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谷一：我是“台上李谷一，台下李谷二”】 李谷一的歌曲大全100首

　　 　　落座对面的这位女士，现已年过六旬，中国最著名的歌唱家之一。她几乎在所有的中央领导前引吭高歌过，也背着背包到农村、矿山、前线去演出过。无论是给什么人演出，她都心存感激，一视同仁。
　　“一级演员”李谷一，在台上雍容华贵，挺拔丰润，台下却是寻常家的女人，脂粉全无，是管家的好手。“家里的装修，全是她一人管的。”她家的那口子说，“家里谁生病，她亲自给注射针剂。”
　　她会QQ聊天，也了解博客，关注网络上新近发生的有争议的事件。这位当年的中国轻音乐团团长，并不是一个保守派。一个简单的例子，20年前，一个“很朴实很执著很可爱的”小伙子带着吉他在煤矿学院的礼堂上聒噪，才唱到第二首，礼堂里的150个局级干部就表示，如果该小伙不消失，他们将一起退场。
　　李谷一团长赶紧上台“息事宁人”：“艺术流派是多样性的，刚才演出的是摇滚，也是轻音乐里一门独特的艺术。暂时欣赏不了，时间长了肯定就能欣赏了。”
　　该愣头青小伙就是崔健――后来的中国摇滚教父。
　　
　　“黄色歌女”
　　
　　1976年，李谷一为电影《南海长城》配唱主题曲《永远不能忘》。得缘于为电影配唱插曲的大量实践，她发明了一种“应景”的“气声”演绎方式。
　　“你的声音，你的歌声，永远印在我的心中。昨天虽已消逝，分别难相逢，怎能忘记你的一片深情……”就是这首气声唱法处女作《乡恋》，在1980年一经李谷一唱出便风靡大江南北。谁会想到，歌唱者要经受暴风骤雨般的批判。
　　谷建芬回忆说：“当时团中央搞了一个‘15首歌’评选，《乡恋》得15万张票。有人说，这15万张都是流氓投票，这是流氓喜欢的歌。”
　　李谷一回忆说：“中央有个‘战地之声’在中科院做报告说台湾有个邓丽君，大陆有个‘李丽君’。”一夜之间，李谷一就成了大陆的黄色歌女，歌曲磁带被封杀。
　　“说什么靡靡之音、黄色之音、亡国之音、亡党之音――太过分了！当时我想，这么大的共产党，怎么可能让我一首歌就给唱垮了呢？”她委屈得无以复加，“想想唱过的歌，都是歌唱祖国歌唱解放军的，《乡恋》也是思乡曲，一首爱情歌曲都没有。我觉得我是最革命的。”
　　她决定找个机会让领导来评理。听说邓小平同志要来参加她在人民大会堂的演唱会，她就想把这首歌唱给邓小平听，让他评评理：这首歌到底是不是反动的、黄色的？结果演唱那天，邓小平没有来，中央乐团的领导却下了逐客令，“如果你以后还这样，就请到适合你的地方去唱”。
　　“开创一代歌风，哪里那么容易开得起来？有不理解的，有妒忌的，有带成见的，最主要的是意识形态上的。那种‘左’的东西，往往来自上层。越压制，群众越支持，我越遭罪，不管大小演出，都得咬着牙去。”回想担当“李丽君”的日子，李谷一仍心有余悸。“背着包袱唱了四年。只要你自己倒下去，就完蛋了。一首歌都不能唱坏，关心的人在盯着你，抓你问题的人也在盯着你。”唱歌过于疲惫，声带出血，中央乐团的随团大夫每天给她打八针。一天两场，一场12首歌，从湖北唱到广西，40多天演了70多场。
　　李谷一有她的委屈：“牛吃草挤的是奶，我草都没得吃――你们还批判我？”
　　批判归批判，《乡恋》还得唱。“为什么？群众点名要唱！”在上海和南京演出结束后，所有观众起立鼓掌；连续一年多，每天能收到歌迷来信100多封，得知月薪43元的她没钱买磁带学习，战士、学生、四五岁的孩子都寄钱给她，有5元的，也有几分的。“80年代的人太不一样了，充满亲情、无私，没有利益争夺。”
　　直到1983年中央电视台直播第一届春节联欢晚会，观众热线高密度点播禁曲《乡恋》，广播电视系统的领导吴冷西部长只得冒着风险咬牙同意李谷一在全国人民面前演唱这首“黄色歌曲”。《乡恋》终于在春节晚会得以“正名”，被喻为中国内地流行歌曲的“开山之作”。
　　
　　PK邓丽君
　　
　　20世纪80年代之初，广州太平洋影音公司、中国唱片总公司广州分公司和北京百花音响器材厂相继开始生产盒式录音带，现代意义上的内地音像事业从此起步。彼时，盒带的售价是5.5元，而绝大多数的工人和职员的月薪为30到50元。
　　李谷一经常到广州太平洋去录制卡带，一首歌的版权为560元。她先后录制个人专辑十余版，销量居全国榜首。
　　磁带虽然热销，但在当时，录音制品的传播能量还远远比不上影视媒介。人们坐在新买进家的电视机前，听着李谷一，听着《洁白的羽毛寄深情》、《边疆的泉水清又纯》、《知音》……
　　
　　最多的时候，李谷一一年要演唱200多场。她出现的演出场合，歌迷即便是和现在的各路“粉丝”相比，也是狂热非常的――半夜两三点就到首体排队买票，把台阶都踩塌了；演出结束后，堵在剧场门口等着李谷一出来，一等就是一两个小时；在天津演出，观众围得水泄不通，还整齐划一地喊起了口号，“一二三，李谷一，我们爱死你！”为了能够退场，乐团医生、其他女演员围上头巾乔装打扮，引开视线，掩护她从后台溜走，人太多了，警察也来了，乐队的小伙子拿起电棒帮着“挡驾”，竟然让一些官至厅级的干部平生第一次挨了电棒。
