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场上的“黑色幽默”|黑色幽默什么意思

　　 　　策划人语 　　几年前，安徽有个市委书记“登基”，一时心血来潮，搞了一次“大阅兵”，让国人笑掉了大牙；而在福建闽侯县，有位“仁兄”向县教育局长行贿，送的竟是一副楠木棺材，没承想那教育局长竟喜不自禁地“笑纳”了，还当面表扬那位“仁兄”：“送礼送棺材，有棺（官）又有材（财）。”这又让国人开了大眼……但这些已经不新鲜了。“牛县”经过一番“运作”，把说相声说得还马马虎虎的牛群正经八百地“选”为了“牛县长”，结果他演绎了一段最尴尬的“相声”；牛群当“牛县长”已经够荒唐了，可没想到，比这更荒唐的戏还在继续上演，“猪县”又想把唱“猪歌”的香香扶为“荣誉县长”……官场上的“黑色幽默”真是太多了，也真是太有意思了。
　　我们并不是仅仅为了盘点官场上的多少个“黑色幽默”来博读者一笑。我们一边盘点一边在想：官场中人大多是社会精英，他们的言行可以说是我们这个社会的一种范本、一种标准、一种导向，可偏偏在某些“精英”身上，让我们看到了这么多可笑的“黑色幽默”。难道他们自己没有觉察到这其中的滑稽和可笑吗？显然不是。那他们为何还要如此大肆演绎这种种“黑色幽默”呢？这样想下去，就不仅可笑，而且有些可悲和可怕了！
　　诚然，在中国官场，“黑色幽默”只是偶尔在某些官员身上出现，而且常常被有意无意地放大了。这一方面表明社会公众对官场的关注，另一方面也表明人们期盼官场上的“黑色幽默”还是少一点为好的真诚愿望。我们策划制作这期专题，正是怀着与公众一样的兴趣与真诚。而且，我们对中国官场，还有更多更美好的期待！
　　 （执笔/莽原罗梅）
　　
　　我看官场上的“黑色幽默”
　　□莽 原 罗梅
　　
　　
　　读过马克?吐温的《竞选州长》，我们始终忘不了这样一个细节：为了阻止“我”竞选州长，“我”的对手使尽了解数，最后竟然让7个不同肤色的孩子一齐走上竞选台，抱着“我”的大腿叫“爸爸”！
　　马克?吐温先生够狠的了，他用一个虚构的“黑色幽默”，让我们看到了美国官场上最真实的一面。而在当代中国的官场上，时常真真切切地发生或荒唐、或可笑、或滑稽的“黑色幽默”，我们却又似乎有些不敢相信那是事实。就说黄金高吧，他在网上发帖说，他是“穿着防弹衣反腐”的县委书记，而且“防弹衣”一穿就是6年。帖子一出，他顿成了国民心目中的“反腐英雄”。可刚过一年，他就被查出贪贿数百万元，还养了几个情妇，转眼又成了被“钱弹”、“肉弹”击倒的“腐败书记”。有人搞不懂了：他到底“防弹”是真，还是“饮弹”是真？
　　黄金高也够狠的了，他在官场上制造了一个中国式的“黑色幽默”，让国人看不懂，哭也不是笑也不是。于是，有人便来了兴趣，探究起中国官场上的“黑色幽默”来。
　　
　　啼笑皆非的官场“黑色幽默”
　　
　　如果有人告诉我们，哪位美国总统出行前要请巫师为其卜吉凶，我们不会感到惊奇，因为他是唯心主义者、有神论者。但是，如果有人告诉我们，中国某地的领导干部为“升官”而请“神汉”看风水，我们不仅感到惊奇，而且会感到愤慨。然而，这样的事情居然发生了：数年前的某个夜阑人静的时刻，山西交口县委大院门前灯火通明，县委书记房吉华和县长李来福一脸肃穆地带着几十名党政干部齐刷刷地跪在香案前，“代表县委和县政府”，按照风水先生的“指点”，在县委大院的中心和四角，虔诚地埋下了“升官符”和“镇邪物”。自此之后，房吉华和李来福虽然在交口“稳坐”了6年党政“一把手”的交椅，但终因事情败露而没能让“升官符”继续生效。
　　堂堂的县委书记、县长埋下风水先生的“鬼画符”就想“升官”，自然有点可笑。但一个官员被查包“二奶”，结果查出4个官员连环包“二奶”，你可能笑都笑不出来了。河南新乡市就爆出了这样一桩大丑闻。北云门镇党委书记张荣禄在新乡市购了一套房子，包了一个“二奶”，生了一个儿子。纪检部门根据举报查办他时，他却百般狡赖，说“二奶”的儿子不是他所生。没办法，纪检部门只好决定为其做亲子鉴定。张荣禄也没办法，便找“铁哥们”褚丘乡党委书记王建民借“儿子”。可王建民的儿子也是跟“二奶”生的私生子，这一“借”，弄巧成拙，把王建民包“二奶”之事也牵出来了。张荣禄被停职后，北云门镇镇长李根瞄上了书记的宝座。李根也有一个“二奶”叫刘玉敏，为了升官，李根有意疏远刘玉敏，可刘玉敏“不放手”，最后被迫服毒自尽。刘玉敏死后，便牵出了幕后做“策划”的女人彭秀，而彭秀竟然又是辉县民政局局长赵大力的“二奶”！
　　真是绝了，一个案子牵出4个官员4个“二奶”，这真有点“拍案惊奇”的味道了。但更绝的还有。吉林省靖宇县原县委书记李铁成，在一个国家级贫困县，竟把“买官卖官”的“买卖”做得那般“生意兴隆”：全县官员中，经查实向李铁成进行“感情投资”的就有160多人，从县直机关到基层乡镇、企事业单位，几乎没有“空白区”。这是李铁成多年“苦心经营”打造出来的“江山”。弄到最后，便形成了这样的“机制”和“制度”：李铁成的儿子结婚，县委办公室竟然要事先发布通知，接到“通知”的官员便心领神会地借机去“进贡”；其他有级别的官员也可仿而效之；如果谁不进入这个“腐败圈子”谁就“出局”。久而久之，靖宇县官场的“游戏规划”倒了个个儿：不参与跑官买官的官员成了“不懂事理”的人，成了“另类”，就有可能遭遇“逆淘汰”。
