们也不能片面地看待国内外关于伊拉克问题的争论。由于我们对近期世界上反战运动报道得很多，所以大家的印象是世界公众舆论主要是反对战争的，包括美国的国内舆论。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我们要实事求是地看待世界和中国公众的各种意见。
　　以美国为例，各种民意调查都显示，支持打击伊拉克的民众比例一直是60%～70%。同时，美国两党在国会就打击伊拉克的问题没有大的分歧。美国现今要解除伊拉克武装、推翻萨达姆政权的政策是基于1998年国会通过的一个决议，并为之拨款9000万美元。四年过去了，美国两党对这个问题仍没有多大的分歧，无论政界还是公众，多数人都是支持攻打伊拉克的。
　　
　　世界上其他国家的反战运动是比较多，但是支持或者不反战的人没有去游行并不代表他们是少数。美国副国务卿阿米蒂奇称，对国际上在美国攻打伊拉克问题的支持率感到非常满意。3月19日，鲍威尔称已有45个国家支持美国攻打伊拉克。同时，一些国家同意派兵参战，提供武器、军事人员、军事设施和装备，其中也包括中东国家。所以，我们对国际舆论要全面看待，不要偏激和片面。对意见的意见要公正、要尊重事实。
　　时殷弘：现在对伊拉克问题为什么有这么大的争论？首先一个原因，在于问题本身高度复杂，布什和萨达姆对战争局势的形成各有各的责任。美国政府现在基于很难使国际社会和世界舆论大多数信服的、充分的理由，非要打一场以“解除武装”和“政权变更”为目的的大规模战争，为此不顾武器核查正在取得进展，不顾战争本身将会造成巨大破坏，不顾它将给整个国际体制、国际法和国际秩序带来非常严重的冲击，并将导致世界大多数国家对国际体制、国际法、国际秩序和世界政治的可预料性丧失很大部分信心。就目前情况来看，伊拉克对美国的威胁远没有大到非打不可、而且一定马上要打的地步，但美国政府的意向和决心与此截然相反。因此，国际社会和世界舆论的主要态度是反对美国发动战争，主张和平解决危机。
　　然而另一方面，伊拉克没有全面和切实地按照联合国安理会第1441号决议规定的“解除武装”，在大规模毁伤性武器方面仍留下了一些严重疑点。因此，美国政府的战争理由至少对美国多数公众有相当大的说服力，对于其他某些国家也有一定的说服力。因此，正如中国政府反复指出的那样，避免战争的责任在美国和伊拉克双方，而不仅仅在美国一方。当然，现在美国方面的责任是主要的，但伊拉克方面也有重大责任。这说明现在的事态有其复杂性，公众中间一部分人在伊拉克问题上容易站在美国一边（有些甚至欢呼即将到来的战争），同时多数人会站在反对美国战争的立场上，其中不乏有人进而同情（个别甚至赞赏）萨达姆政权。实际上，在美国攻打伊拉克问题上没有绝对的“非黑即白”的评判标准和简单答案，因而在公众舆论中间存在基本歧异、甚至激烈争论实属正常。
　　张晓东：我认为这次在网上出现的反战争论是我们在目前这种比较特殊的社会状态之下表达意见的一种方式。有些人认为世界各地都在游行反对战争，难道中国就没有反战的声音和社会力量吗？不是，而是因为中国缺少表达反战意见的渠道与合适的方式，或者说民众表达意见的渠道不是很顺畅。所以这种现象一出现，好像很有爆炸性。再者，IT时代提供了网络这种交流思想、传播信息的特殊工具，否则，网上签名这种事情根本不可能发生，反战的声音可能会以过去人们比较熟悉的方式、有时可能是比较极端的方式表达出来。就事情本身而言，这是一种很正常的争论，中国这么大、人口这么多，有一些不同的声音也是很正常的；如果整个中国鸦雀无声，或者说全中国人民都和新闻发言人的声音完全一样，反而不正常了。
　　
　　对于反战的动机，我想是多方面的，什么理由都可能有。有的人可能出于道德与价值上的判断，有的人可能对中国外交政策不满，而有的人可能就是想制造点不同的声音。同时，反对美国发动对伊战争，并不一定意味着这些人就赞许萨达姆。同时，参与签名的人未必都来自学界，把这次签名概括为“学者签名”恐怕也不是十分准确。
