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届之年“举报潮”的背后】 广东潮青换届

　　云南省党委换届期间，两起针对官员的网络诽谤事件，在当地官场引起震动。 　　2011年11月8日，云南省纪委、省监察厅公开向媒体通报，云南电视台某频道总监李瀛，因利用网络“恶意诽谤领导干部”被“双开”。此前半个月，云南省教育厅办公室副主任李恩阔，也因同样行为被云南省纪委公开通报，并被“双开”。他们的目标或为省级官员，或为州委书记。发帖的时机，都是省委换届考察的关键时刻。
　　换届年向来是官员腐败违规行为高发期。尽管2011年中央和地方有关部门对换届纪律三令五申，但踩高压线的官员仍不时出现。在举报信、造谣等传统方式之外，网络成为了官员攻击对手的新型利器，而跑官、拉票等手段日益隐蔽。这让各地纪委在处理此类事件时，倍感棘手。如何减少换届中的“潜规则”，消除官员“暗战”的土壤，或许需要更为科学有效的制度设计。
　　心术不正者的“非正常”活动
　　
　　“完全没想到。”得知李瀛事件后，云南电视台的工作人员议论纷纷。李瀛是云南电视台少儿频道总监，在同事眼中“精明、擅长交际”。
　　根据云南省纪委、省监察厅公开通报，李瀛用“出口转内销”的方式发帖。因对工作调整等不满，李瀛曾在2010年匿名向中央、省有关部门举报电视台主要领导。此后，她又请人写成《云南省级某领导包养众多情妇为其滥权》一文，于2011年9月8日发布在境外网站，两小时后被国内网站转载。文章点名云南省某领导、云南电视台领导，以及在云南文化单位等处工作的数位女性。
　　知情人士告诉记者，李瀛在被举报后“双规”时，交代了发帖情况。云南省直机关纪工委查办了此事，为提高震慑度，通报最终以云南省纪委、省监察厅名义发出。
　　另一起由云南省纪委向媒体公开发布的事件涉及云南省教育厅办公室副主任李恩阔。
　　2011年8月，为阻止红河州州委书记刘一平被列入省委换届考察对象，他在办公室电脑上写了题为《红河州委某领导妙评高尔夫》的电子文档，交给好友肖某，要其在省委换届考察开始时发在网上。后者通过桑拿中心、自己办公室电脑发出了帖子。李恩阔多次查看、跟帖。
　　云南省网络文化协会理事边民和李恩阔相识。文科出身的李恩阔经常会打电话向他请教一些网络知识。“只有这一次，他没有咨询我。”边民回忆。恰恰这一次，李恩阔翻了船。李恩阔跟帖时注册了新马甲，但IP地址依旧暴露了其身份。
　　李恩阔事件后，一位红河州委领导对记者说，刘一平书记曾抱怨：“以前寄举报信还要一个信封、8分钱邮票，现在8分钱都不要了。”但他并不喜欢这件事被通报：“不通报还好，一通报所有人都知道了。”
　　云南省纪委的两起公开通报，揭示了换届背后官员的一些非正常活动。置身于换届战场，少数心术不正的官员绞尽脑汁、使出浑身解数，只为两个目的――让自己上位；踩对手下马。
　　多位纪委干部和反腐学者告诉记者，临近换届，完全无望入围的官员跑也没用；此时跑起来的，往往是听到风声、知道自己可能被提名者。个别官员会未雨绸缪，甚至提前五年就开始准备。
　　想升迁的官员，会通过上级的上级、已退休官员影响上级。反腐专家王明高告诉记者，若某县出了一位高官，就会有官员去攀老乡关系，请高官亲属引见。有人甚至专赴北京，在高官门外苦等七八小时以求一见。
　　数年前因受贿入狱的山西省临汾市公安局原局长邵建伟曾在忏悔书中称，一旦自己瞄准一个职位，首先会明确哪个领导对该职位的任命起决定作用，借机见面、熟悉，利用各种机会礼节性地送钱、物，投石问路。在双方建立互信、增进感情后，一旦到了调整干部的关键时刻，就大数额送钱买官。
　　2011年10月，武汉市纪委公开通报，新洲区两官员分别打招呼、发问候短信，做区委考核参评人员的工作，造成恶劣影响，受到处分。
　　2011年4月，四川省南充市嘉陵区副区长、南充市公安局嘉陵分局局长李强编辑短信，向上级要求“留嘉陵工作进常委首选，或现位不动”，一不小心按错键，成了群发。他终被免职。
　　河北某市纪检干部李毅告诉记者，被查官员多半是因短信内容太露骨，引起了上级反感。
　　踩对手下马，主要方式是向纪检监察部门举报，甚至诽谤、诬陷。因官员被禁止“带病提拔”，此举可使对手被瞬间冻结，错过换届。
　　在资讯不发达的过去，不实举报以散布谣言、写虚假举报信最常见，现在多用短信来发布。江西省赣州市于都县委书记胡健勇，因2011年换届期间未被列为拟提任副厅级干部人选不满，让多人用短信、匿名信等方式，“造谣诬蔑”赣州市委书记史文清。后胡被查处。
　　谣言、举报信、短信，都较容易被公安机关调查。网络举报的调查难度更大。那些飘浮在当地论坛和知名网站的帖子，往往被冠上耸动的标题，内容多为官员最受公众关注的两类话题：贪污腐败、男女关系混乱。