　　天哪！李铁成竟然把一方官场搞成了“家天下”，这不能不让人惊讶：他对官场“行情”的把握与掌控如此得心应手！然而，更让人惊讶的是，有三个小骗子比李铁成更厉害，他们几乎洞穿了某些官员相信跑官要官、买官卖官有“捷径”可走的心思，于是在安徽官场上便导演了一场“诈官”的闹刷，叫人叹为观止。这三个来自北方的小骗子无职无业，却煞有介事地冒充为在“中央高层”有“门路”的“神秘人物”，“哄”得官迷了心窍的阜阳市原市长肖作新、安徽省原副省长王怀忠团团转，常常视他们为“座上宾”，并不惜拱手相送上百万元让他们去“活动”，结果三个小骗子把一个市长“哄”进了监狱，把一个副省长“哄”进了地狱。而现在，这三个同样“骗”进了牢房的小骗子，仍在为自己的“杰作”洋洋得意，时不时向牢友们谈论被市长省长供着敬着的“荣耀”，让那些牢友们“羡慕”死了……
　　用不着更多的罗列，我们已经欣赏到了官场上“黑色幽默”的足够风景。只是，这道风景虽然多姿多彩，可又的确认人心情无法开朗起来。
　　
　　官场“黑色幽默”的“幽灵”在哪里
　　
　　县委书记、县长组织官员埋“升官符”，一个案件牵出4个官员4个“二奶”，谁不腐败谁就被“淘汰出局”，三个小骗子骗倒了市长骗死了副省长……这些让人啼笑皆非的官场“黑色幽默”为什么能够出现？到底是什么“鬼”催生出了这些“黑色幽默”？这个“幽灵”到底在哪里徘徊？
　　指望一道“升官符”来保佑自己平安、升官、发财，那个县委书记那个县长已经全然没有了马列主义的信念和信仰。这种信念和信仰一丧失，鬼神的“幽灵”就会占据他们的脑海，一遇时机，就会兴风作浪，指挥着那些丧失马列主义信仰的官员干出匪夷所思的“黑色幽默”来。别说一个县委书记一个县长，就是贵为副省长的丛福奎，在原河北省常务副省长的任上时，为了能“当省长”、“当省委书记”或“升到国务院”，也想方设法遍访名山，拜谒名刹，祈求神的保佑，同时在住宅内设佛堂、供佛像，还专设供道台、供神台，每月初一、十五都要烧香、念经、拜佛。由此可见，热衷封建迷信，信念畸变，信仰动摇，已不是个别官员所思所想所作所为。这是某些官员头脑中最危险最可怕的“幽灵”。
　　
　　官员包“二奶”，而且一个小案子，查到的4个官员都有“二奶”，这些官员的道德不知滑落到了什么田地。没有了道德标准，没有了崇高与卑劣、高尚与庸俗的价值判断，堕落的“幽灵”就会在卑劣者庸俗者的头脑里徘徊，一有条件和时机，那些道德败坏的官员就会用无耻告别羞耻，让人无法启齿的“黑色幽默”自然产生，而且不仅仅局限在生活作风上。湖北汉川市脉旺镇在2004年全国统计普查中，实际个体经营收入只有8000万元，却上报了10亿元，虚报浮夸了10多倍！为什么会这样？因为早在上三任时就已经上报到了3亿元，官场上哪敢“后任否认前任”，这“牛”只得接着“吹”下去，“吹”到第三任普查时，就“吹”成了10亿元。看来，当年的“大跃进”就是这么“吹”起来的，而且也是有账可查的，信不信由你，反正官员脸不红心不跳，更不用说不诚实会害羞了。这是某些官员头脑中最无耻最可恨的“幽灵”。
　　一个县委书记能把权力玩成把戏，并且能“改造”出一种“为我所用”的官场生态，说明我们的官场现有的体制和机制还存在缺陷，甚至这种缺陷对不同的官员来说，就有不同的价值不同的作为。譬如对“一把手”的监督，似乎存在缺陷，有的“一把手”将其视作“烫手山芋”，要么不沾不染，要么自觉“防火”，要么积极应对；而有的“一把手”则很可能将其视作“香饽饽”，最大限度地“合理”开发和利用，以获取“最大价值”。如果这些缺陷长期得不到弥补，投机的“幽灵”就会四处游动，促使李铁成之流利用体制和机制的缺陷胡作胡非，大捞好处。这些缺陷，就很可能形成缺口，以至酿成决口，到那时，让人痛心疾首的“黑色幽默”已经泛滥成灾，某些官场上的“潜规则”、陋习却被称作了“传统”、“惯例”，而许多官员却已浑然不知其错了。2005年，河北省东光县文教局就下发了这样一个愚蠢的“红头文件”，而且不少地方也曾经有过这样的“文件”。文件要求该县办学条件最好的实验小学，将当年的招生对象确定为“县城内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在编干部职工子女”，“不符条件者一律拒收”。可见违法践踏公平原则，连招收小学生也公然以如此明目张胆的方式“媚官”，而且又以如此严肃的面孔出现，东光县文教局的一干官员大概许久没有“洗脑”了。这是某些官员头脑中最虚伪最可恶的“幽灵”。
　　仔细回味三个小骗子骗倒市长骗死副省长的“黑色幽默”，其实也好像不能全怪市长副省长似的，因为社会上也的确有如此“跑官”成功的实例。社会环境的某种异化，反映在官场上，就能造成某种“异数”。异化的“幽灵”侵占了某些官员的大脑以后，这些官员就会在官场上使出怪异的招数，上演连小骗子也不齿的“黑色幽默”。不过，一旦这些怪异的招数取得“成功”，反过来又在整个社会发酵以至流行，使社会环境更加异化和浑浊，让官员和公众都变得是非不清、好坏不分，官场上的“黑色幽默”以至腐败便有了自己的“通行证”。某些官员正是利用公众的这种“宽容”这种“愚昧”来为自己异化了的灵魂和不光彩行为开脱的。河北襄樊市闹了一场“官场地震”，一个以原市委书记孙楚寅为首的“腐败生态链”涉及到领导干部70多人，其中市属相关单位、县市“一把手”就有30多人、厅级干部有11人，其他级别的干部更多。可最后的查处是“雷声大，雨点小”，草草收场了事。当地群众叹了口气，只好“认了”；当地某些官员则松了口气，总算“过了”。这是某些官员头脑中最愚蠢最可悲的“幽灵”。
