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纪兰:一辈子“太阳底下晒的人”] 申纪兰雷语
发布时间:2020-03-05 来源: 感恩亲情 点击:
2009年10月1日,共和国60华诞,在国庆观礼台上二,“国家级”劳模申纪兰不时被摄影机“特写”,是那样引人注目,她是“100位新中国成立以来感动中国的人物”之一,也是唯一一位连任11届的全国人大代表。面对各种荣誉和机会,她固守着朴素的心愿,“我是一个农民,我的根在西沟村”。这种坚守,也让她的信仰有了一辈子的方向。
劳动者的荣耀
申纪兰崭露头角,是在李顺达的互助组发展成山西省平顺县西沟村农业合作社的时候,1951年12月,她说服了公婆,动员全家带头人社。合作社成立大会上,她当选为副社长,社长是李顺达。那时的西沟村,妇女的自我觉醒意识并没有普遍萌芽,传统习俗还是“好男走到县,好女走到院”。申纪兰的任务,就是动员村里妇女和她一样,下田劳动。
1952年4月,申纪兰展开了她的全村总动员,连裹了小脚的女人都被她动员起来。当时合作社规定,男人下田一天记10分工,女人只记5分。申纪兰带领妇女和男人们开展劳动竞赛,证明女人干活绝对不输给男人。她由此几次向社里提出要求,“男女干一样的活,应该记一样的工分”。
论争后,西沟合作社重新制定了男女“同工同酬”的记工办法。当年秋天,长治地区召开互助合作工作会议,申纪兰成为妇女代表。《人民日报》记者蓝?敏感地报道了申纪兰争取男女同工同酬的故事,写成通讯《劳动就是解放,斗争才有地位》,发表在1953年1月25日的《人民日报》上。申纪兰的名字,也就从偏僻的小山沟,传到了全国各地。一个多月后,1953年3月,她当选为全国妇女代表大会代表,参加第二次全国妇女代表大会。“从西沟骑骡子到平顺。然后换卡车到太原,再换火车去北京。”虽然社里替她刻意打扮了一番,但站在一堆代表中,她的“蓝色掩襟布衫”、“宽腰大裆裤”和“绑腿”还是格外扎眼。
这次会议结束,申纪兰又当选为第二次世界妇女代表大会代表,从北京到丹麦首都哥本哈根。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个正式的中国妇女代表团在国际亮相。如同一项政治任务,每人的衣着饰物都由国家配备,还要进行专门的外交礼仪训练,包括衣食住行、坐立行走等各种细节。最让申纪兰发愁的是化妆,好在代表团里的人很快意识到这个朴实姑娘的难处,尤其是电影演员田华,热情地主动揽下了帮她化妆的任务。
西沟展览馆里,保留了几张当年申纪兰出席世妇会的照片,那个一袭旗袍的短发姑娘,细眉弯弯,嘴唇红润,端庄典雅里透着几分羞涩,不输给任何一个大明星。只是完成这项“政治任务”,回到西沟村第二天,申纪兰就把旗袍这些行头塞进了柜子里,此后再也没有穿过,也找不着了。
如今80岁的申纪兰,往事记忆很少停留在关于衣食住行的琐碎细节上,要通过当年的照片,再三追问,才会一星半点流露两句当年情景。她的回忆里始终清晰和激动的部分,只有一种场景――受到领导人接见――那个年代至高的荣誉和骄傲。
从1954年的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开始,申纪兰在后来的50多年里,不仅先后三次受到毛主席的接见,也受到了历任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那些合影,在申纪兰的家里满满当当地挂了两面墙。这些照片,取代了普通的全家福,成为申纪兰最温暖的财富。
人民代表的记忆
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1210人的名单里,山西代表团26人,只有4个女代表:劳模申纪兰、歌唱家郭兰英、刘胡兰的母亲胡文秀和基层干部李辉。申纪兰还记得,穿着裙子、烫了头发的郭兰英“最漂亮”。当时她的想法很简单,“想参加一次会议,见见毛主席就行了,其他就不想了”。当她知道代表的任务是要选国家主席,心思更笃定,“一定要把毛主席选上”。在选票上毛泽东的名字下面画上一个圈,成了申纪兰和许多人心中最神圣的使命。
1958年,“大跃进”浮夸风盛行时期,她和7个女社长到北京开群英会,周总理请她到家里座谈了3小时。“他问我,你炼铁了没有?我说炼了,我是连长,我说还炼出来了,扇那个土风箱。”“总理说。哎呀不怎么样吧?我说周总理怎么知道这个?他说,机器炼还出废铁呢,你山上那个能炼好?我也只能说是炼出来了。总理什么都知道。”
还有1975年,第四届人大会上,周总理带病做最后一次报告。很多人都跟她一样,掉着眼泪听总理报告。“瞧见他瘦成那个样子在那儿做报告,他坐下了,大家还鼓掌,一直鼓掌,这就是大家心里头的领导人呀。总理多好呀,我们流着眼泪,见了总理那一次,再也见不上了。”