　　这次争论可以说是过去很多争论的一个继续。正如前面所言，参加反战签名的人中有相当一部分是由于对中国外交政策不理解，他们不只针对伊拉克问题，而是从总体上对如何处理“韬光养晦”和“有所作为”存在分歧。特别是围绕中国对美国的态度问题，争论尤其激烈。对1999年的炸馆事件，中国外交的表现与最后的处理结果使许多人产生了压抑感和屈辱感；还有南海撞机事件的处理结果、台湾问题等，在很多人看来，尤其是一些青年学生感到不满意。他们认为中国外交过于软弱，对美国太过迁就。其实，事实是不是那样，很值得商榷。之所以出现这样的局面，某种程度上有些不满是由于与我们的舆论导向和新闻宣传有误所致有关系。在一些敏感的、重大的问题上，舆论界经常倾向于使用一种非常民族化、情绪化的语言来报道，这对大众的情绪和判断有相当的影响。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是一个样，而给人的印象却是另外一个样。所以针对这次反战签名，我倾向于认为，一是参与者的动机非常复杂，再者这种争论可能更多的不是围绕伊拉克问题产生的，从更广的意义看，它是对过去中国对美外交及在重大国际事务中的表态所形成的争论的继续。△
　　
　　为什么国际问题的学者没有应和？
　　
　　●专业人士大都比较充分地认识到了问题的复杂性，大都明白任何单方面的、绝对“非黑即白”的政治判断、形势界定和道德评判都不适当。
　　时殷弘：现在使人忧虑的一个问题，是争论中的许多言论表明或提示，现在中国远没有在一些非常重大、非常尖锐的危机性问题上形成一种健康和健全的公众舆论。因此，这次“论战”出现后，不少人在思考优良的中国国际问题公众舆论应该具有哪些基本素质。我认为，这样的舆论至少需要以下几项品质。第一，看待问题要谨防过于片面。第二，对待任何国际问题，一方面要充分尊重道德上的是非和道德情感，但另一方面必须观察和尊重政治现实，特别是我们自己的国家利益的现实。必须将这两个方面结合起来。第三，无论对自己的观点，还是对与己对立的意见，在道德评判上要适度。要反对“扣帽子”现象，反对道德上的自以为是和自大，对对立的意见要具有起码的容忍心，具有健康的公众舆论应有的气度和风度。
　　为什么中国的国际问题专家学者没有卷入这场“论战”？我认为，专业人士大都比较充分地认识到了问题的复杂性，大都明白任何单方面的、绝对“非黑即白”的政治判断、形势界定和道德评判都不适当。在国际问题研究界，专家学者们对于美国对伊战争和一些重大的相关问题也有不同意见，潜在和实在的分歧有时也相当大，但总的来说大家还是认为世界政治非常复杂，尤其在通过大众传媒表达我们的判断和情感时，要更多地注意观察问题的全面性。另外，中国研究国际问题的学者到目前为止不喜欢非常动感情地互相指责。争论是存在的，但一般只限于研究性、讨论性的范围。
　　对于目前的“论战”，我们既不必见怪，也不必欢呼。同时，对于国际政治和对外政策问题上的“民间议政”和民间争吵，我们应该有它将长期存在的思想准备。中国政府和专家学者在这方面应当、也能够做的，是想办法来营造或促进营造一种健康、良好的中国国际问题公众舆论，这对中国未来的发展至关重要。△
　　
　　伊拉克问题的核心是什么？
　　
　　●核心问题在于价值观、是非观、道德观的分歧。
　　●如果对伊拉克20多年来做一个全面、真实、客观的回顾，那么大众肯定会对这个国家、对其现政权、对萨达姆总统本人有一个真切的认识。
　　楚树龙：我认为伊拉克危机的核心问题在于价值观、是非观、道德观的分歧。美国政府为什么一定要打伊拉克？因为伊拉克拥有大规模毁伤性武器。这个理由是不充分的。以色列也有大规模毁伤性武器，而且已经是事实，但对于伊拉克还只是怀疑而已；英国、法国也有核武器，俄罗斯是除美国以外拥有核武器最多的国家。美国为什么不管这些国家？美国人就是不认同伊拉克，认为它拥有大规模毁伤性武器就会制造战乱。其次，支持攻打伊拉克的人还认为萨达姆在位20多年来几乎没有中断过对外战争，对本国人们的生活产生了很大的破坏作用，所以如果说美国在对伊问题上有霸权的意图，那么伊拉克也有责任。不说别的，伊拉克远非一个富裕强大的国家，但这次核查期间人们都看到，仅在首都巴格达，萨达姆就拥有八处总统府邸。人们从电视上也可以看到，萨达姆召集党政会议时身后总有配枪的人员，这是要造成什么样的气氛？在他的政府中，军人占多少?大家可以想想，这是个什么性质的政权!