　　有道是“人喊着不走，鬼喊着乱跑”。官场上的“黑色幽默”之所以屡屡出现，就在于有信仰丧失、道德滑坡、制度有缺陷、社会环境异化这四个“幽灵”在某些官员头脑里作祟使然。当然，官场上的“黑色幽默”并不常常以某种典型的类型上演。因此，官场上有多少种“黑色幽默”，相关官员的灵魂深处就有多少种“鬼”；要消除官场上的“黑色幽默”，首先必须要捉住暗藏在某些官员心里的“鬼”。
　　
　　让官场多一点幽默少一点“黑色幽默”
　　
　　官场上的“黑色幽默”，有的与腐败有关，但更多的与腐败还有点距离。不管与腐败是否有关，官场上的“黑色幽默”都应当被清除。
　　事实上，要清除官场上的“黑色幽默”，并没有想象中的那样难，关键在于官员自己是不是真的想清除，真的下功夫清除。与腐败有关的“黑色幽默”，只要我们严格按照党纪、政纪、法纪来办，再“黑色”的“幽默”最后也会死掉，再也“幽默”不起来。这样的规章、制度、法律等等的条文已经非常繁多、非常慎密、非常严格了，甚至感觉有些重复、有些繁琐、有些过虑了，现在需要解决的根本问题是执行――认认真真地去执行，切切实实地执行到位。不然的话，就会像襄樊官场那样，“大面积腐败”之后，还会出现“大贪判轻了，小贪没事了，不贪活该了”的新“黑色幽默”。毛主席他老人家说过，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共产党就最讲认真。与腐败有关的“黑色幽默”，碰到“认真”，定会消失。我们执政执纪执法的官员，有什么理由不去讲讲“认真”呢？
　　与腐败还有点距离的“黑色幽默”，要消除掉，也不难。我们的党和政府已经建立起了一个对官员教育、防范、监督与惩处相结合的严密体系，这其中的关键在于教育、防范、监督与惩处之后，每个官员自身的素质如何。这些素质包括思想、道德、文化与心理等各个方面，对官员来说，执政的能力与水平是最主要的。执政的能力强、水平高，断然不会出现“黑色幽默”；反之，“黑色幽默”随时都有可能上演，有时可能是不自觉的，有时甚至是“好心”办了错事、丑事以至坏事，闹了笑话还大呼“冤枉”。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
　　怎样具体地消除官场上的“黑色幽默”，我们不想继续赘论。顺着这个话题延伸一下，我们突然感到：官场上的“黑色幽默”要不得，但官场上的幽默却是个好东西，而且是中国官场上最缺的好东西之一。
　　
　　著名作家王跃文的父亲曾经是个区委书记，可他爱玩幽默，看到县委书记的夫人是个“麻夫人”，便一时兴起，在自己的蒲扇上题诗一首：“妹妹一篇好文章，密密麻麻不成行。有朝一日蜜蜂过，错认他乡是故乡。”本是“打油”调侃，结果被当作“攻击党”的“右派分子”投进了大狱，一不小心把幽默玩成了“黑色幽默”。
　　好在这样的年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王父的幽默要是放在今天，抑或那时放在另一地方另一场合另一情景下，可能就成为官场笑谈甚或佳话了。
　　中国人是最有幽默感的，中国官场上的“幽默大师”比比皆是。幽默是智慧的象征，官场上有了幽默，官员就会因此而多了活力多了魅力，“黑色幽默”就会相形见绌，主动“让位”。像毛泽东、周恩来、陈毅、贺龙、邓小平等等这些堪称幽默天才的老一辈革命家，我们暂且不表。单单看看新时期，中国官场上许多高官的幽默风采，就屡屡让世人兴奋不已和津津乐道。譬如朱 基，当年一当上总理，就以踏着“地雷阵”、勇赴“万丈深渊”的气势与记者见面，让他一夜之间在全世界刮起了“朱旋风”。一年后，美国记者想用一个非常有“刺激性”的问题来“激将”朱 基，让他“瞪眼睛”、“拍桌子”，以此来出中国总理的洋相。美国记者说：“有人说，中国的朱 基像一只飞向太阳的大鸟，但到了下半年，翅膀已经被烤焦了……”没想到，朱 基却报以微笑，并像西方人那样耸耸肩、摊摊手，轻松地回答：“我的翅膀还在……”幽默而自信，尽显东方大国总理的睿智与风采，反倒让那位美国记者的提问变成了一个不大不小的“黑色幽默”。再譬如李金华，作为国家审计署长，他把自己喻为“国家财政的看门狗”，有点寓意，更有点自嘲。可就是这条温顺的“看门狗”，却掀起了一阵阵“审计风暴”，让那些挥霍“国家财政”的官员有点胆怯，也让那些想用“救灾款”、扶贫资金等等来盖豪华办公楼、别墅抑或“发奖金”的官员收敛了不少，因为他们手里拿着这些钱想玩弄点“黑色幽默”的时候，蓦然发现身旁有条“看门狗”在盯着：别耍花样，不然，我“咬”你！李金华“看门狗”的自嘲，反倒比若干条“严禁”更管用更有震慑力。再譬如薄熙来，面对欧美的所谓“反倾销”制裁，他用的是另一种“义正词严”：“你给我的企业增加半斤压力，我就给我的企业减轻八两的负担！”轻松幽默而又立场坚定，反倒让出招的欧美商务高官坐不住了，频频来造访中国，“有话好好说”……
