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的名义 [民意不简单]

　　民意的历史,伴随着国家的历史。 　　3000多年前,周厉王“杀人止谤”,说的就是堵塞民意通道引发国人暴动、暴君被赶下台流放出去的故事,并从此留下一句“防民之口,胜于防川”的千古名言。中华大智,知易行难。几千年之后,时人犹有“言塞湖”之警,不免让人感慨成长的艰难。
　　然而世界毕竟已不同。30年来的思想解放,让权力走下神坛,也是唤醒民众心底深处权利意识的过程。偶像的黄昏之后,伴随着公民社会的成长和公共精神的勃发,我们正在迎来――
　　
　　民意时代的青春期
　　
　　“政之所行,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古人总结出的民意和执政的关系,可谓是通古今之变的政治智慧。梁启超则进一步将历史人物与民意之间的关系归纳为:刚打天下时,要否定或质疑流行于世的“民意”以突显自身灼见;打完天下,创造民意以推行施政理想;天下太平后遵从民意,不可独断独行。
　　不过话虽如此,民意却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混沌期。古代天子代天役使万民,官吏代天子牧民,老百姓只是牛羊,根本没有话语权和表达空间,以致民怨积聚,发展到最后总是民不聊生官逼民反,带来历代王朝兴亡政权替代的轮回。
　　当年在延安,黄炎培向毛泽东提出了历史周期率的问题,毛泽东以“一条新路”作答,即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新中国成立,方从根本上结束了民意几千年来被压制、被践踏的命运,民意获得了新生。
　　人民是国家的主人,政府顺应民意就是天经地义。但中国的问题在于传统包袱太重,历史惯性太强:精英治理思维的桎梏,封建等级观念之流毒,还有曾经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管理模式,对权力的迷信和崇拜,使得不仅一些政府有“老爷心态”,很多老百姓也怀抱“子民意识”。民意在相当长时期内仍然处于一种不自觉的低迷状态。
　　民意长期的蛰伏,反倒使不正常成为正常,职责当成了施恩,分内之事也被歌功颂德。报纸上看到民众下跪感谢政府的新闻,想想中国人民都站起来60年了,还要向公仆下跪,谁的悲哀?
　　不过,总的来说,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新世纪这10年,民意进入了青春期。它就像一个年轻人,不够成熟但是活力四射,有些莽撞但是勇气可嘉,以恣意汪洋之势奔涌而出,越来越深地介入到国家政治生活中。与之同时,执政者也越来越认识到民意之重要。
　　如今,民意在政策出台、干部升迁或问责中的分量越来越重,“人民满不满意,人民高不高兴,人民赞不赞成”,是我们耳熟能详的衡量标准。但并不是所有人都能言行一致,有些地方不是发自内心地尊重民意,而是利用民意、编造民意,将其当作敷衍公众和谋取政绩的“道具”。
　　比如媒体公开曝光江苏几个县为小康达标进行的民意造假,给村民发电话调查问卷的“标准答案”,让小学生放假回家专门答题;再比如一些地方官员用“情景设置”和“群众演员”将上级领导与群众隔开,让其听不到真话,也了解不到基层的真实情况。这样的事件并非鲜见,甚至已经成为公开的潜规则(详见本刊2009年7期《基层接待政治》策划)。更有甚者,如前不久薄熙来在一次讲话中所说,“一些地方都逼得老百姓到了开胸验肺、断指自清的地步,还一边闭着眼睛在自己的脸上贴上亲民、爱民的标签。”
　　一些地方和官员为民执政理论不差,声情并茂的表态不差,差的是尊重民意诚意和行动。网络流行的“被××”,就是民意对民意被扭曲、被利用现实的嘲讽。那么,谁能表达真正民意――
　　
　　网络何必独领风骚
　　
　　民意,就是人民群众共同的、普遍的意愿。人民是个政治概念,过去专指被统治阶级的劳苦大众,而现在,人民几乎涵盖所有。因此现在说的民意,更多是从政府和公众不同视角的区分,与官意相对。
　　中国有13亿多人民,那么究竟谁能代表民意,谁来传递民意?法理上来说,最有资格最能代表的当然是人民代表。宪法规定,人大代表代表民众参政议政,表达人民的诉求,行使国家的最高权力。我国平均每24万城市人口和每96万农村人口各拥有1位全国人大代表,第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共有2987位,但其中官员占了大半壁河山。2005年的数据是占70%。这个问题敏感,现在也不再公布具体数字了,近年来虽然有微调,但基本构成格局估计还是没有变。
　　官员代表太多被置疑,不是说官员们的能力素质不够,而是因其“只缘身在此山中”。去年全国人代会小组讨论,钟南山就放炮,“我们开会,10分钟发言,前面8分钟是在歌功颂德,对报告歌功颂德,对自己歌功颂德,剩下的没有时间了。”其实大家也理解,谁当着顶头上司说不是?
　　一直以来存在的“哑巴代表”“板凳代表”,其履职能力备受诟病。现在又多了些“炒作代表”,靠“恢复繁体字”、“改人民币为中华元”等雷人提案来争夺眼球,真正的国计民生、社会热点反倒被冷落。虽说近年来随着民主政治的推进,两会提神不少,代表总体也在进步,但总的说来,对人民代表的现状,民众不高兴,但也没有办法――现在的选举形式下,谁让我们只是“被代表”呢?