　　张晓东：对于伊拉克和美国之争，单单从价值判断上来讲，美国攻打伊拉克以及伊拉克本身有多少问题，是很难进行量化的。但是我们所报道的关于伊拉克的一些情况，可能使公众更倾向于选择反对美国；同时，与美国相比，伊拉克是一个弱者，这样人们同情弱者的心理就自然而然地表现出来了。总体上看，我们的舆论报道是有相当的倾向性的，而且我们对伊拉克国内情况的报道非常少。我认为媒体只要对伊拉克从萨达姆1978年做党的领导人、1979年做总统到现在执政20多年来这个国家怎样一步步地落到现在这个样子，做一个全面、真实、客观的回顾，那么大众肯定会对这个国家、对其现政权、对萨达姆总统本人有一个真切的认识。
　　伊拉克是所有中东国家里自然资源、人文禀赋最好的国家，它有油又有水，有两河流域肥沃的土地，国民总体教育水准比大部分中东国家也要好得多，不存在实力强大的宗教极端主义，现代化进程开始较早，所以伊拉克没有理由搞成今天这个样子。
　　欧洲在伊拉克问题上与美国的分歧，一个原因是欧洲人对中东地区在地缘上的感觉完全不同。由于欧洲在地缘上更加接近于中东，中东如果有什么风吹草动，首先受影响的就是欧洲。从经济上，欧洲和中东的联系更加紧密；在石油上，中东对欧洲的影响也比较大。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移民、难民的问题。由于欧洲在地缘上更接近中东，如果中东出现了问题，欧洲社会受影响的程度会很大。前几年欧洲提出了一个环地中海合作的计划，计划的一个主要前提就是让南地中海和东地中海地区的国家的经济与社会尽快发展起来，避免大量的移民、难民拥往欧洲。由于在种族、宗教信仰和生活习惯等方面的巨大差异，来自中东地区的移民很难融入当地社会。在许多情况下，为了在一个全然不同的社会与人文环境中生存下去，来自不同区域的移民最终会在欧洲社会形成许多相对独立的社区。对于许多欧洲国家来说，这样的社区不仅对社会整合提出挑战，而且会对社会治安形成压力。在许多国家，正是移民问题引发了极右势力的崛起与泛滥。另外，欧洲社会传统上不像美国社会那么开放，在移民问题上不像美国那么宽容。所以在中东问题上，欧洲国家和美国的分歧很大。
　　时殷弘：伊拉克战争危机作为一种象征，还向世界展示了另一种危险，那就是大规模毁伤性武器的扩散。伊拉克问题的核心绝对不是石油问题，而是：（1）美国的霸权主义、单边主义和黩武倾向，它们看来正在威胁国际政治的基本秩序和基本正义；（2）伊拉克的大规模毁伤性武器问题，这类武器如果在世界上某些地区由某些基本上处于国际规范之外、行为方式高度冒险（包括军事冒险）的国家拥有或扩散，同样是一大危险。因此，现在即将爆发的伊拉克战争，其主要责任在美国；但与此同时，问题的一大直接来源是伊拉克的大规模毁伤性武器。伊拉克不但曾经众所周知地拥有并使用过这类武器，而且联合国过去多年的核查史证明，难以确信伊拉克没有藏匿这类武器。
　　总之，现在伊拉克战争危机将两大危险昭示于世人，它们都危及世界的基本稳定和有关国家的安全，对它们都需要警觉。△
　　
　　
　　中国人应有怎样的视角？
　　
　　●要根据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根据中国人的国家利益、价值观、理想、道德、文化来决定我们对国际问题的看法和立场。
　　●中国人的国际眼界、对美态度以及总的对外态势和心理，仍然处于一个势必长期的构建过程中。
　　●外交是软硬兼备的。
　　楚树龙：如何看待中国人在伊拉克问题上的看法？我认为我们也是从道德观、价值观、是非观出发的。但是，我们还应该有责任观的视角。另外，在思考国际问题时，我们中国人应该克服历来对国际问题的传统思维，看待国际问题也要与时俱进，因为世界时刻都在发生着变化，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也在发生变化，我们不能老是用过去看待国际问题的思路来看待今天的问题。总起来说应该注意以下问题：