　　诚然，并不是所有的官场幽默与官场“黑色幽默”存在必然联系，或者彼此可以取代的。但是，如果官场多一点幽默少一点“黑色幽默”，官场就会因此而生动许多轻松许多清爽许多，党风、政风、民风也会因此而变得日益清纯与清新！果真如此，善莫大焉！
　　
　　调侃官场上的10个“黑色幽默”
　　
　　县长向县委书记“请示受贿”
　　
　　2005年11月4日，四川成都市双流县法院公开开庭审理四川省犍为县原县长杨国友受贿案。没想到，杨国友在法庭上竟出语惊人：“县委书记‘封嘴’后，我为了保住‘乌纱帽’，不得不收下乐山市东能集团董事长王德军送的钱！”原来，县长受贿是向县委书记“请示过”并得到了县委书记“同意”的。
　　公诉机关指控杨国友受贿61万元，而杨国友自始至终都称只受贿50万元，而且大多集中在王德军一人身上。2002年11月，杨国友第一次收受王德军的20万元（杨只承认此次是10万元）贿赂时十分害怕，于是便到时任县委书记的田玉飞办公室去汇报，问怎样处理。他没想到，田玉飞竟然对他说，既然送了就收下，不用怕。背后的事实是：王德军准备收购犍为县电力公司国有股，县委书记田玉飞欲将国有股转让给王德军，于是便指使王德军用钱去封住县长杨国友的口。县委书记这么一说，杨国友便“不得不收”。从此以后，杨国友贪贿的手便再也没有往回缩。
　　作为一县之长，对于受贿的性质、后果以及将来可能受到的惩罚，杨国友想必是十分清楚的。但他为什么还要冒着违法违纪以至犯罪的风险去收受贿赂呢？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杨国友道出了自己的“苦衷”：“我当领导多年，王德军不是第一个给我送钱的人，但是以前我都没有要。我最初不敢收钱，怕东窗事发；后来我不敢不收钱，因为如果不收钱，就是和其他收了钱的人过不去。我怕被田玉飞整倒，田玉飞让我收下，我只有收下。”
　　从最初“不敢收钱”，到后来“不敢不收钱”。杨国友的这番话，固然有狡辩的因素，但也有现实“合理”的一面。他的“请示受贿”和“被迫受贿”，可谓当今官场腐败的一大奇观。
　　杨国友为了“不和其他人过不去”，就和党纪国法过不去，突出反映了某些官员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的偏失。不过，一句不收受贿赂、不结党营私就“保不住官位”的大实话，却足以让人看到一些地方官场生态环境的恶化，看到反腐倡廉任务的艰巨与复杂。
　　
　　贪官被收监后的奢侈生活
　　
　　2001年，辽宁省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原院长贾永祥、副院长梁福全腐败案曾震惊全国。但也许你想不到，当他们被判刑尚被羁押在看守所的15天时间里，竟然有12天在与前来会见的亲友大吃大喝，日均消费1000多元。
　　贾永祥、梁福全的判决送达后，两人便被调到一个监室单独看押，行动比较自由。梁全福多次打出电话，要求朋友去关押地营口看守所看他。沈阳等地许多人“闻讯而去”，并且大摆酒席，给贾、梁二人“压惊”。那段时间，贾、梁每餐都是白酒、啤酒一起上。酒是前来会见的亲友带来的，餐费都是亲友结算，看守所的帮教餐厅几乎成了贾、梁亲友给他们二人“压惊”、“改善生活”的自家酒店。最多的一次，竟摆了4桌。据看守所帮教餐厅的不完全统计，15天他们只有3天没有会见亲友，会见就餐共付1.6万余元，这还不包括亲友带来的酒水和高档食品。贾、梁二人就餐时想吃什么就点什么，餐厅没有的就打电话让外面的商贩送来，其中有一次让商贩送螃蟹就花了850元。
　　专案组得知情况后，前来营口市看守所提审贾、梁。让专案组惊诧不已的是，当他们进入监室查看情况时，贾、梁均不在监室，而在帮教餐厅与几个朋友在喝酒。梁喝的全是白酒，已有几分醉意。专案组随即提审贾、梁，梁态度蛮横，拒不配合。经了解，来看梁福全的人特多，什么人都有，有的还是在职官员。
　　两个贪赃法官判刑收监后还如此奢侈，如此嚣张，说明他们尚未“归位”，还没有真正感觉到自己是罪人，还在重温着昨日的风光梦、腐败梦；而那些前来“看望”、“慰问”、给他们“压惊”的人特别是其中的官员，更没有从中受到警示，很可能有的人还受过他们的“恩赐”而没有“挖”出来，甚至还有某些憧憬与幻想。这种包括贪官自身在内的不以腐败为耻的心理和现象，更需要全社会审视和关注。
　　
　　三级书记的假话真话
　　
　　2005年岁末，《半月谈》记者到河北省某“小康县”采访，县、乡、村三级书记在接受采访时说出的假话真话，让记者一头雾水，不知道该报道如何写才好。下面是记者与三级书记的三段对话：
　　记者：今年全县的经济情况怎么样？群众的生活如何？