　　2011年8月，陕西省安康市宁陕县换届前，网上出现名为《宁陕县副县长唐××与女干部的艳照》的帖子，并附以数张男子裸身照，直指宁陕县副县长唐新成。后宁陕县政府称，“艳照”属移植照片，帖子反映问题失实。
　　
　　纪委的烦恼：诽谤，还是正常举报？
　　
　　近年来，纪检监察部门发现，一些官员的手段日益精进，查处难度增加。例如，直接送钱、送物拉票易被发现，有官员就以老乡会等名义约请领导吃喝玩乐，打擦边球。
　　浙江某市的纪委官员对记者说，“换届也好，干部提拔也罢，大多在程序上是符合规定的，程序背后是否存在问题，局外人很难掌握。”这是反腐的难点。纪委办案多是“被动式”，一般情况下无法直接介入。
　　纪委即使收到信息，要区别诽谤与正常举报，亦非易事。据媒体报道，一位纪检系统老领导总结：平时接到对干部问题的举报，80%确有其事；换届时接到的，80%不实。
　　但现实中仍存在模糊地带。有时，“诽谤”并非纯粹捏造，而是虚虚实实；有时，正常举报信也很难做到百分之百准确。二者如何辨别？例如对于李恩阔的帖子，有网友认为：红河州2009年宣布要建10座高尔夫球场，超过了云南当时的高尔夫球场总数，因国家严控未实现。
　　或因“诽谤”与“正常举报”分界模糊，有官员“以诽谤始，以贪污受贿罪终”――贪污受贿证据确凿，检察机关容易认定。据云南省纪委公开通报，李恩阔被查明，在2011年秋季招生中“层层盘剥，大肆收受贿赂”，已查实受贿41.5万元，其他问题正在进一步调查。
　　诽谤为自诉案件，需要被诽谤方提出诉讼。而“官员一是觉得丢面子，二是要自己动用关系找公安机关等部门查案”。一位北京律师对记者说，这还可能落下“报复”的口实。而贪污受贿罪是公诉案件，国家机器可以直接启动。
　　如举报内容为真，但出于恶性竞争目的，纪委会否成为政治斗争的工具？北京大学宪法与行政法研究中心主任姜明安认为，不管出于何种动机，只要不法问题被揭露，于国于民都是好事。
　　
　　“公开透明就不会有诬告”
　　
　　据媒体报道，中央2000年后发布的干部选拔纲要、条例、规定、办法达十几个，包括《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公开选拔党政领导干部工作暂行规定》、《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纲要》、《党政机关竞争上岗工作暂行规定》、《党的地方委员会全体会议对下一级党委、政府领导班子正职拟任人选和推荐人选表决办法》，等等。
　　2011年，中纪委、中组部又提出了关于换届纪律的“五个严禁、十七个不准、五个一律”，并派出换届风气督导组赴全国各地督导。
　　各地也有相当多的动作，黑龙江、甘肃、河北等地加大了换届巡视力度，天津、湖南设换届纪律监督员，重庆有“五条禁令”，陕西提出“三个全覆盖”，广东省委常委集体作出“8条承诺”，湖北宣布买官卖官一律停职免职。
　　从全国的违规通报来看，踩高压线的官员并未因三令五申而停止冒险。“法律法规每个人心里都明白，但一旦涉及自身利益，就会铤而走险。”反腐专家王明高说。
　　多位学者、干部都认为，换届“暗战”的根源，仍是干部选拔任用上的行政领导负责制。少数官员因此而买官跑官、削尖脑袋博取一把手欢心；而在落败后心怀怨恨，对其进行诽谤攻击。
　　 “最重要的提名过程不够透明。”李毅说，因为信息不透明，官员才四处打探传播小道消息。
　　四川内江市委组织部公布的2011年换届前干部思想状况调查发现，“公正用人”仍是干部最关心的问题。各地也在尝试改革，例如用“会决制”代替一言堂，但一位组织部官员说，问题是，“一旦书记在会上表了态，往往没人发表不同意见”。
　　以某市为例，对县区领导班子每年考核时，考核组会召开县区中层干部大会，进行述职述廉，然后划定档次：优秀、一般、及格，填写意见；找相关部门干部座谈，最后形成报告。但一位纪委官员对记者说，没人填不同意见，报告千篇一律，官员的优点都一样，缺点也一样。想从一堆高度趋同的文件中脱颖而出，一些干部仍然寄希望于跑官。
　　有的官员出于从众的心态被迫跑官――大家都跑，自己不跑，焦虑感油然而生。而有的领导也觉得下属不跑，是不尊重自己，“太清高，不把我放在眼里。”
　　如何找到一条“公平、公正、公开”的政治路径，让政治竞争从暗角走到有阳光的前台，或许需要更多的政治智慧、更切实可行的制度设计。“公开透明就不会有诬告。即使有，也掀不起波澜，因为大家都了解这个人。”国家行政学院公共管理教研部教授竹立家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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