　　第一，要克服传统的“体制外”心理，认为世界是美国的、西方的，我们不是这个体制内的，所以我们就要反对这个体制。我国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之一，享受这个地位的同时，我们就要有责任感；我们加入了世贸组织，并在多边谈判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再次，我们已经申请到了2008年奥运会的主办权……作为一个世界大国应该享有的权利我们也都享有了，所以我们已经是世界体制内的重要成员，如果还抱着“体制外”心理，就与自己的身份不相符了。
　　第二，克服“以美划线”的倾向。中国人对待国际问题要有自己独立的见解，实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也包括对国际问题的看法、立场、观点。要根据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根据中国人的国家利益、价值观、理想、道德、文化来决定我们对国际问题的看法和立场，不要总是以美国划线。不能“凡是美国同意的，我们就反对；凡是美国反对的，我们就拥护”。这次公众在伊拉克和朝鲜问题上的观点与政府有一定的差距，原因就在于观念上仍然存在着以美划线的倾向。我国政府的立场比较明确，非常强调伊拉克的责任和问题，在朝鲜问题上也强调半岛的无核化。这些都表明我们的对外政策已经不像过去那样总是以美国划线，而是以对国际事务的了解、对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和我国的国家利益来决定我们的对策。
　　第三，我们对国际问题的态度、立场和观点要克服“感情型”决策方式。一谈到国际问题，中国人就往往会产生一种“悲情”感，联想起美国人过去是如何如何压迫我们的，等等。比如1999年的炸馆事件后，我也义愤填膺，但是冷静下来后，我认为我们的认识、思维长期以来并不科学。所谓“不科学”，就是用感情、情绪去思维，而不是用事实、程序去思维，容易感情用事。如果谁平稳一点、实事求是一点、温和一点、全面一点看问题，谁就会被认为是右倾、亲美、亲西方。这是需要认真克服的。
　　第四，要克服“反”文化的思维模式。中国50多年来的外交大都带有强烈的“反”文化色彩，50年代“反帝国主义”；60年代以后既“反帝”又“反修”，再加上反对各国反对派；70年代虽然和美国等国家关系和缓了，但还是继续“反帝”、“反修”……一直到十六大报告，我们的外交思维才有了根本的变革。与以往不同的是，十六大报告对中国外交政策的宗旨、根本目标的规定是“维护世界和平，促进世界发展”。这是第一次以正面的方式阐述我国外交的根本原则、根本目标。十六大报告虽然也谈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但属于一般性陈述，而不是放在国家战略目标根本宗旨的层次上来讲的。对于违反国际关系准则、违反国际法，尤其是损害中国战略利益的事情，我们要坚决反对。但是，如果总是带着“反”文化的思维来看待国际问题，就不是一种健康的舆论取向。