　　县委书记：我们给上面的汇报上说，全县经济发展、社会稳定。今年的招商引资取得突破，有几十家外地客商在这里投资，投资额达到2亿多元。在大项目的带动下，今年全县财政收入将达到1亿元，农民人均收入有望突破3300元。而实际情况是，我们县不临国道，更没有铁路，交通闭塞，很难招来客商，更难有大项目建设。全县财政收入才5000多万元，一年总的支出有1.3亿元，每年的资金缺口有8000万元，干部职工的工资仅开到今年9月。我们还是“小康县”，这个虚假的“高帽”已经戴了十几年了，但这顶帽子害苦了县里，也害苦了群众。
　　记者：建设和谐社会的关键是逐步缩小城乡差别，而乡镇正是起到承上启下、上通下达作用的关键环节，你们乡都做了哪些工作？
　　乡党委书记：全乡有14个村、2万多人口，都是穷乡僻壤。但我们经常接待上面的检查，也只好硬着头皮说假话。例行的汇报是这样的：全乡这几年发展成为特色种植、特色养殖之乡，有5个村成了山药等特色种植村，人均收入达到万元。而实际情况是，上面布置工作，比如各种达标活动等只要结果，不能讲困难，我们只好东筹西借来完成任务，落下了一个负债累累。我们全乡的外债已达到1000万元。
　　记者：和谐农村的基础是农民收入的不断增加。请谈谈你们村农民收入的实际情况。
　　村支书：上面经常要我们填数字编农民人均收入，其实我们心里也有两套账。一套是虚假的数字，根本不可能一家一户去调查，都是瞎估计的，上面说增长多少就编多少。前些年，我们县报“小康县”，我们村人均收入编得达到了5000多元。这几年向上汇报说找到了适合本村的发展路子，就是搞特色种植，群众人均收入也是四五千元。而另外一套账是我们心里掌握的，是一家一户的实际情况。就像去年人均收入上报的是3000元，也是随便估计的，而实际上多数农户现金收入很少，一般人均1000来元，主要靠出售点粮食、打点零工。
　　“官出数字，数字出官”的游戏在官场玩了很多年，大家彼此心照不宣，结果是“你好我好大家好”，皆大欢喜。但玩着玩着就玩不下去了，因为再玩下去就成“大跃进”了，于是乎只好“实话实说”。一个“小康县”三级书记的假话真话全跟记者说了，这是一种幸运；更幸运的是，记者照实记录下来又照实公诸媒体，让公众了解了其中的真与假，品味其中的善与恶。还是陈云说得好，你真正要为人民谋利益，就得“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
　　
　　执法者自查自卖“问题肉”
　　
　　2005年9月14日，广西柳州市“放心肉”联合执法组在柳邕市场肉行查获了16头私宰猪肉，其中经兽医部门检验，有瘟猪2头、死猪2头。但市生猪屠宰办有关人员却将这批刚查获的“问题肉”又转手卖给了原来的私宰肉贩，使其中的585公斤未经检疫的“私宰猪肉”又流进市场。
　　按照惯例，市联合执法组把查获的私宰猪肉上交给市屠宰办处理。市屠宰办随即通知市肉联厂来拉。可过了不久，柳邕市场肉行当天的值班管理员谢安东发现，刚刚被联合执法组拉走的“问题肉”又被私宰屠贩拉了回来。谢安东阻止他们卸车，但他们这回却振振有词：“这肉是屠宰办卖给我们的，有票证。”他们拿出了肉联厂开的屠场票和税票，但没有检疫票。谢安东迅即将情况向有关部门反映。但等到工商与兽检部门的人员赶到市场时，这批“问题肉”早已销售一空。
　　
　　“问题肉”事件发生后，柳州市迅速成立了两个“调查组”对此事进行调查。一个是柳南区检察院的，主要查“渎职”问题；一个是市里的“临时调查组”，主要查4头病死猪是否销毁的问题。而采访此事的记者惊讶地发现，后一个调查组的成员全是当天“放心肉”联合执法组的成员。记者开玩笑地问他们，你们怎么摇身一变又成了“调查组”、自己调查自己的“问题”了？他们笑着回答：“没办法，是领导让我们来的。”
　　柳州执法者自查自卖“问题肉”最终的调查结果和处理情况已经并不那么重要了。重要的是，这一事件给我们带来的联想：不是有句顺口溜，叫“三等警察治安队，赶走嫖客自己睡”吗？我们还常常会碰到这样的情况：医院明明发生了重大的医疗事故，可经卫生管理部门一“调查”，常常又不是“事故”了；还有，我们不止一次地看到或者听到：某些“优质工程”刚刚验收完成就坍塌了或者“出问题”了，而刚刚参与验收的那些“专家”又返回来进行“调查”……这下好了，市场上的“问题肉”被查出来了，可经执法组、屠宰办、肉联厂这么一“转”，又“合法”地回到市场，成了“放心肉”！这能让人“放心”吗？
　　
　　“工商”“卫生”当街群殴
　　
　　2005年1月31日上午，河南邓州市卫生防疫站的人到新华西路的“副食超市”检查时，怀疑一箱“红星”牌奶粉有质量问题，遂将这箱奶粉原地查封。下午2时许，邓州市工商部门的8名工作人员也来此检查，也发现这箱奶粉可能有质量问题，便再次将这箱奶粉查封。卫生防疫站的数名执法人员闻讯后迅速赶到副食超市。据一目击群众介绍，工商部门的人说卫生防疫站无权查处奶粉，而卫生防疫站的人说他们有权查处。争执中，一工商人员将卫生防疫站一执法人员的执法证抢走了，而卫生防疫站一执法人员将工商人员所拿的一份文件给撕了。双方由此发生厮打，场面十分混乱。见双方执法人员当街群殴，过路的市民纷纷上前围观，有人立即拨打了110。