　　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李谷一可谓风光无限：第一次出访见到了美国卡特总统；第一个代表中国到法国演出的女演员；“领导人一个不落，全见过。从毛主席开始，周总理，还有7个副总理，几个大将全都见过，后来是华国锋和邓小平，胡耀邦、江泽民，还有现在的胡锦涛。”“好汉不提当年勇。”她说。
　　“大红大紫”也好，“无限风光”也好，李谷一认为自己并非“一步登天”：“我很刻苦。”
　　在湖南花鼓剧院，17岁，本是贪睡的年龄，她5点起床，先学毛主席语录，再打扫厕所，然后练功，之后读毛选，写心得。忙完后，再练一次功。别人只学开门戏，她要同时师从四位不同风格的老师，为的是“在大流派之外掌握几个不同风格的小流派”，能有“不同的思路和感觉”。
　　1966年被下放到瑶寨，她当了8年的赤脚医生。背着配备的医药箱，治头疼脑热、流感侵袭，她堵在门口强制剧团的人吃感冒药；她自觉清洗花鼓剧团的痰桶和便池，如果谁随地吐痰，一定会遭到她不客气的训斥。
　　“中央乐团是全国最高的乐府，高不可攀。”在中央乐团，教授金铁林是她的伯乐，在他的指导下，她连考三年，1974年终于考上了。虽说在湖南花鼓戏院，她是半个台柱子，可论起唱歌，毕竟半路出家，唱功自然让人怀疑。“我想我也算是洞庭湖的麻雀――见过几个风浪的人了，你们瞧不起我，我偏要唱给你们看看。”
　　为了把花鼓戏和西洋唱法的技巧糅合到一起，她下了苦功夫。为了打开口腔，李谷一每天打下巴150到200下，打到腮帮子发炎，打到吃不下饭，直到口腔完全打开。
　　一年后，李谷一竞争到上海东方乐团《智取威虎山》里小常宝的角色，随团出访澳大利亚。因为嗓音甜美，1976年，她被宋成推荐给八一电影制片厂录制电影《南海长城》的主题曲《永远不能忘》，一举成名，自此一发而不可收，为50多部电影演唱插曲和主题歌，成为建国后录制电影歌曲最多的女歌手。
　　上世纪80年代，中国流行音乐开始突破防线，邓丽君风靡内地，直接影响了内地几代人。李谷一也欣赏邓丽君，“我觉得她唱得非常好。当时我们到广州演出，也在听她的歌，我们团里有一个人唱邓丽君的歌唱得特别好，我们休息的时候，也会说：‘来一首邓丽君’。我也学过她的歌，感觉还是不好学，她的歌不是谁想唱就能唱的。”
　　邓丽君曾签名盒带并托美国《时代周刊》记者送给李谷一，也有人想在中国组织一场由两位艺术家各唱半场的音乐会，遗憾于最终无果，斯人已逝。
　　
　　台上李谷一，台下李谷二
　　
　　台上柔媚宛转的抒情女歌手，台下却是一位爱搅局、“捅马蜂窝”的“湘里辣椒”。李谷一丝毫不掩饰性格中的叛逆。
　　1970年代末，在一次声乐研讨会上，有人把批判的矛头指向朱逢博，李谷一挺身而出：“朱逢博的歌唱得就是好，现在谁比得上？单拿人家唱的《白毛女》，声情并茂，谁也学不了！”1982年，在尚未完全“解冻”的日子里，作曲家谷建芬面临“四面楚歌”的批判境地，其他歌手唯恐躲闪不及，唯独李谷一，跑到谷建芬的家里选了40多首歌，在云南音像出版社一口气录制了两盘盒带，公开发行，以示支持。
　　性格使然，李谷一一次次站到了是非曲折的风口浪尖。
　　1964年在湖南花鼓戏剧院做演员，《补锅》让她在戏曲界一举成名，却也给她带来了灾难。“修正主义黑苗子”李谷一被下放到偏远的瑶寨，成了靠工分吃饭的农民。
　　1980年，一曲《乡恋》让她成为众矢之的，经历数年的口诛笔伐。
　　1990年，她为了名誉与某著名歌星对簿公堂，被称为“中国民事第一讼”，期间恩怨，一时沸沸扬扬，舆论褒贬不一，甚至惊动中央领导出面调解。虽然最后官司也以胜利而终，可她还是觉得伤了心。
　　2000年，她又因揭露东方歌舞团内部领导腐败问题，成为风波的焦点。质疑和抵制领导班子公款私分，李谷一最后申请调离东方歌舞团，自身引退。
　　2002年，中央电视台现场直播的全国青年歌手大奖赛上，她一句“在同等演唱水平前提下，长得漂亮一些的选手要占便宜”的话，引起轩然大波。
　　2006年，又因为在青年歌手大赛前质疑原生态唱法的评审标准，“年龄太大，不适合做青歌赛评委”的传言不胫而走。
　　回顾从艺40年的经历，李谷一说：“台上台下我是两个性格，在台上我比较抒情、比较甜美，而在台下我就比较现实、比较泼辣――台上李谷一，台下李谷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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