1978年之后,新的精神和决策,老人理解起来并不太容易,但申纪兰始终坚信党的方向,“自己不能理解,那是自己的水平觉悟低”。如果再追问,老人会慷慨激昂地把手扬起来说,“就是党和毛主席,领导四万万人民翻身做主人,党不会错”。正因为如此,连续11届的全国人大会上,申纪兰从来没有投过反对票。
从1978年的第五届开始,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的时间固定下来,5年一届,人大代表要承担的职责,也不再是画个圆圈那么简单,他们要拿出自己的议案或者建议。对1978年已经50岁的申纪兰来说,此后的30年,并不容易。这个从没念过书,不识字的劳模,由此开始认字写字,听新闻、看报纸,领会党的新文件、新精神。她坚持每天看《新闻联播》,她还花了40天时间,每天早起,一字一句抄写完党的“十七大报告”。当年那个会为报告发言急得团团转的小媳妇,就这样,一点点成长为不用稿纸都能连续讲上几小时党课的模范党员。这些都让她身边的人感慨,“虽说没念过书,理论水平高着呢”。
老人也感慨,现在的全国人大会议“变化太大了”。如果一定要她列举一些具体细节,她想了想说,“以前是举手表决,现在是按键,电子计票,先进多了”。还有,“现在的代表都有文化,水平都很高”。
农民本色的取舍
不管拿过什么荣誉,只要回到西沟村,换上补丁摞补丁的旧衣服,锄头一扛,申纪兰就回归了自己的本色。在她身边工作了近20年的郭雪岗觉得,这是申纪兰“最了不起的品质和智慧”。
早在1973年3月,申纪兰就被任命为山西省妇联主任。到了妇联,她发现,除了在公文上画圈签字,偶尔参加会议,自己这个主任基本上无事可做,她闲不住,只能每天早早起来打扫卫生,帮别人灌开水,或者留在食堂帮师傅们洗碗。
申纪兰觉得劳动才是自己的长处,于是跟人说:“我是太阳底下晒的人,不是坐办公室的人。”以后申纪兰只到妇联来“坐会”。坐下开完会,就回,到西沟村继续劳动。从1973到1983年,申纪兰就这样当了10年妇联主任,坚持着自己的“四不”――不定级别、不转户口、不要工资、不坐专车。她也总结出了自己的名言,“不脱离农村,不脱离农民,不脱离劳动”。
扎根在西沟村里的申纪兰,这些年 里遇到过许多找上门来的人,包括全国各地喊冤的上访者。申纪兰坚持自己的原则,告诉上访者们,“相信党,走上访程序”。她会收下那些材料,在开各级人代会的时候,把收到的材料,转交相应的部门。但她又恪守程序,并不会给相关部门施加任何压力。这些材料,有解决了的,也有没解决的,称赞和指责,申纪兰都遇到过。
申纪兰自己也分析过这些年转出去的材料,“党还是好党,但因为治党不严,那些风气不好的人混了进来,办了坏事,造成了冤案”。那些冤案里传递出来的贪污腐败现象,让她更坚信,“作为一个党员,首先就要管好自己”,“管住自己的嘴,不吃请、不请吃、不乱说”。
她的严于律己,其实也成为内心深处对家庭、对子女们的愧疚,她说:“瞧人家当娘的,再看看我,小平(长子)媳妇生孩子,我只伺候了人家三四天”:“我每天去长治,但半年多了,我没见过小娥(次女)”;“李珍(长女)在邯郸,我去过好几次,虽然见了人,但是在宾馆,也没有去她家一趟”……
只有跟很贴心的人在一起,老人才会偶尔说起这些,说的时候噙着泪水。其实这3个子女都是领养的,她没有生育过。她疼爱3个孩子,但从来不会主动用自己的身份替他们铺平道路,相反,她还希望尽一切可能撇清这种影响。
闲不住的劳模
1983年申纪兰从妇联主任卸任的时候,已经54岁了,但申纪兰觉得,为村民们寻找新的致富方向,是她义不容辞的责任。1984年冬天,她带着几名村干部一路南下考察,从河南到江苏,再到上海郊区。河南刘庄支部书记史来贺的话让她大开眼界:“老申,光靠种地富不了,赶快上工业吧’,西沟石头多也是资源。”这一路下来。申纪兰听得最多的就是“无工不富”。
申纪兰和西沟村新的创业史也就此开始。他们尝试过很多项目,1989年兴办了铁合金厂,生产硅铁。现任西沟村村主任王根考在厂里当过3年会计,他记得,“刚开始运转很好,市场好,第一年纯利润120万元”,“从第二年开始,效益就不太好了”。申纪兰要亲自出去跑销路,她的面子和影响,有时候还是管用的。长治钢铁厂先是买产品,后来干脆承包了这个村办企业一两年。
西沟村的地理条件太严苛,人均耕地如今只剩下一两分,最多的也不过五六分。年轻人早就外出打工去了。其实不管是电石厂、饮料厂,还是太原的“今绣西沟”酒楼,都是如此。目前这些产业的利润,只够维持自身运转,并不能充实村里和乡里的账户,直接让村民受益。
只是,只要申纪兰还在这里,西沟村的一切,无形中就都有了主心骨。
申纪兰一直住在西沟,子女们拗不过她,只好每周末从长治回来看她一次。
申纪兰现住在乡政府的宿舍里,每天5点起床,打扫完卫生。在没有外来访客和电话召唤的情况下,老人或者下地干活,或者在村里走家串户拉家常,或者到村办工厂里了解情况,这样日复一日坚持做个“在太阳底下晒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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