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有丰与国立清华大学图书馆:国立清华大学图书馆

　　[摘要]洪有丰是我国近代著名图书馆学家，为图书馆事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他在任国立清华大学图书馆主任期间，整顿组织、扩建新馆、扩充馆藏、支持编制新分类法，促进了清华大学图书馆的发展。作为图书馆学家，他满怀一腔志向，希望大展宏图，却又时时受到外来干扰，有时还会遭遇尴尬境遇。但他百折不回，继续为图书馆事业的发展倾注全部的热情。
　　[关键词]洪有丰　图书馆学家　国立清华大学图书馆
　　[分类号]G250.9
　　
　　洪有丰(1893.10-1963.1)，字范五，安徽绩溪人，我国近代著名图书馆学家。1916年毕业于金陵大学文学院。1919年赴美纽约州立大学图书馆学校学习，1921年获图书学学士学位。留学期间，曾在美国国会图书馆从事中文编目工作。1923年-1926年连续四年主持开办暑期“图书馆学”讲习科，培养图书馆学人才。1924年6月发起成立南京图书馆协会，任会长。1924年8月发起成立江苏图书馆协会，任会长。1925年当选为中华图书馆协会第一届理事、图书馆教育委员会主任、编目委员会书记、出版委员会委员。1926年出版专著《图书馆组织与管理》(曾多次再版)。1928年受聘为国立清华大学图书馆主任。1928-1931年任北平图书馆协会执行委员。
　　洪有丰从学生时代开始直到去世，基本服务于图书馆界。除早期在金陵大学图书馆工作外，他先后在南京高师图书仪器部、东南大学图书部、东南大学图书馆、国立中央大学图书馆、南京大学图书馆任职，全国院系调整后赴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其间他曾两次出任国立清华大学图书馆主任。著名图书馆学家刘国钧赞扬他在国立清华大学图书馆的工作，并认为“洪先生在我国图书馆事业的近代化过程中曾做出了巨大贡献”。
　　民国时期大学图书馆的发展受学校政局影响很大，充满了艰难和曲折。洪有丰满怀一腔志向，希望大展宏图，却又时时受到外来干扰，有时还会遭遇尴尬境遇。但他百折不回，继续为图书馆事业的发展倾注全部的热情。
　　
　　1、洪有丰队清华图书馆的贡献
　　
　　1928年国立清华大学校长罗家伦聘请洪有丰为图书馆主任。洪有丰锐意进取，多有建树。
　　1.1　建立新的管理秩序
　　1928年清华大学图书馆曾有馆员19人，由于前任戴志骞主任的离去和校长罗家伦的缩编计划，短短几个月，原有馆员11人离去，占馆员人数的58％。多位文华图专毕业生和燕京、圣约翰大学毕业生的离去，给管理工作带来了困难，使馆务亟待重新筹划。
　　首先，洪有丰重整旗鼓，添聘人员。他偕同原复旦大学图书馆主任沈学植一同前来，后又陆续聘请了东南大学旧同僚施廷镛(凤笙)等，到1929年馆中工作人员已有13人。
　　其次，洪有丰将馆内组织合并为三股，即编纂股、总务股、参考股，如图1所示：
　　编纂股、参考股、总务股分工合作，各负其责。继戴志骞在国内率先设立参考部门之后，洪有丰进一步强化参考功能。原参考员顾子刚离馆，洪有丰请沈学植继任为参考员，要求在提供教学参考书的基础上，主动搜集参考资料，提供参考指导。洪有丰还实行借书到期提醒、馆际代借制度等，“总计一年代借之书，不下三百六十余种”。这些制度至今仍在发挥作用。
　　图书馆虽然大量减员，但仍较以前增加了开放时间，“除每日开览十二小时外，并于星期日开览全日……可谓学校图书馆辟一新纪元”。馆员的忙碌可想而知――“除每日办公时间外，每晚仍轮流到馆服务，较之往昔每人于每周已增加十余小时工作”。馆员与洪有丰密切配合，克服困难，尽力为学生提供一个良好的学习环境。
　　1.2　扩建新馆
　　随着学校改办大学，“图书益行增加，书库已不敷应用，人数较多，阅览室亦觉狭小”，于是罗家伦动议扩建新馆舍。1929年9月学校成立建筑委员会财务、工务委员会，洪有丰任建筑工务委员会委员。