　　论及民意表达,现代社会离不开传媒。在我国,传统新闻媒体以社会公器的公信力,作为政府和公众桥梁,在民意表达中具有天然的优势。这些年来,传统媒体在作为党和政府的喉舌之外,也越来越关注民情民生,注重民意表达,特别是通过与网络新媒体互动,共同推动社会热点事件的解决。
　　但目前传统媒体存在的问题是,一是隔山打牛,异地监督火热,本地之事沉默,不远千里刨根问底,对咫尺之事却无能为力;二是炒作跟风,过分扎推一两件热点事件,跟风炒作不厌其烦,而之外大量的“问题盲区”却无人问津。一句“穷也要穷得有新闻性”,就道出了冷酷但客观的现实。虽然有的问题也不是媒体自身能解决的,但大量的民众声音尚不能通过新闻媒体表达出来,却是事实。
　　在正式的表达和代议机制不发达的情况下,自由、开放、虚拟的网络便承载着更多的民意表达、情绪宣泄功能,网络民意成为非主流的主流。它以3.38亿的网民为土壤,成为引领舆论走向、影响社会政治生活的一支重要力量。2009年,网络问政成为中国民主政治一大亮点。
　　虽然网络言论不见得都是民意的真实表达,一边倒的声音也未必就正确,如杨佳案中一些网民对暴力的歌颂,就非常偏激和非理性。而“胡斌替身”和“艾滋女”等网络造谣事件的出现,更加让公众对网络世界多了一份审慎和理性。但假新闻背后的真问题,仍然是值得当政者认真思考。尤其是在当前民意表达渠道还受限的语境下,网络作为“言论广场”的优势仍然无可比拟――即使你并不认同网上的大多数意见,但你总还能找到一个代表自己的观点。
　　谁来表达民意,这的确是个不成问题的问题。如果我们的人大代表能够真正履行为民代言之职,各个阶层群体的声音表达能够畅通无碍,传统媒体能真正发挥“人民喉舌”的功能,网络民意也就不会如现在般独领风骚了。正因如此,民意――
　　
　　且莫轻言胜利
　　
　　一些官员很困惑,今天中国老百姓的日子比任何时候都好过,为何民众还那么多要求,那么多不满?这是一种刻舟求剑的思维。时代不同了,民意亦在与时俱进。贫困求温饱,乱世祈太平,现代民意则有了更高的期待:社会公平正义,政府廉洁高效,人人共享发展的成果。
　　不过,在现在社会转型、利益主体多元化的格局下,立场不同,利益相争,民意也不只有一种声音。工人农民的声音反映了多数民意,经理老板企业家的话也是民意的一个组成部分,专家学者的意见也可以代表民意,如此意见纷纭,甚至可能出现相互间打架的情况。几年前关于《劳动合同法》的争议就非常典型。如此,方有主流民意之说。
　　多元民意如何取舍,何谓主流?对于决策者来说,就不是一道简单的选择题,而是一道复杂的运算题,过程至关重要。决策要体现最大多数人民的利益,但又不是实现多数人的暴政;既要保护每个群体的基本权利,又要体现科学和效率。因此决策者所要做的,不是自作主张地偏听某一种声音,也不是想当然地将某种声音当作主流,而应该通过民主决策的方式对不同的民意进行整合,在公开、公正的标准下进行公开透明的博弈,以这样民主程序产生的结果让所有的利益相关者都能够尊重。
　　但现实中,我们尚未建立起这样公开透明的民主决策机制,民意的参与还不得其门而入。虽然也有听证会、民意调研等,但往往有其形无其实。政府采纳哪个主体的民意,倾向于维护哪个主体的利益,既体现为多元利益主体之间的搏弈(多为暗箱操作),也在于政府自身部门利益的考量,包括具体官员对个人利益(包括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的计算。在这个过程中,政府自身利益和强势集团的利益可能取代公共利益,让广大民众徒呼奈何。
　　高房价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虽然关于房价已经民意沸腾,但历来政府抑止房价的措施总是雷声大、雨点小。2008年底的金融危机让老百姓刚刚看到一点降的迹象,一些地方政府就纷纷出来“救市”,房价又很快掉头一骑绝尘,又让老百姓的心坠到了谷底。不单房价,类似在电信资费收费、油价涨跌、又或者个税起征线等事关公众的政策上,感觉政府更多地坐在强势利益集团一边,而不顾多数民意的沸反盈天。
　　现在有这样一种现象,民意针对一件具体典型事件的作用效果不错,如周久耕事件、林嘉祥事件、新近的内蒙检察长豪车事件,一逮一个准;但在影响决策上似乎力有不逮,比如以上所列;对于体制性或制度性的问题几乎就是束手无策,如公开政府“三公”消费和建立官员财产申报制度。民意若不能真正影响决策进而产生制度性力量,久而久之,就只会成为众声喧哗后的一地鸡毛。
　　处理一个人容易,解决一个问题难。周久耕倒了,官场奢侈浪费之风仍未绝,最多不过穿上一件马甲。精确点杀与整体无力的现象并存,说明民意力量的脆弱和不确定性。只要问责的压力仍然来自于上级领导,远非真正意义上的民意的胜利。
　　善政,是善待民意之政,亦是善用民意之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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