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悲鸿赠“马”助友开书店》等 徐悲鸿赠画

　　徐悲鸿赠“马”助友开书店 　　1938年春，在重庆沙坪坝街上开有一家上海杂志公司，出版并销售一些世界文学名著和国内文坛佳作，每天从早到晚，门庭若市。提起这家书店的开办，得从徐悲鸿大师说起。
　　书店经理陈汝言，江苏太仓人。1937年的淞沪炮声，迫使他流亡到山城。他看到沙坪坝高等学府林立，学生上万，却无一家像样的书店，便决心开一家好书店及出版社。但经费从何而来呢？当时，支持他开书店的知名教授如胡小石等均度日维艰，爱莫能助。多亏李公朴给他出了点子：“要钱只有找徐悲鸿，他画一匹马就是500元。”徐悲鸿以热心社会公益著称。抗战以来，他曾屡将在新加坡、吉隆坡、新德里和昆明、贵阳、重庆等地举办画展的收入全部捐献，救济离乡背井的难民。
　　陈汝言到江北盘溪石家祠找到了徐悲鸿。徐对这位小同乡深为嘉许地说：“你想办个出版社，我支持。我虽然不是大富翁，出点钱做开办费还是可以的。你回去先找中央大学的一些知名教授作编委，然后来找我拿钱。”不久，陈再访徐悲鸿。徐听说有八位知名教授担任编委，便立即拿出1000元交给陈说：“这是‘两匹马’的价钱，给你作开办费。”不久，上海杂志公司便在沙坪坝正式开张。此后，书店果然不负徐望，有系统地翻译出版了一批世界文学名著，深受莘莘学子的欢迎。而徐悲鸿慷慨赠“两匹马”，也一时传为美谈。
　　
　　“《新华字典》之父”魏建功
　　作为“世界上发行量最大的工具书”，《新华字典》的出版历史已有50多年。但鲜有人知道，《新华字典》的主编是已故27年之久的中国现代语言学开拓者、语文教育家魏建功。
　　1945年10月，台湾光复后，魏建功被借调赴台从事推行国语运动，历时3年。解放后，他积极投身于新中国的文字改革工作。
　　1949年4月，魏建功写成了《编辑字典计划》，“以音统字，以字统义，以义统词”，作为《新华字典》编写的“总体例”。
　　有了《编辑字典计划》，接下来便是联系出版社。魏建功找到了开明书店，商议编辑出版字典的事情，表示不要任何报酬，只要求书店能够提供一个聚会的场所和给一顿便饭。但这件事最终没有谈成。正当魏建功为联系不到出版单位犯愁时，1950年3月的一个晚上，他到时任出版总署副署长的叶圣陶先生家里串门。聊天中，叶先生告诉魏建功，上级有关领导想让出版总署把当时设在北京师范大学的大辞典编纂处接收过来，叶老问他：“我们把大辞典编纂处接收过来之后，你能不能来主持工作？”魏建功一听要他来编字典，立即表示乐意干。
　　8月1日，辞书机构正式成立，魏建功任社长，他给机构起名为“新华辞书社”，未来的小字典也被定名为《新华字典》。
　　
　　解放前夕，胡适等教授的走与留
　　1948年1月，平津形势趋紧。南京方面朱家骅、傅斯年、蒋经国等在蒋介石授意下磋商谋划“抢救”平津学术教育界知名人士的细节办法。13日，蒋介石专门派大员飞抵北平，实施紧急“抢救计划”，“抢救”对象首先便是胡适、梅贻琦（清华大学校长），其次是知名教授陈寅恪、陈垣、毛子水、钱思亮等。
　　12月15日，胡适、陈寅恪、毛子水、钱思亮、英千里等人分乘两架飞机抵南京明故宫机场，王世杰、蒋经国、朱家骅、傅斯年、杭立武等在机场迎接。
　　就在胡适与陈寅恪等人飞离北平后的第6天，1948年12月21日，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率领第二批被“抢救”的人士飞离北平，抵达南京，同机者有李书华、袁同礼、杨武之、江文锦等人。
　　陈寅恪始终对离开大陆的机会不屑一顾。
　　陈寅恪一家只在南京住了一晚，第二天便匆匆赶往上海。在上海，他写信给时任岭南大学校长的陈序经，表达了愿去该校任教的心愿。陈序经求才若渴，马上答应为陈寅恪南下广州做安排。1949年1月，陈寅恪一家搬进了岭南大学。
　　在那段风雨飘摇的日子里，杭立武一直念念不忘在岭南大学的陈寅恪，他曾多次派人劝说陈序经动员陈寅恪离开大陆，陈序经一直没有答应。杭立武深知二陈的价值，多次碰钉子后退而求其次，力劝二陈先到香港看看情形再说，并说这样可以进退有余。到最后，他竟拉着“战时内阁”的财政部长徐堪最后一次急匆匆地赶到岭南大学，向校长陈序经摊牌，要陈序经一同前往劝说陈寅恪到香港。杭立武此时已到了哀求的地步，对陈序经说，如果陈寅恪答应去香港，他马上给陈寅恪10万港币及新洋房，陈序经当时抢白道：“你给10万，我给15万，我盖新房子给他住。”
　　若想离开大陆，陈寅恪随时都有机会，但陈寅恪却始终对这种机会不屑一顾。
　　
　　开国元勋勤奋好学
　　1934年10月，红军被迫长征后，陈毅受命留在南方坚持游击战争。在敌人重重围困、处境极为艰难的情况下，他也没有放松过读书学习。有一次，由于叛徒的出卖，敌人突然包围了游击驻地。陈毅立即命令部队钻进密林中，同敌人周旋。敌人搜来搜去，终于在陈毅隐蔽过的地方拾到一个包袱，除了一件破旧衬衣外，还有几本破书。敌军惊讶地说：“‘赤匪’苦成这样了，还读书呀！”
　　跟陈毅一样，贺龙元帅也爱学习。