　　对于图书馆扩建计划，洪有丰提出具体要求：“(一)藏书、借书、阅书三部，须相衔接，俾便管理。(二)购书、登录、编目等室，须按办事程序支配，用增办事效率。(三)增加大阅览室一，须与现在之阅览室连接。(四)另设杂志阅览室及杂志书库，并相连接。(五)书库至少须扩大一倍，除上五项外，其最要者，此次之扩充，非但须有十年之计划，即将来再行扩充时，仍有余地，并与现在之建筑可成一气”。
　　原馆舍左邻河，背靠山，没有发展余地，在原基础上扩建难度很大。当时的中外工程师争相参与设计，提供图样十余种，最后在工财委会联席会议上，由洪有丰提议，采用基泰公司杨廷宝设计的方案，将新建部分向西北延伸，不仅解决了当时的扩建问题，还为后来的多次扩建留下了余地。
　　扩建工程于1930年3月开工，1931年11月完工。在建筑上，一切内外形式均仿照旧馆，建筑用材及书库钢架等均从国外进口，是当时国内最先进的图书馆之一。作为建筑工务委员会委员，洪有丰从1929年9月到1931年9月，始终参加该委员会关于工程问题的讨论，关注工程进展，及时发现问题，并提出解决方案，使扩建工程顺利进行。比如为了使新书库保持光线，洪有丰提议新增加36个铁窗；书库原为两层，洪有丰建议书库仍建为三层。
　　1.3　扩充馆藏
　　洪有丰对藏书素有研究，曾著有“清代藏书家考”等文章，因此他非常重视学校的藏书建设。1929年以后学校年固定经费为120万，图书仪器购置费占总预算的20％，图书费约占其中的13万。充足的购书经费为馆藏的增加打下了基础。
　　1929年4月罗家伦回杭州省亲，得知杭州藏书家杨氏拟出售全部家藏，电告学校评议会，主张购买。评议会成员商议，请洪有丰亲往接洽办理。5月2日洪有丰南下，晤杨氏主人。他详细查看杨氏提供的六本书目，其中有宋、元、明、清刊本、日本刊本、精抄本、稿本、名人批校本以及四库全书五册，总计42653册，索价四万元，洪有丰深知其价值，决定全数购买。经一再磋商，定为34000元，点收时有书目所未载者，计4893册，杨氏全行赠送，总计47546册，如表1所示：
　　洪有丰还重视购买反映各科最新研究成果的杂志。1931年图书馆有杂志中文350种、日文40种、西文(包括英、德、法、意、荷兰、瑞典、丹麦诸国文字)902种。他主持重价补全有价值的中、外文过刊，计150余种。1929年9月23日，洪有丰主持出版了第一期国立清华大学校刊图书馆增刊，主要刊登馆藏书目等。至1930年12月16日，共出版200期。以后改成小册子图书目录，定期出版。1931年底出版书本目录《国立清华大学图书馆中文图书目录甲编一》。
　　1.4　支持编制新分类编目法
　　清华大学图书馆分类编目方法，在20世纪20年代曾经查修对杜威十进分类法加以补正，中、西文一律采用杜法分类。这种方法在初创时期较好地推动了我国编目方法的科学化。但在中文书籍较少时还可应付，书籍增多以后，很多类目无法找到合适的号码，杜法渐不适用。于是，在西文书仍然沿用杜法的同时，从 1929年10月开始，在洪有丰的支持下，施廷镛不断改进中文图书分类法。
　　是彻底改革，还是修修补补?当时也曾有过犹豫。如果彻底改革，则原已编就之书“全部均须更张，时间及经济均难办到”。因此，“依旧法略事修改”，对目录类、金石类进行了重新编排。购进杨氏丰华堂藏书之后，中文书籍大量增加，加之中国文学系、历史系等陆续增购的新书，分类骤感困难，于是决定对中、日文分类法进行彻底改革。
　　1930年洪有丰支持施廷镛参酌中外各家分类法，编制新的分类法草案，并将草案送请校内外各科专家修改，最后确定新的分类法分为八大类八千小类，通称八大类法。其大类有：甲、总类；乙、哲学宗教；丙、自然科学；丁、应用科学；戊、社会科学；己、史地；庚、语文；辛、艺术。5月开始，馆中未编之中、日文新书均照新法进行分类，此后又将原使用旧法分类的书籍一律改照新法重编。时至今日，清华大学图书馆古籍图书分类编目仍然沿用此法。
