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北宋国家藏书制度的发展_藏书室制度

　　[摘要]介绍三馆迁入崇文院后，随着崇文院从一个依托馆阁藏书为主的文化服务部门发展成为职能更为丰富的文化管理机构，北宋以馆阁为核心的国家藏书制度得到较为全面的发展，并出现宋人称道的“景德之制”，也迎来北宋国家藏书“一盛于庆历”的实况。同时随着崇文院时期馆阁地位的日渐显赫，它已成为国家高层次文化活动的中心场所和天下士人向往的琼楼玉宇。尤其在北宋国家藏书制度发展的过程中，其自身发展中的一些特点也益加显著、
　　[关键词]国家藏书制度　崇文院　《麟台故事》
　　[分类号]G256.2
　　
　　历经宋太祖、太宗、真宗、仁宗四朝的苦心经营，至庆历年问，国家馆藏图籍出现了有宋以来的第一次盛况，标志着北宋国家藏书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而之所以能够出现这样的结果，与北宋以馆阁为核心的国家藏书制度建立后的进一步发展有着更为直接的关系。本文即以《麟台故事》为主，深入探讨在崇文院新建秘阁――以馆阁为核心的北宋国家藏书制度正式建立后，崇文院作为一个整体，在北宋右文政策推行中发挥出了特殊作用，也作出了丰硕成就，致使其政治和社会地位日益攀升，逐渐发展成一个集典藏与文化、荣耀与尊贵为一身的部门。可以说，至迟在景德年间，崇文院已经发展到不仅是国家高层次文化活动的中心场所，而且是普天下的士人所向往的琼楼玉宇。我们对这一时段崇文院发展的考察，实际上也正是对北宋国家藏书制度之所以取得较为全面发展的深入探讨。
　　
　　1　北宋国家藏书制度发展的表现
　　
　　1.1崇文院馆职的设置
　　由于秘阁的性质也是文馆，并非国家的常没行政机构，且其所设馆职特点亦如同三馆(昭文馆、史馆、集贤院)，故秘阁馆职与之前迁入崇文院内的三馆馆职，又可共称为崇文院馆职。但是，为了进一步加强三馆和秘阁在崇文院中的集中性，也为了让共处在崇文院内的整个馆阁，在行使国家对图籍收藏、整理、利用等职能中能够协调统一，更好地完成任务，又在崇文院中设置了一些性质与馆阁馆职基本相同的崇文院馆职(或差遣职事官)。这些崇文院馆职是很特殊的，在设置上，直接归并于崇文院名下，并不隶属于三馆和秘阁中的任何一个文馆；在职事上，根据实际工作的需要，可能会被分派到相应的文馆中担负具体的任务；在称谓上，又与三馆和秘阁不同，有崇文院检讨、崇文院校勘、崇文院监官、崇文院勾当官等。具体即如《麟台故事》载：“三馆通为崇文院，别置官吏，有：检讨，无定员，以京朝官充；校勘，无定员，以京朝幕府州县官充。堂聚三馆之图籍。监一人，内侍充，兼监秘阁图书，天禧五年又置同勾当官一人。”这样的崇文院馆职的设置，看似有点叠床架屋的重复感，实则有利于以馆阁为核心的国家藏书制度在崇文院内得到整体的发展。
　　
　　1.2馆阁与崇文院混同为一
　　自三馆迁入崇文院后，因其地处禁中，位于宫苑之东，故在崇文院西边开启便门，专供皇帝“从容临幸，跬步可及”。再到崇文院中新建秘阁，精选三馆典籍中的珍品藏于其中，专供皇帝阅览。如此一来，秘阁便是帝王的书房，崇文院便成为当朝身兼馆职的文臣参与朝廷重大文化活动的地方。在这里，皇帝既可以随时随机礼遇馆臣，又能够在政务闲暇之时观览典籍；馆臣既有幸得见天子，又有诸多便宜之计阅览到传世典籍。也就是说，崇文院表面上变成了皇帝与当朝文臣平素参与文化活动的重要场所之一，实质上又是担负朝廷推行右文崇儒政策的主要部门。可想而知，任职于崇文院中的馆臣，籍此不只是增加了较多的政治影响和升迁机会，更多的则是被当世人所倾慕至极的显贵和荣耀。于是自太宗始，“崇文院在禁中，?天子图书之府”，遂成为典籍珍藏的圣地，朝廷文化活动的中心场所，也成为天下士人心目中无比向往的琼楼玉宇。这种名与实的结合，自当不会让后世难以理解“时人语曰：‘宁登瀛，不为卿；宁抱椠，不为监的现实情况。同时，也正是在这种很独特的朝廷右文崇儒之风的影响下，随着三馆和秘阁文臣连同崇文院在朝中的地位日益显赫尊贵，逐渐在人们的心目中和习惯上都把馆阁与崇文院混同为一，不计其区别、不分其彼此而称之，即时人所谓馆阁与崇文院实际就是一回事儿。也正是因为这一时期崇文院地位在朝野的攀升，以馆阁为核心的国家藏书制度便得到重要发展。