　　张晓东：对外政策只是我们整体国家战略中的一小部分，而整体国家战略不是要和美国打、和伊拉克怎样。评判一项对外政策时，我们要考虑国家的整体战略是什么；在国家整体战略中，外交战略、外交政策所起的作用是什么；是外交战略服从于国家战略，还是国家战略服从于外交战略。在外交政策这个层面上，对美外交和对中东外交之间有没有主次关系、先后关系，等等。假如能把这些指标性的东西做一个冷静的判断，那么在对美问题上或者在对伊拉克问题上的政策就比较容易理解、比较容易进行选择了。某些情形下，短期利益受损，可能会带来长期的收益。放弃一些小的利益，可能更有利于在总体上获得更大的收益。
　　时殷宏：中国公众、广而言之中国人的国际眼界、对美态度以及总的对外态势和心理，仍然处于一个势必长期的构建过程中。这个过程大致由两类因素决定：一类是外在力量，首先是美国将对中国采取什么态度，连同它对东亚国际政治和世界政治采取什么基本立场；另一类是我们自己的因素，因为这个过程也是由我们自己决定和构建的。如果我们在改革开放的道路上既足够稳妥，又前进得足够迅速，以至我们的社会和文化发展真正进入一种经久的优良状态，那么公众中间就不会有过多的歧异、困惑和激烈争论，中国优良的国际问题公众舆论就能构建起来。
　　我比较担忧的一个问题是，在国内关于国际政治和中国对外关系的争论中存在着两种不同的舆论倾向，甚至可以说是两种不同的民族心理，它们都比较严重地妨碍了国家战略的有效形成、贯彻和优化，都可能对中国应有的发展带来比较大的障碍甚或风险。其中一种心理实际上在目前的伊拉克问题上，在9.11事件发生后，并且在近年中国面对的某些对外关系重大事态方面都有引人注目的反映，它从某种程度上大概较多地见于“弱势群体”中间。在国际风浪面前，在中国遭遇困难的国际环境时，不少人会表现出过度的“受困者心理”、“受害者情结”和过激的“民族主义情绪”，简单、粗糙和片面地看待中国面临的外部困难，缺少全局观念，缺少对国家战略在其军事工具以外的经济工具、外交工具和政治工具之重要性的理解。而且在不少问题（特别是美国问题、东亚区域政治问题和台湾问题）上表现得比较缺乏历史信心、战略耐心和战略思维的起码精细性。
　　然而与此同时，也要批评另外一种心理。这种心理比较多地存在于“强势群体”，存在于收入和受教育程度比较高、在改革过程中得到实惠较多，以及个人对外联系较多的人群中间。当然，这完全不是说这类人群中的多数人有这种心理，而是说它在这类群体中相对较为常见。不少人对于中国外部环境和国运的看法相当程度上已经“经济化”、“个人化”了，不大有民族的忧患感，也不大有我们民族应有的合理抱负，不大关心中国的外部安全环境问题。另一些人确实关心中国在国际政治中的前程，有真正的本民族国家关切，但是同样缺少大战略的全局观念，一般只看到外交工具和经济工具的重要性，不知道中国这样的大国要有坚硬的牙齿，而且这牙齿有的时候还要用一用。不仅如此，他们对外交工具的内在丰富性或外交策略的多选择性的认识也比较片面，认为外交仅是一种“软战略”工具。其实，外交应该是软硬兼备的。
　　
　　我认为这两种心理都不是一个正在崛起的大国应有的健康心理，然而它们在当今中国人中分布得比较广泛，将成为不同程度地困扰中国对外态势和战略的主要长期性问题之一。△
　　
　　下一个目标是谁？
　　
　　●美国政府高官却讲，美国不是世界警察，美国不想为别人的利益做太大牺牲。
　　●在可以较明确地预见的将来，中国同美国协调与合作的战略机遇肯定显著大于来自美国的安全挑战。
　　楚树龙：我非常不赞成这种流行的看法。一些人激烈反战的理由之一，是不能让美国的这种危险倾向继续下去，否则，“打完伊拉克，下一个打谁？”事物是复杂的，不能靠直线思维、简单思维。科索沃战争前后，西方曾提出“人权高于主权”，我们就担心，这是一个危险的模式。科索沃之后，美国再打谁，这个模式会不会被滥用。但美国政府高官却讲，美国不是世界警察，美国不想为别人的利益做太大牺牲。所以科索沃战争后美国没有打谁。其实，与美国利益无关的事情美国是不会管的。前几天布什也讲，美国要以军事手段解决伊拉克问题；以促进伊朗国内用积极变革的方式解决伊朗问题；要同韩国、日本、俄罗斯、中国一起合作解决朝鲜问题。这些国家都是美国认为的“邪恶轴心”，但是美国是根据不同情况采取不同的对策。所以事情是不同的、复杂的，发展是曲折的。