　　在采用新法分类的同时，为了排架需要，又重新编订了《著者号码表》。根据藏励酥之《中国人名大辞典》、凌迪知之《万姓统谱》、吴荣光之《历代名人年谱》等编成“中国著者姓氏号码表”。根据芳贺矢一之《日本人名辞典》等编成“日本著名姓氏号码表”。以别号、团体、机关、学校等为著者号者，制附表多种。其同号者，制定区别表。
　　短短三年时间，在人员极其紧张的情况下，洪有丰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改革，使清华大学图书馆的发展渐入正轨。然而学校风潮又改变了图书馆的发展轨迹。
　　
　　2、校园中的矛盾与危机
　　
　　1930年5月，清华园里发生了驱罗事件，罗家伦辞职，校务暂由校务委员会主持。1931年3月19日教育部批准罗家伦辞职。4月3日，国民政府任命原中央政治学校副教务主任吴南轩为国立清华大学校长，结束了11个月没有校长的局面。
　　随着罗家伦离校，与其一起前来的洪有丰也受到攻击。1931年3月初，即“有人匿名攻击图书馆，并有四十余位同学向代表会提议开全体大会，亦谓图书馆有种种黑幕，并对于图书馆开除司事二人有所指责”。所谓开除司事二人之事，是1930年底图书馆两名校工李瑞、冯则谦指使其他校工到经常与图书馆联系的各书店收取底子钱，私自与校工瓜分，影响极坏。事情败露后，洪有丰亲往各书肆调查，并将李、冯二人开除，将所得款项没收捐给民众学校。洪有丰为学校和图书馆挽回了声誉，对此事的处理并未有失当之处。
　　对于上述指责，校方坚定地站在洪有丰一边。校务委员会主席冯友兰直截了当地说：“图书馆如有黑幕，我们很希望大家向校务会议提议，以便彻底纠察”。3月23日，在总理纪念周上，冯友兰特请洪有丰就图书馆问题进行演讲。洪有丰首先阐述图书馆的重要地位，继而介绍了图书馆的工作流程及购书费的分配，让同学们了解图书馆的工作情况。后随着罗家伦辞职获批，风波暂时告一段落。
　　然而，吴南轩到校又引发了新一轮风波。吴南轩聘请随行而来的陈石孚为教务长，朱一成为秘书长，并任命非清华教授的钟鲁斋为文学院长，引起师生的强烈不满，学生将其驱逐。受此学潮影响，5月29日学生至图书馆，“除质问洪何以前将学生会去函之信封退回，及罗家伦携去杨氏藏书之一部”外，并请其即日离校。洪有丰答复：退信封即代收信收据，罗携书绝无。图书馆主任责任重大，不能擅离职守，如果有人接替，即可离校。“而学生方面并不计及何人接其交代，认为彼等肯即离校为满意”。
　　1931年9月洪有丰离开清华大学图书馆，1932年受安徽省教育厅长叶元龙之聘，任厅长主任秘书兼第三科科长，负责安徽省社会教育工作。1933年10月任中央政治学校图书馆主任。
　　
　　3、重回清华园
　　
　　洪有丰离校后，图书馆日常事务由馆员支撑，遇有大事由教务长张子高(1931.7-1934.7任职)代为处理。1931年10月，国民政府任命梅贻琦为国立清华大学校长，1932年2月梅贻琦聘王文山为图书馆主任。王文山于1923年毕业于武昌文华图书科，任南开大学图书馆主任，后赴美留学，获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学硕士，华盛顿大学政治学硕士、博士，曾任美国国会图书馆编目员，驻古巴中国临时代办。1932年6月王文山到校，图书馆结束了长期无主任的情况。但王文山为政治学博士，为时不过一年半，1933年10月赴任南京国防委员会专员，图书馆再度无主任，馆务由教务长张子高、郑之蕃(1934.7-1935.9任职)代理。
　　鉴于聘请前几任图书馆主任的经验，清华大学仍在寻找留美图书馆学专业人才，但当时这方面的人才非常有限，于是1934年10月，由张子高推荐，第二次聘洪有丰为图书馆主任。