　　
　　1.3当时引以为自豪的“景德之制”
　　同样，这种朝廷既注重典籍与藏书制度建树，又尊崇文士的行为，促成了所谓的北宋前期引以为自豪的“景德之制”。亦即崇文院发展至景德年间(1004-1007年)，既是汇聚天下各类图册和珍藏罕见传世典籍的处所，又是天下文学英才伴君和高端学术交流的殿堂。尤其是文臣寓直禁中、以备顾问的处所，正是新建崇文院中的秘阁。于是秘阁既是与三馆同等重要的国家册府之一，又是馆阁文臣中直阁以上“递宿”崇文院的具体处所。而这些轮流“递宿”的文臣，本就位居翰林学士院诸阁学士、直学士、待制等，再到馆阁中贴职，常常侍从于皇帝身边。可以想见，这些围绕在皇帝左右的当朝行政要员，不仅品位高，而且文才也是处在当世第一流的水准。他们常常出入于国家典藏之府，参与着国家级的文化活动，长此以往，便出现了《麟台故事》辑本卷一《省舍》所载“景德之制”的具体描述：
　　景德中，图书寝广，大延天下英俊之士，乃益以内帑西库。二圣因数临幸，亲加劳问，递宿广内，有不时之召。人人力道术，究艺文，知天子尊礼甚勤，而名臣高位由此其选也。
　　景德之后，崇文院在朝野内外的影响越来越大，可天不遂人愿，即在大中祥符八年(1015年)出现了一次意外的波折――荣王宫的一场火灾殃及崇文院，致使其所藏典籍几乎焚毁殆尽，其损失之惨重，堪称为古代书籍之厄。然而所幸的又是这一场火灾并没有对太祖、太宗以来借助馆阁兴起的崇儒右文之风造成不良影响。相反，此风却日益高涨，推动着朝廷当即修复火灾后的崇文院旧址，以秘阁居之，建为崇文内院。同年，又徙三馆与左、右掖门外的道北，新建三馆书库，相对崇文内院而称之为崇文外院。同时大举寻访天下典籍，进行全面校正考订整理活动和抄录缮写补救工作。于是，国家图书藏量又很快被恢复，并获得进一步发展。曾在火灾后一度被迫停顿的藏书文化活动，也开始随着藏书的恢复而逐渐开展起来。当时，要达到的标准正是“景德之制”。诸如天圣中(1023-1032年)，以祠部员外郎、直集贤院谢绛，上书建言宋仁宗的方式在追述曰：
　　往者延燔之后，简编略尽，访求典籍，是正疑文，而笔工坌集，有司引两省故事，别创外馆，以从缮写考校之便。然直舍卑喧，民栏丛接，大官卫尉，供拟滋削，非先朝所以隆儒育才之本意。愿开内馆，以恢景德之制。
　　
　　1.4国家藏书“一盛于庆历”
　　北宋馆阁藏书虽然经历了一场惨痛的厄难，但其已经建立起来的国家藏书制度并没有因此而受损。于是在这一制度产生的效应下，又很快地恢复到火灾之前的水平，且在继续的发展中迎来了国家藏书“一盛于 庆历”的实况。如据庆历元年(1041年)十二月，“翰林学士王尧臣等上新修《崇文总目》六十卷”。研究结果表明，《崇文总目》六十卷所著录的北宋国家藏书已经达到30669卷。如此盛况，能够在历经惨痛厄难之后十余年间出现，足见北宋国家藏书制度所发挥的实际功效，远非寻常可比。
　　
　　2　崇文院时期国家藏书制度发展特点
　　
　　结合前文所述，不难看出，进入崇文院时期的三馆，推动了北宋国家藏书制度的发展，且其重大举措主要有6个方面：
　　其一，就基本藏书而言，三馆迁入崇文院后，典藏不仅数量急剧增长，质量也有了根本性的改观。随着域内的进一步统一，所有的诸国图籍均被收入崇文院中，致使其典藏数量成倍增长，特别是江南和西南的书籍质量，更优于宋初三馆的馆藏。加之，朝廷屡屡下诏，以十分优厚的条件向民间征书，天下奇书亦大量涌现。于是，崇文院在国家典籍搜集和贮藏方面的地位和作用愈加重要。
　　其二，就三馆迁入崇文院之后的书库建设而言，起初是按昭文馆、史馆和集贤院各自所属的分类不详的独立书库，后随书籍日渐聚集至广多，并且建立按经、史、子、集分类的四库图籍，交由各馆院分领掌管和整理。如淳化初，宋太宗曾经对宰臣说：“三馆秘阁书籍如闻颇不整一，多有散失，雠校亦非精详，遂使传闻迭为差误，自今凡差官校勘及典掌者，当严行约束，庶绝因循”。于是，针对这一情况，直史馆谢泌上言：“国家图书未有次序。唐朝尝分经、史、子、集为四库，命薛稷、沈俭期、武平一、马怀素人掌一库，望遵故事”。直史馆谢泌的建言受到了太宗的嘉奖，“遂命泌与馆职分领四库，泌领集库”。从书籍分三馆而无序的典籍库藏方式，发展到继承前代书籍按经、史、子、集四部分类而有序的典籍库藏方式，至少说明北宋馆阁藏书制度建立之初，书籍的分类方法与库藏方式是比较合理的。
