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奔波13年,让最后一位烈士回家] 烈士回家

　　用娶媳妇的钱买回烈士证 　　 　　兔年春节，李红旗又一次来到了父亲的墓前，看望已经去世3年多的父亲。“爸，那4个烈士证已经找到家属了，现在只剩下广东杨会县这个有点不好找。抗美援朝60周年都已过去了，我不管花多大的力气，怎么也得送他回家，您就放心吧!”说着，眼泪啪嗒啪嗒掉下来。
　　李红旗是河北省定兴县固城镇国兴村一个普普通通的农民，在村里老辈人眼里，他也没做出过什么值得说道的事儿。然而，这个不起眼的年轻后生却因5张已经发黄的烈士证书，和60年前一场遥远的战争联系在一起。
　　那是1997年8月的一天，李红旗和未婚妻徐艳华一起到保定城游玩，并打算顺道买些结婚用品。平素就爱在古玩市场淘货赚点外快的他在保定古玩市场上意外看到了5张烈士证明书，一份唁电，还有一本油印的《全军第二次作战会议录》。落款显示这5张烈士证均系志愿军某部于1951年7月签发。上面有“机密”两个字，盖着小红戳，还有当时军长、政委、副军长、主任的签名。
　　未婚妻当时觉得死人的东西有点犯忌讳，咱是来购买结婚物品的，干嘛看那个去?李红旗也怀疑这些东西是假的，因为烈士证应该在家属那儿放着，谁家会拿出来往外卖啊?李红旗虽口中说是假的，但摊主2500元的要价，却让他按耐不住想探个究竟，因为他知道一封解放前军人的家书，在市场上都值2500元。
　　果然，对邮票特别懂行的李红旗把烈士证拿到手中，一看一闻，眼睛就亮了，这是好东西呀!这纸时间长了发脆，颜色也不是特别鲜亮，而是一种自然陈旧的感觉，闻起来还有一股霉味。李红旗首先感觉到的是经济上的分量，“绝对能挣钱!”于是他咬咬牙，用“娶媳妇的钱”将5张烈士证买了下来。
　　
　　父亲的嘱托，儿子的奔走
　　
　　刚买回来时，李红旗没敢告诉父亲。他把烈士证悄悄锁在柜子里，偶尔拿出来看看，但不久还是被父亲发现了。面对儿子高价淘来的5张抗美援朝烈士证，李红旗的父亲开始“研究”起来――
　　陈玉山，河北省?河县二区铁佛堂村人，1950年12月31日在突破“三八线”的战斗中牺牲，34岁，家属陈玉清。吕奎才，河北省北京市人，1950年12月1日在第三次战役中牺牲，22岁，家属吕邦俊。李金树，河北省天津市满楼区张窝管村人，1951年2月9目在584高地战斗中牺牲，24岁，家属李同玉。陈武昌，广东省阳会县人，1951年2月在584高地战斗中牺牲，23岁，家属陈王氏。周明星，四川省中贤县五燕区狮子村人，1951年2月在杨子山战斗中牺牲，25岁，家属周明发。
　　1951年颁发的证书，为什么到现在都没有送到家属手里?是地址不详?还是地址有误?时间已经过去多年了，怎样才能让这些烈士早日回家?如果这些证书不能“回家”，烈士的家属会是怎样的心情?社会上会有怎样的议论?
　　老爷子盘腿坐在床上，把这些东西对着光线看了很久，冒出一句：“这些物件属于那些烈属，咱不能据为己有，更不能用来赚钱，咱应该还给人家。”“还?这是我花钱买的，还指着这个挣钱呢。”李红旗觉得父亲是年纪大了，“脑子有问题”。
　　“快50年了，地址都变了，不可能的事啊。”李红旗一开始并没有把父亲一遍一遍的催问放在心上。“后来我外出打工，每次回家都看见父亲站在村口张望。我突然想到‘烈士证’里的人，将心比心，他们牺牲时也就20多岁，几十年音讯全无，他们的家人这么多年该怎么过啊?”