　　民警经调查了解后，见双方都没有明显伤情，对他们批评教育后就让他们回去了。但事后，双方仍各执一词，互不相让，闹得整个邓州沸沸扬扬。防疫站稽查队副队长辛朝峰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1月31日上午，我带领徐岭、李成汉等到副食超市检查，发现该店那箱‘红星’奶粉可能有问题时，就将这箱奶粉原地查封。下午2时许，当我们再次到该店检查时，发现七八个工商人员将我们已经查封的奶粉再次查封。我们向他们解释：‘根据规定不能二次查封。’一个工商人员厉声质问：‘你们是哪个单位的？’执法人员徐岭急忙亮出执法证说：‘我们是卫生局的！’那个工商人员蛮不讲理地说：‘卫生局算个×！你们无权检查！’说着就夺走了徐岭的执法证。徐岭上前与其理论，由此发生厮打。厮打中，我衣服被撕烂，徐岭的下颚也挨了一拳。”而舒心园工商所副所长周会庚则说：“我们到副食超市检查，发现那箱‘红星’奶粉没有生产日期，便进行了查封。查封时，卫生防疫站来了几个人，都喝得醉醺醺的，满身酒气。见我们正在办理查封手续，防疫站的一个人说：‘这里归我们管，你们来干啥？’工商人员王崇山拿出国务院的一个文件说：‘根据国务院的文件规定，食品流通环节属于我们工商管理。’防疫站的一个人上前将文件夺过去就撕了。因此双方发生厮打，工商人员王津身上挨了三拳。”
　　邓州市“工商”“卫生”当街群殴，出尽了洋相丢尽了丑，可事后他们还在一个劲地争“婆理”“公理”，诉说自己“挨打”的“可怜”。市民们对此非常困惑：他们究竟在争什么？
　　两家政府行政执法机构，在执法中的冲突最终演变为一场暴力冲撞，这样的事件我们已经不是第一次见到。要说“他们究竟在争什么”，大家心里也十分清楚，当事双方心里更清楚。冲突的核心，无非就是行政权力，在行政权力的背后又隐含着行政的利益，利益发生冲突，不“争”才怪，不“打”才怪！只是老百姓不要太天真好了：他们两家表面上是在争“查处权”，都在貌似“秉公执法”；实际上是在争“罚款权”，都在抢夺局部以至个人利益！
　　
　　将上访者鉴定为“精神病人”
　　
　　江帆是河南省开封市第二职业高中的校医。由于她频繁上访，引起了开封市委领导的“高度重视”，河南省精神病医院在“领导指示”下将她鉴定为“精神病人”，使她在“巨大的精神压力”中生活了7年。此乃天下奇闻。
　　江帆因为与丈夫陈某（开封市中级人民法院法官）的矛盾愈演愈烈，从1995年起，先后到开封市妇联、开封市委、市政府以至河南省委反映问题，希望“组织出面干预”。1997年11月，江帆到市委上访，却“被几个大男人像抬一头猪一样抬到车上”，几个人跪在她身上，压住她的身体以防她反抗。江帆自觉从未受到这样的羞辱，激动之下，她将汽油浇到自己身上，来到河南省委门口，幸而被人拦下。这场“未遂的自焚”，使她的命运发生转折。
　　1997年12月13日，江帆被通知到市教委参加一个有关解决她的家庭矛盾的“座谈会”。江帆在回答了“上访如何发生的？1995年以来生活如何？你不觉得上访范围大了吗”等问题后，“座谈会”结束。让江帆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就在这个“座谈会”上，江帆被“现场鉴定”为“偏执性精神病”。因为参加“座谈会”的除了市信访局、市教委的领导外，还有河南省精神病医院精神疾病司法鉴定委员会的专家。根据“现场鉴定”，专家们给江帆开出了长达9页的门诊病历。两天后，开封市教委在委托书上签字盖章，同意对江帆进行精神病鉴定，同一天，医院出具了《精神疾病司法鉴定书》，作出了上述结论。本来，江帆被鉴定为“精神病人”后，学校希望她的家人配合将她送入精神病医院，由于江帆和家人的力争，她继续留在了学校工作。
　　有意思的是，在江帆被鉴定为“精神病人”期间，她不仅能正常上班，而且还获得了开封市教委和学校颁发的数种奖励：1999年至2001年，她连续三年被评为开封市教育系统计划生育先进工作者；2003年，她被学校评为先进工作者。
　　不过，江帆被鉴定为“精神病人”后，仍多次上访，并为此吃尽了苦头。2004年8月，江帆一纸诉状告到法院，诉河南省精神病医院和开封市教委名誉侵权；法院受理了此案，并数次开庭进行了审理，但尚未宣判。
　　将上访者鉴定为“精神病人”事件曝光后，开封市信访局的一位副局长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当时做这个鉴定，省里和市里的领导都有指示，“要从讲政治的高度处理江帆的问题”。记者在采访调查时发现，当年开封市委还专门形成了一个正式文件，里面确实列举了多位市委领导要求对江帆进行“精神病鉴定”的“指示”。
　　真是太可笑也太可怕了！“讲政治”，就非得要将上访人鉴定为精神病人吗？其实，“上级领导”“指示”鉴定江帆患有精神病，醉翁之意不在酒。江帆所在学校的党支书一语道破天机：“如果认定江帆有精神病，她的上访便不会影响有关领导的形象，而将她以精神病人的名义送医院治疗，还可以限制她的上访。”原来如此啊！
　　
　　县委书记的“卖字钱”
　　
　　2005年5月10日，四川省最大一起“卖官案”的主角――原南充市营山县委书记、高坪区委书记杨毓培，因涉嫌受贿罪和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被推上被告席。杨在陈述中这样辩解道：“我是××市书法家协会会员，曾经为一些单位和个人题字。我算了一下，这笔收入大概有40多万元。但这应该属于我的合法收入！”