　　其三，就崇文院设置的差遣职事官而言，除了有助于三馆秘阁在崇文院中的统一管理、强化馆阁在崇文院中的统一性之外，所设置的差遣职事官，实质上也代表皇帝参与和监督着崇文院日常事务的运行，而且还往往是很关键的环节。诸如皇帝专门派遣到崇文院的一名任“监官”的内侍，即是如此。该位置以“内侍充”，还负责掌管着书库的钥匙，起初虽不许参领馆事，但岁月一久，便由“兼监秘阁图书”而逐渐发展到与判官事一道联名签署崇文院事务。可想而知，如果没有皇帝的纵容，此类本不允许参领馆事的职事官，岂能与判馆事一级的高等馆职共同参领馆阁事务?但从另一个角度便可很显明显地看到崇文院设置的差遣职事官的关键所在。
　　其四，就机构新增而言，在崇文院中新建秘阁，既设置了职能类同于三馆的秘阁官属，又建立了与三馆有别的秘阁藏书之所。这不仅提高了崇文院的政治地位与社会影响，也进一步促使了北宋以馆阁为核心的国家藏书制度的发展。这已经从整体上真正体现出了崇文院时期不同于宋初三馆时期的藏书特色。即所谓“凡昭文馆、史馆、集贤院三馆事务总为崇文院”，抑或“以昭文馆、史馆、集贤院为三馆，通名之日崇文院”。这实质上是十分明确地指出：崇文院已经成为三馆与秘阁共同构成的一个国家文化部门的总称。
　　其五，就馆阁地位的大幅提升而言，三馆迁入崇文院后，能够充任馆职的文臣亦称之为学士，不仅享有优越政治待遇，而且拥有的文化待遇也是一般古代渎书人所无法比及的。仅这一点，据《麟台故事》辑本卷五《恩荣》所载故事即可得以印证。即“故事：进士唱名日，馆职皆侍立殿上，所以备顾问也。政和以后，?门寝紊旧制，遂令秘书省官立殿下，失祖宗之本意也。殿试官不以官高卑，皆得侍立殿上，事讫赐茶。馆阁官许称学士，载于《天圣令文》”。
　　其六，就所取得的成就而言，三馆迁入崇文院后，面对渐至宏富的藏书进行整理和修纂的工作口益频繁，而且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藏书的整理主要是以校勘为主，尤其是为了适应雕版印刷之需，三馆对传世经典均是多方广聚众本，再三地进行精校精审，其功在当世，更在千秋。藏书的整理还表现在编目上，规模至大者，诸如仁宗庆历年间由王尧臣主持撰成的《崇文总目》六十卷，至小者，如《嘉?搜访阙书目》、《成平馆阁图籍目录》、《景德太清楼四部书目》、《(祥符)龙图阁书目》、《祥符宝文统录》等。三馆此举，推动了宋代目录学的巨大发展。利用藏书修纂前代史书、撰集前贤文籍和新修当朝国史，又是崇文院的一项主要任务。特别是修纂了《太平广记》、《太平御览》、《册府元龟》、《文苑英华》等几部卷帙浩繁的巨著，产生的影响十分深广，其成就又奠定了崇文院在朝中的文化地位。同时崇文院也从藏书为主的管理部门，发展成为一个职能更为丰富的文化机构。
　　总之，宋太宗即位初，对崇文院的建立与尊崇，特别是崇文院中新建秘阁，标志着有别于前代的北宋国家藏书制度的完全确立。在国家典籍渐趋宏富的情况下，寓居于崇文院中的三馆秘阁不仅继续担负着过去对国家藏书的贮藏和收集职能，而且再增整理、修纂、利用等职责，还进一步发挥着备皇帝文化顾问的作用和为朝廷储养俊才的功能。这些都从整体上体现出：宋初，以馆阁为主体的国家藏书制度，已开始有了较为全面的发展。而这一发展与以往最本质的不同就在于：政府通过这一制度运作所产生的社会影响力，能够切实有效地把天下知识分子与优秀文化典藏结合起来，并充分发挥二者的作用，在文化建树方面取得了空前辉煌的成就。
　　
　　[作者简介]王照年，男，1971年生，讲师，博士后，发表论文20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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