　　李红旗一下子懂得了父亲的心思，“怎么着也得想法子让这些为国捐躯的烈士回家。”他的第一个目标，锁定了河北境内的陈玉山。从1998年开始，他出门打工、跑运输，见人就打听。一个人的送烈士还乡之旅，从此开始。而原本指望能赚钱的收藏，开始让他贴钱。
　　属牛的李红旗浑身透着一股牛劲。他过去最自豪的是不抽烟、不喝酒，和老婆从来不闹隔夜的别扭。有幸与5位牺牲在朝鲜战场上默默无闻的英雄结缘后，李红旗除了像往常一样种种玉米、跑跑运输、打打零工外，还北上天津、北京，南下四川，通过证书中仅有的信息，查阅各时期的老地图，请教私塾老师，又向各地民政等相关部门求助。收入微薄的他除了得到过1000元的捐助外，先后自费3万多-元。成功将其中的4张烈士证亲手送到烈士亲属手中。
　　
　　认准的事就要坚持下去
　　
　　因为证上的错误和历史的变迁，李红旗在寻访中面对的最大难题，是考证烈士证上的人名和地名。烈士证上的地址是河北省?河县铁佛堂村。想从河北就近找起的李红旗打了河北有关部门的电话才发现河北根本没有?河县。“他们该不是搪塞我吧。”他想了想，问对方要了个传真号，把烈士证复印件发过去。但电话打了很多次，以至于对方一听见李红旗的声音就立刻挂断电话。
　　2003年，北京的亲戚建议他去军事博物馆打听，可军事博物馆的专家也猜不出答案。直到2007年7月，一名在北京做生意的朋友告诉他，在河北香河县有个铁佛堂村。结果让“比结婚还高兴”的李红旗跳了起来。
　　李红旗立马拨通了铁佛堂村唯一登记在册的一家小学电话。但电话那头把他当成了骗子。受挫的李红旗用起了笨办法，每天工作之余，就把这个电话号码的后3位变换组合，不停拨打，一段时间后终于接通了铁佛堂村一个厂里的电话。“我说我把烈士证复印件传真给你看看，我真没骗人。”对方接收了这个传真，就没了下文。几天后，正在地里干活的李红旗接到了电话。对方说：“我就是陈玉清。”李红旗感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解脱。
　　烈士证能卖多少钱早已不再被提起。李红旗决定亲自去铁佛堂村把烈士证交给陈玉清老人。老人告诉他，哥哥陈玉山十几岁就和老父亲赌气离家，再无音讯。老父亲临终时还念叨这是个“逆子”。
　　在香河，陈玉清把烈士证放在父母坟边号啕大哭：“爹啊，我哥不是逆子，他是个烈士，是抗美援朝的烈士，是国家的英雄!”李红旗真切地感受到“这些烈士证在我这里只是收藏品，但是在他们亲人那里，每一张纸的背后都是一个活生生的人啊”!他决定继续寻找男外4位烈士家属。
　　从找到陈玉清开始，媒体关注到了李红旗为烈士千里寻亲的故事，事情也容易了很多。2008年李红旗先后找到了北京烈士吕奎才和天津烈士李金树的家人，2009年他又找到了重庆烈士周明星的家人。
　　如今，李红旗因为替烈士寻亲声名远播，但朴实的他仍然本本分分地生活着。村里人都知道，李红旗很孝顺，照顾病重的父亲时，曾端茶倒水3天没合眼。结婚10多年来，更是与妻子相濡以沫，共同分担家务，以身作则教育子女，是个不折不扣的好丈夫、好父亲。
　　“当时看见他买回这几张纸片的时候我很生气，他看了非要买，我说买它干什么呀?”对于李红旗当时这一反常举动，妻子徐艳华极为不解。直到现在徐艳华仍未“嘴软”：“老百姓需要他这样执着的人，不想要冷血动物，可我就不喜欢他这样刨根问底翻旧账的人。”虽是这样说，但不难看出，徐艳华其实是为自己的丈夫感到骄傲的。
　　在找到第一个烈士家属后，不少人找上门来，愿以高价购买他手上剩余的4张烈士证。李红旗毫不犹豫地拒绝了。尽管获利是他最初买烈士证的动因，但这每张纸片里，都寄托着一个英雄的灵魂。他们要回家。“生命是无价的，你说我能卖掉他们吗?”李红旗反问。
　　李红旗手里最后一张烈士证上的烈士叫陈武昌，上面地址是“广东省阳会县”，联系人“陈王氏”。可据调查广东境内并没有一个叫“阳会县”的地方，寻找起来难度非常大。李红旗只有把寻找目标放在了广东惠阳市，原因是他在一个李姓广东人那里得到消息，当时的惠阳所辖的县包含“阳春”、“阳东”、“阳西”等“阳”字地区，这跟烈士证书上所标的“阳会”县可能会有联系。“再困难我也要去，告慰英烈的在天之灵是我最大的心愿。”李红旗的态度十分坚决。
　　13年过去，李红旗人生中这次特殊的旅程还剩下最后一站，还有一位烈士没有找到任何消息。李红旗始终在打探着，希望赶快能画上一个完美的句号，可有时候他心里面也会有点隐隐的不舍，不希望那么快的结束，因为他所要找到的这些人和那场看起来和他毫无干系的战争，其实无意间早已成了他过去10年生活中最重耍的一部分。李红旗自己也不知道这到底是为什么，但他还是在等待着最后一名烈士的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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