　　“杨书记”这几句辩说一出，全场哄堂大笑。是啊，按照他“杨书记”的逻辑，县委书记不能“卖官”，难道还不能“卖字”？此前他还发出过“高论”：领导干部参加会议应该收“出场费”。
　　杨毓培之所以出此“高论”、“奇语”，目的无非一个，就是证明他的“收入”是合法的。但是，明星有“出场费”我们理解；书画家的作品即使卖个天价我们也不反对。但一个领导干部参加个会议、题个词，就要收“出场费”、“卖字钱”，这就让我们想不通了。不过，杨毓培的辩解倒让我们联想到当下的某些实情：各种会议、剪彩、开闭幕式活动等等，组织者常常能以请到领导“光临”为荣；如果“光临”的领导还能留下“墨宝”，那自然更加“有面子”。但请也不能“白请”，主办方会给“出场”的领导发钱，级别越高，金额越大，这似乎几成“惯例”。我们不知道“杨书记”的书法艺术达到了什么境界，单凭题字就能“收入”40万元的，在整个中国书法界恐怕也不是很多，况且在“杨书记”没有“卖官出事”前，人们就根本不知道他是个“书法家”，更谈不上有什么名气，只知道他是一个爱题字的“县委书记”。当然，艺术是无价的，也说不定就有人认为他的字写得就是好，愿意出高价购买。但让人担心的是，如果每位领导干部都去练那么两下子，都这么“理直气壮”地“合法收入”下来，恐怕今后也就用不着反腐败了。位高权重的领导一举一动都有含金量，就看官员自身及他人对这种“含金量”如何认识了。设想一下：如今杨毓培已经不是县委书记了，还有人愿意花大价钱去向他“求字”吗？恐怕人家还要“铲字”哩，就像当年“铲”胡长清一样。
　　
　　“你不同意造假我就打你”
　　
　　2004年9月21日，安徽省亳州市谯城区五马镇党政班子全体成员召开扩大会议，研究计划生育专项清理情况。由于马头镇清理情况比区里下达的指标相距甚远，会议在研究由镇党委副书记李宝坤分包联系的张楼村上报数字上发生分歧。镇党委委员、负责张楼村工作的黄某同意将未经核实的所谓清理户上报，招致李宝坤反对。李宝坤认为这是造假行为。李宝坤说，这些所谓的清理户根本没有见到人，怎能凭空认为他们就计划外怀孕生孩子了？由于李宝坤坚持不同意虚报，黄某十分不满。他从会议桌对面绕过书记等数人，对李宝坤实施殴打。整个殴打过程，在场的干部未加制止。事后鉴定，李宝坤右耳外伤穿孔，属轻伤。
　　镇党委副书记在党政扩大会议上反对造假竟被下属殴打，而且无人制止，最后酿成刑事案件，在当地产生了极为恶劣的影响。事件发生后，五马镇和谯城区的党委、政府并没有采取积极有效措施，挽回影响，而是放任事态发展，使恶劣影响更加扩大。当地群众痛心地说，在这样的会议上都能将人打成轻伤，发生刑案，党的威信在哪？党的形象在哪？
　　然而，更让人可笑而可气的是，当记者到谯城区采访打人事件，谈及计划生育清理上报数字造不造假问题时，谯城区计生委主任对记者说出的话让人眼镜大跌。他说，在计划生育专项清理中，安徽省对包括亳州在内的皖北几个市给予了“特殊政策”，“只要以前打工者带有一女孩回来过，清理时发现没有办理结婚生育等手续的，可以先临时给女的编个名字，清理上报。哪怕是道听途说的都可以。”计生委主任的话让人惊叹：如果按此办法“清理”，能够“清理”出真假吗？这样进行的“清理”会不会给基层造假大开方便之门呢？而在“造假”与“政绩”之间发生矛盾时，某些官员为了各自的利益大打出手是不是就成了必然？
　　
　　香香差点当上“荣誉县长”
　　
　　牛群因为姓“牛”，成了“牛县”的“牛县长”；如今，香香因为唱响了一首“猪之歌”，差点成了“猪县”的“荣誉县长”。
　　“猪头猪脑猪身猪尾巴，从不挑食的乖娃娃，每天睡到日晒三竿后，从不刷牙，从不打架……”网络歌手香香刚刚开唱《猪之歌》时，恐怕绝对想不到自己因为这首歌而引来重庆、四川等地几个养猪大县争抢。2005年6月，媒体爆出惊人消息：重庆市荣昌县为购买《猪之歌》和请香香代言，向香香签约的北京某传播公司开出的价码是188万元；而四川省武胜县为使香香成为该县的“形象代言人”，打算邀请其担任“荣誉县长”。
　　消息一出，全国哗然。虽然荣昌县、武胜县购买《猪之歌》、请香香“代言”、让香香做“荣誉县长”的事，由于沸沸扬扬的舆论把几方的计划搅黄了，最终各方各说各话，莫衷一是，事情不了了之了。但是，就这件事情本身的出现来说，就已经比牛群担任“牛县长”更荒唐。这说明，在有些地方的官场上，这种趋势，这种理念，已经有了很大的市场空间。听说杨臣刚唱火《老鼠爱大米》时，北京一家文化公司一口气注册了10类共100种“老鼠爱大米”的产品商标，并将其炒至亿元的天价。但这毕竟不是他本人的获利，我们是否可以建议杨臣刚去当个什么“鼠县”的“县长”呢？虽然没有以养老鼠而出名的，但完全可以“挂靠”一下，譬如去那个“五鼠闹东京”的开封，怎么样？