　　时殷宏在伊拉克战争之后，中国不应过于惊惶地估计形势，以致自己乱了阵脚；与此同时，中国公众舆论也需注意决不这么看和这么做。说到底，中国不是强烈反美国家，也没有搞大规模毁伤性武器扩散，因而美国决不会把矛头转向中国，何况现在台湾问题基本稳定，尤其自去年秋天以来，中美两国政府很好地调整了各自针对对方的战略和政策，促使两国政治关系大为改善和发展。因而，在可以较明确地预见的将来，中国同美国协调与合作的战略机遇肯定显著大于来自美国的安全挑战。△
　　
　　如何看待美国的霸权主义？
　　
　　●实际上冷战一结束，美国就有两项处于最前列的国家安全战略和对外政策目标。
　　●美国长期的战略模式就是一定要找对立面，要找问题。找到了就下决心要解决，一直到解决为止。
　　楚树龙：美国外交中确实有霸权主义，对此我们要反对；有些是从道义上、政治上、原则上反对，涉及我们切身利益的要坚决反对。但是也不能说美国外交就是霸权主义。我们要树立符合时代潮流、符合新时代发展的是非观。萨达姆在国内处境究竟如何，得到本国人民、本党多少拥护，我们都不是很清楚。为什么海湾地区与伊拉克地理上最接近的几个国家要求萨达姆下台？因为对于这些国家而言，萨达姆比美国更危险。另外，我们的对外政策也不能一点道义都不讲，只讲利益，只讲同美国的关系，全世界都反对的，我们却支持、同情。我们要讲国际道德，要讲责任观，而且要与时俱进。
　　时殷弘：美国为什么要攻打伊拉克？实际上冷战一结束，美国就有两项处于最前列的国家安全战略和对外政策目标。第一是预防、遏制强烈反美的地区性强国，并在美国认为非常必要时用武力打击之。冷战一结束，美国就定义了三个这样的国家，那就是去年年初被美国总统指控为“邪恶轴心”的国家。冷战结束前后被置于最前列的另一个目标是防止大规模毁伤性武器扩散。美国认为伊拉克占全了这两个。因此，从冷战后美国根本的国家安全战略和对外政策目标来看，伊拉克的战争危机有其相当的必然性。当然，另外两大事态――布什上台和9.11事件，对于驱使美国再次走上对伊大规模战争之路也起了决定性作用。今后一个时期内，这些因素仍将继续支配美国安全战略的主要取向。
　　楚树龙：美国攻打伊拉克是其根本的战略模式问题。美国长期的战略模式就是一定要找对立面，要找问题。找到了就下决心要解决，一直到解决为止。以前在苏联问题上就是如此。苏联解体后，开始针对中国，但是中国对美的战略政策是既不把它看做朋友，也不把它看做敌人，因此没有和美国完全对立。现在美国对中国属于三心二意，既把中国看做潜在的威胁，但某些方面又觉得可以演变、利用中国，对中国的政策并不确定。但是美国对伊朗和伊拉克是确定的，所以现在开始将矛头针对伊拉克。△
　　
　　营造一个健康的争论环境
　　
　　●不同看法、不同观点和意见的争论是可以的，但要尊重人，尊重不同意见。
　　楚树龙：最后谈谈争论问题的方式。我们国家在走向法制化、民主化的过程中，我们的思维、意见、评论也要跟着国家、社会的进步与时俱进。不同看法、不同观点和意见的争论是可以的，但要尊重人，尊重不同意见。人都是平等的，意见也都是平等的，不能觉得自己高人一等，无论是意识上、观念上、道义上都不要觉得自己高人一等。而且不要比谁更爱国，没必要。好像谁要说点客观的话，谁就是不爱国。爱国不是政治概念，而是一种朴素的感情，是所有人都有的。所以对于问题的争论方式要符合社会主义民主化、法制化前进的方向。▲
　　
　　
　　阅读参考事件回放
　　