　　贺龙出身贫苦，从小务农，由于不识字，作战时，他只能在副官的手掌上写上“贺龙”二字，口授命令，然后让副官到部队去，将手掌张开让大家看，再高声宣布命令。这种由人代言的方式，一直维持到1927年。
　　南昌起义后，宋庆龄发表了宣言。起义的第二天，派驻贺龙部队的党代表周逸群将宋庆龄发表的宣言念给贺龙听，贺龙听后要周逸群再念三遍，周逸群又念了三次，贺龙说：“这篇文章真好。你周逸群是知识分子，念了四遍。我不识字，听了四遍。现在我们两人比比看，看哪个背得出来。”结果，贺龙一口气将宣言背诵出来，一字不差，周逸群反倒背不完全。
　　周逸群心里顿生一个念头：总指挥这样聪明绝顶，可惜他识字太少了，如果能自己读书该多好！于是诚挚地说：“你的聪明我佩服得五体投地，但是光听人家念文章，自己不能亲自读，那是不好的，倘若别人将重要的地方有意念错，你也不知道，那岂不坏了大事？”贺龙沉吟了一下，豪爽地说：“我诚心地接受你的忠告，从现在起，我要抓紧时间学习，请你做我的老师。”
　　果然，贺军长开始像小学生一样勤奋学习。到红军长征时，他已经能熟练地阅读马列著作和中央的文电，掌握了各种文体的写作，并能写出一手漂亮的毛笔字。
　　
　　董必武一联救四命
　　1955年秋，时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的董必武在兰州视察工作时，听到这样一个情况：宕昌县群众搭台唱戏还愿，乡干部强行制止，发生争执后，群众殴打并捆绑了乡干部。县人民法院以利用迷信煽动群众篡夺政权的现行反革命罪，判处四位乡民死刑。董必武听后建议说，此案应重新调查，弄清事实，一定不能混淆矛盾性质。董必武还当场写了这样一副对联：“提高警惕，肃清一切特务分子；防止偏差，不要冤枉一个好人。”
　　甘肃省政法部门根据董必武的指示，重新调查审理此案后，原判死刑的四人，被改为无罪教育释放，避免了一起错案。当地干部群众说：“董老一副对联救了四条人命。”
　　
　　姚文元狱中提可笑建议
　　姚文元入狱后，他不像江青那样大吵大闹，也不像张春桥一言不发，他总是装出一副老实改造的样子，每天读报、看书、写检查、谈自己的认识。除此之外，为了表现积极，他还根据报上得到的消息，不断向监狱方面提出各种有关国家大事的“建议”。
　　这其中最可笑的是，当他看到报上登的全国人民生活富足了，家家丰衣足食，很多人家过年时都是大米白面猛吃时，就向监狱方面提出，这样可不行啊，这样搞几年就会没有粮食吃了，得有个计划，发个票进行限制，不能这样敞开肚皮来吃啊！
　　他的这个“建议”受到了狱警的训斥：“现在中国不是你们当权那个时候了，老百姓日子好过多了，你还是好好改造自己吧！”听了这话，姚文元恍如隔世，不太相信。
　　
　　陈云为何不主张杀江青
　　“四人帮”垮台后，为了清算“四人帮”祸国殃民的罪行，1980年11月至1981年1月，最高人民法院成立特别法庭，对他们进行立案审理。在“国人皆曰可杀”的气氛中，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对主犯江青的量刑，许多人主张判处死刑，陈云说：“不能杀，同‘四人帮’的斗争终究是一次党内斗争。”有人提出党内斗争也可以杀，陈云依然坚持说：“党内斗争不能开杀戒，否则后代不好办。”陈云最后甚至说，如果你们坚决要杀，请在会议记录里写上“陈云同志不同意”。后来大多数人接受了陈云的主张。最后，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判处江青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后又改判无期徒刑。这个处理在国内外产生了良好影响，也表现了陈云作为一名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的深谋远虑和远见卓识。
　　
　　李岚清的“音乐外交”
　　1995年，李岚清出访挪威，挪威政府为他们举办了盛大的欢迎晚宴。在晚宴上致辞时，李岚清提到了易卜生和格里格，没想到宴会的气氛顿时活跃起来。有关两国文化的话题不仅营造了整个晚宴的热烈气氛，对第二天正式会谈的顺利进行也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会谈后,挪威副总理还临时改变议程，亲自陪同他们访问挪威的另一个城市卑尔根。一方面是因为这是她的家乡，另一方面也是最主要的原因是李岚清喜欢格里格的音乐。
　　1996年，李岚清访问波兰，接待他的波兰副总理和他一样，是个肖邦音乐的爱好者。两人之间的会晤、会谈除了国务外，有关肖邦的话题也拉近了他们私人之间的友谊。2002年，在摩纳哥为上海申办世界博览会时，李岚清代表中国，那位副总理代表波兰参加申办，他们成了竞争对手。但一到摩纳哥的蒙特卡罗，那位副总理就提出会见李岚清这个老朋友，除了叙旧，其实是向李岚清传递一个信息：如果波兰提前出局，他这一票就投给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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