　　洪有丰第一次主持馆务时，即支持施廷镛编印书本目录，出版了《国立清华大学图书馆中文书目甲编一》，并计划继续出版甲编二、甲编三。后由于洪有丰离校，1931年至1934年两度无主任，出版计划搁浅。洪有丰第二次任图书馆主任，“以丛书子目繁多，检查不便，久拟编一丛书子目书名索引，而馆务綦繁，未暇及此”，于是“乃与本校教授张子高、朱佩弦(自清)二先生商讨编纂之法，列举下列数种：(一)仍丛书目录之旧，但举丛书之名，而以子目附之；(二)依子目著者姓氏排列之；(三)子目之分类目录；(四)丛书子目按书名排比；以上四者，固各有重要之点，而为检查便利，适于应用，则以第四法为最，于是决先编子目录书名索引，由施凤笙担任纂辑，以初编付印，所收丛书，计一千一百六十四种”。就在丛书子目编纂完成之际，1935年7月洪有丰应国立中央大学校长罗家伦之聘，赴任图书馆馆长。
　　洪有丰这次短暂在清华大学图书馆任职，只有不到一年时间，但终于促使编纂完成《国立清华大学图书馆丛书子目书名索引》。由于洪有丰离校，出版再度搁浅。1935年9月12日学校聘请朱自清为图书馆委员会主席兼代图书馆主任，这期间“又增补了一百种左右，共一千二百多种(实为1，275种)，书名子目四万余，比现有的同类索引，所收约多一倍”。在朱自清的支持下，该书于1936年3月正式出版。朱自清在序言中说，“本编由洪范五先生创意，施凤笙先生始终其事，编辑校对一律归他主持，我恰巧代理馆务，得以乐观厥成，是很幸运的”。
　　
　　4、结　语
　　
　　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高等学校，正处于提高程度、自办大学的转型时期，此时也正是国家政权动荡时期，人们思想不一，政治斗争不断，各校风潮迭起，这些因素都干扰了学校的正常发展秩序。图书馆作为学校的一个部门，自然也受到风潮的影响。洪有丰的前任戴志骞主任，也是早期留美、当时国内为数不多的图书馆学家，亦是由于学潮无奈离职。民国时期的图书馆学家在夹缝中生存。一方面，他们学习了美国先进的图书馆学知识和管理经验，希望建立中国新图书馆学理论和管理秩序，并不断探索其本土化的路径；另一方面，他们还要抵御来自外在的不确定因素，学潮期间“学生方面并不计及何人接其交代，认为彼等肯即离校为满意”，显然是没有考虑当时实际需要的盲目行为。这些都阻滞了图书馆的发展步伐，使民国时期学校图书馆的发展充满了艰难和曲折。
　　中国新图书馆运动经过20世纪20年代的酝酿，到30年代已经进入了高潮期。洪有丰在戴志骞建立的新图书馆模式的基础上，进一步推动清华大学图书馆向新图书馆运动的高潮期过渡。在洪有丰的主持下，对当时图书馆核心技术的探索，使清华大学图书馆从处处以“美国式”为标准向本土化迈进了重要一步，完成了中、日文书新的分类法。新分类法是经历了对杜威十进位法反思而脱胎出来的，是建立在中文图书基础上的本土化尝试。洪有丰与同时代的其他图书馆学家们一起，成为推进西方图书馆学中国本土化的先锋。直到今日，清华大学图书馆有30万册古籍采用八大类法，新的古籍分类仍在采用此法，南京大学亦有40万册古籍采用此法。洪有丰也表现了那一时期图书馆学家的特点：目光远大，勤于思考，敢于探索，勇于创新。
　　洪有丰两次出任清华大学图书馆主任，时间加起来不过四年，但是他给清华大学图书馆留下了一座美丽的建筑，他对图书馆扩建工程从筹划到确定图样、检查进度和质量、提出修改建议等方面都事必亲躬。他重视藏书建设，负责丰华堂藏书的联络、商价，成功购进一批质量上乘的大收藏，成为清华大学图书馆古籍中的珍品。他为清华大学图书馆留下了一部分类法，至今仍在使用。他主持留下了两部书――《国立清华大学图书馆中文图书目录甲编一》、《国立清华大学图书馆丛书子目书名索引》，成为清华大学图书馆的宝贵遗产。洪有丰在艰难的情况下，勉力维持馆务，逐渐增加馆员，建立了新的管理秩序，他为清华大学图书馆做出的贡献是经得起时间检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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