　　战前，美国倒萨风声越来越紧。2月10日,韩德强、王小东、张广天等发表了一份反战声明，坚决反对并严厉谴责美国的战争政策。声明认为，这场战争是“对一个主权国家的公然侵略，是对全世界人民，特别是弱小民族和欠发达国家的严重威胁和挑衅”。声明“呼吁所有爱好和平、坚持正义的海内外中国人团结起来，发扬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霸权主义的伟大传统，汇入全球波澜壮阔的反战运动的洪流，为制止这一场侵略战争做出我们分内的贡献”。这份声明在互联网上广泛传播，据说有数百名知识界人士签名支持。
　　随后，2月20日，余杰、徐晋如等发表了一篇针锋相对的声援美国政府的声明，宣称人类历史上存在着这样一种战争，“它们的发动方基于自由和人道的终极价值，以沉重而悲怆的心情去迎接全人类共同的未来”，美国倒萨战争即属于这种类型。对萨达姆政权这样一个专制魔王和暴君，当一切和平努力都失去效用时，只能用战争解决问题，“为此，我们谨起草此项声明，表达我们对美国政府摧毁萨达姆独裁政权的行动的支持，也表达我们对人类的天赋人权与永恒正义的支持”。这份声明同样有众多人士签名支持。
　　两份声明传播开来，越来越多的人加入了争论的行列，形成一种围绕倒萨战争的公众舆论。
　　
　　近年来国内有关问题的争论
　　
　　时殷弘
　　随着冷战的结束,特别是9.11以后，世界政治形势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急剧变化，同时，中国也处于上升时期，国内改革和国际安全环境都出现了一些变化和困难，这种形势自然引发了不同的思考、讨论和争论。争论实际上就是围绕着国际环境以及中国在这样的国际环境中的地位和处境展开的。这些年来，只要国际上发生重大事件，就都会引起中国内部实在或潜在的大的争论。这表明多年来，特别是1999年以来，在对外政策方面我国的公众舆论和“精英舆论”相当程度地缺乏共识，实在和潜在的争论已经发展到相当的程度，可以说发展到建国以来从未有过的程度。
　　争论大体涉及以下一些特别尖锐的问题。
　　第一个就是全球化和多极化的问题，舆论对全球化存在两种看法。一部分人本着自由主义的观点高度赞美全球化，认为即使中国在全球化进程中会付出一些代价和遭受一些损失，但全球化给我们带来的长远的和眼前的利益是无穷无尽的；另外一部分人则特别强调全球化的负面作用，尤其是在我国加入WTO的问题上一些实在或潜在的争论是很大的，这部分人认为全球化主要体现了美国的优势，体现了国际资本的优势，全球化是对欠发达世界剥削的扩展和深化，对中国加入WTO至少是抱着很担忧的态度。对于多极化也是如此，一部分人从反对美国的霸权主义出发，非常欢迎多极化，急切地盼望多极化；同时，另一部分人认为多极化尽管代表了中国应有的一种国际态度和中国在未来国际社会应有的地位，但是如果多极化真正实施起来，特别是在东亚，将会出现很多乱子。在这种情况下，多极化是不是绝对地好，在东亚是不是还需要一定程度的美国霸权和大国霸权来维持稳定和平衡，这也是争论的内容。
　　
　　第二个基本性的争论是中国应该对美国采取怎样的态度，中美的中长期关系如何？中美两国一个是上升的准强国，一个是已有的世界霸权的国家。我们将来对美国的政策是应该实行和解，还是所谓的冲突？在多大程度上中美两国将来会发生冲突，又在多大程度上会实现和平共处？仔细分析围绕这一问题的争论大概存在以下三种人群：一种人群希望实现与美国的长期和解，但是又严重怀疑这种协调的可能性，这主要与美国的对外政策，对华政策、态度和对华战略防范有关。他们认为，将来中美之间有可能陷入长久的冷战性对抗，甚至在台湾问题上会发生重大的军事冲突，其中的主要原因在于美国的霸权主义、霸权欲望。第二种人群希望中美实现长期的和平共处，甚至友好共处，而且相信将来实现的可能性相当大；同时，他们也强调这个过程是漫长的，并且在这一过程中会有严重的互相猜疑和摩擦、甚至会发生冲突。第三种人群相信中美之间将来发生重大冲突是不可避免的，认为美国的霸权主义不变的性质决定了将来美国一定会，甚至不惜用冲突的手段，阻止中国的强大；其中有少数人甚至对这种前景抱着乐观的态度，认为中美冲突是中国扫除走向伟大强国道路的决定性因素。
　　争论的第三个大问题是美国霸权的性质。究竟美国的霸权对世界上其他国家而言，对国际社会大多数国家而言，甚至对中国而言，是压迫性质为主，还是同时也具有维持世界秩序基本稳定的功能；甚至有些人对美国霸权的看法相当温和，认为维持世界的稳定是美国霸权的主要功能。当然有些意见还是比较谨慎的，认为尽管美国霸权主义对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国家来说，压迫性是主要的；但同时也承认在某些重要问题上，包括与中国有关的一些重要问题上，美国的优势在区域的范围内、甚至在全球范围内起着一种维持稳定、维持秩序的作用，也有利于和平发展。
　　第四个问题，中国加入世界各种不同的国际体制的利弊得失如何？对于这个问题的分歧特别严重。一派认为利是主要的，甚至利是压倒性的，弊是相当有限的。还有一部分人认为几乎都是弊，弊是压倒性的。所有的争论都有一个特点：左派的观点比较激进，而温和派的声音很少听到；相反却可能是温和派对政府决策的影响更大一些，而左派似乎是处于体制之外。
　　第五个争论，在美国对中国的态度或政策问题上，人们认为存在两大派。其一认为美国同中国之间存在共同利益，在一些重要问题上两国需要协调、合作，即使有分歧，双方可以以相互妥协的办法解决；另一方面人们也承认美国对华也实施战略防范，施加政治压力，特别在台湾问题上美国政策有非常明显的有利于台湾谋求独立的方面。一般而言在中美关系中，这两个方面究竟哪个是主要的，这其中的争论也很大。有些人认为美国对华政策的主要方面是遏制和包围中国，阻止中国的强大，为此支持台独；同时另外一方面的意见认为，虽然美国对华政策中有阻止中国强大，有对华战略防范，有对华施加政治压力，有鼓励台湾谋求政治独立的成分，但是中美之间的共同利益，尤其是美国在一些重大问题上仍需要同中国协调、合作，所以美国对华政策中防范中国、给中国制造困难的方面也是有限的。
　　第六个争论的问题是，在多大程度上我们应该“韬光养晦”，在多大程度上应该“有所作为”，也就是“韬光养晦”和“有所作为”在我国对外政策中的大体比例是多少。特别是最近很多人不满意中国的对外政策，说我们的外交“无所作为”，过于“韬光养晦”，表现在朝鲜问题上、伊拉克问题上；另外一部分人则认为我们“韬光养晦”做得还不够，我们应该更加避免和美国发生争执。当然，还有关于中国怎样“积极有为”的争论，一部分人认为中国不管怎样，至少应该主持正义；另外一部分人则认为中国应更积极地支持美国，譬如在联合国投票拥护美国，在朝鲜问题上和美国更充分地合作，等等。所以我认为中国在国际社会到底应该起怎样的作用，将构成中国今后几十年最基本的“国民辩论性”。
　　最后一个大的争论是时代的性质。经过了1999年的炸馆事件，经过了科索沃战争，经过了一连串使人们感到国际强权政治、霸权政治非常猖獗的情况下，时代的性质到底是不是还以“和平和发展”。关于“和平与发展”时代主题的争论现在不但潜在、而且已经公开了。当然另一部分人认为“和平与发展”的主题不能改，如果改了我们过去战略上的进步、对外开放的进步都有可能被推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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