　　做“荣誉县长”、“名誉县长”，应该要有荣誉有名誉。香香做“猪县”的“荣誉县长”，名誉在何处？荣誉在何处？难道因为唱了首“猪歌”，就有了这样的名誉与荣誉？更何况，“名誉”也好，“荣誉”也罢，可毕竟是“县长”，毕竟是官员，毕竟属于行政任免或选举产生的呀，怎可如此随便呢？她有领导能力吗？她有干部资质吗？她经过了一个领导干部所必须经过的那些培训那些考察吗？这已经不是市场行为了，有关地方政府在这里已经有了滥用公共权力的嫌疑了。且不说毫无关系的“挂职”，即使有点“亲属关系”的，也不见得合格。
　　除了有滥用职权的嫌疑，有关地方政府还有点哗众取宠的味道。“花城”、“春城”、“冰城”等让人心旷神怡，但为了卖牛肉，就炒什么“牛城”；为了卖猪肉就想炒什么“猪城”；那如果为了养王八卖王八，是不是也把自己治下的那地方叫“王八城”？
　　有人试问：想让香香当“荣誉县长”事件到底臭了谁？
　　
　　贫困县如此“摆谱”
　　
　　2005年元旦前夕，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之一的陕西省蒲城县，举办了一场历时两个多月、耗资数百万元、号称万人参加的“喜迎元旦大型歌咏比赛”活动。其规格之高、规模之大、影响之广，为蒲城历史上所罕见。
　　早在2004年10月，蒲城县委办、政府办就联合下发文件，以凸显这次歌咏比赛的极端重要性。文件要求各参赛代表队的人数为50――100人，必须有统一的服装，有各自的伴奏乐队。由蒲城县各部门、各乡镇主要领导参与组成的80多支代表队，大张旗鼓地参加了这次声势浩大的歌咏比赛。很多参赛部门和乡镇都请了指挥、教练、乐队，统一服装，每支队伍花费都在3万到5万元，有的乡镇100来人吃住在县城宾馆，连续训练了好多天。有的部门不仅服装统一，还自己发了领带和皮鞋。全县这次活动累计花费三四百万元。但近几年来，蒲城县财政赤字每年都在2000万元以上，财政负债总额已超过5亿元。据陕西省农调队对蒲城县近三年农村贫困状况的监测，农民人均纯收入低于全国、全省、全市的平均水平。
　　蒲城县是全市全省全国的贫困县，但这并不妨碍他们如此“出手大方”地“摆谱”，有声有色地搞这个万人歌咏比赛。事实上，不仅仅是蒲城，近些年来，人们发现一个十分耐人寻味而生动有趣的现象：越是贫困的地方，越喜欢打肿脸皮充胖子，并把炫耀摆阔当作一种“政治时尚”。“贫困县800万修豪华广场”、“贫困县2000万办豪华演出”、“贫困县5000张吃喝白条”、“贫困县修建豪华办公楼”等等的新闻，不时见诸媒体。
　　这些“贫困县”为什么要这样“摆谱”？在“形象”、“面子”、“数字”确实还不时被派上用场的政治生态环境里，那些经济相对落后的贫困地区的官员们，总想“弄出点响声来”，以表现自己的改革、发展的“动作大”、“政绩大”、“影响大”，以引起领导的注意，看到自己的“亮点”，从而捞取政治资本。殊不知，这样“摆谱”，不仅与“贫困县”的县情不符，也与科学发展观、建设节约型社会的大政方针相悖，最终吃亏的还是老百姓，“贫困县”也只能是越“摆谱”越贫困。贫困县的官员们，奉劝你们还是在治贫致富上，多为老百姓想办法、做实事吧！
　　
　　
　　点击官场上的“黑色幽默”
　　
　　1958年，河南叶县出了两个新闻：一个是把全县所有的铁匠都集中在一起，搜集农民的农具，打出一架飞机，可由于打不出发动机，飞机飞不起来；一个是开了一家专给牛做牙刷的工厂，认为“快要进入共产主义了”，牛也要刷牙讲卫生……我那时还是小学一年级学生，只记得跟着大人去撵过天上的麻雀，现在却知道了当时还确实发生过上述两件事。希望我们的社会永远不要再出现这样的“黑色幽默”了！
　　――当代杂文家侯志川《心中的1958》
　　
　　首先这些人有钱；其次这些人有这个需要，他们一般都一边赚着大钱，为了更好地发展不惜尝试一些非常手段；第三，这些人对自己的前途并不是非常自信，时刻担心自己已经到手的财富、地位泡汤，有一种焦虑感。因此只要风水先生乃至巫婆一吓唬他们，他们就会非常虔诚地掏钱买单，把自己的希望全都寄托在这上面。
　　――一位风水先生对某些求神拜佛官员及其他社会精英的心理观察
　　
　　胡书杰在当煤炭局纪检书记期间给我办了不少事，我也为此送给他上百万元的好处费，没想到他要退休的时候，竟然提出要分割我们煤矿一半的资产，说以前给的钱，有80万元是“劳心费”。
　　――河南登封市东坪煤矿矿长董有路向有关部门的“投诉”和他眼中“顶头上司”的“胃口”
　　
　　管理者手握的“权力判断空间”，可以被用来“游刃有余”地谋私。在不同位置上执掌不同权力而又相互能够发生作用的人，可以因为相互需要，“合则互利”，通过利益交换联结成一张张大网，形成一个个“利益共同体”和利益分配机制。这样的“潜规则”虽然五花八门，实际还是对“显规则”的“修改”并形成了“惯例”，而且不是“修正”而是“修歪”的、非成文的“惯例”！
　　 ――一位网友对官场某些“潜规则”的解读
　　
　　在苏北一个乡镇，正副镇长和党委正副书记就有50多人。这虽然是个特例，但经过调研，一个乡镇正副镇长、书记有二三十人是常见的。机关“人满为患”，“乡官”如此之多，全国26个老百姓就要养一个官员，机构改革不能再迟缓了。
　　――江苏省人事厅人事改革处处长白伟的感叹
　　
　　近年来，发生了多少起“敲诈官员”的案件，实在记不清了。这些案件大多采取“信件批发”或“短信群发”的方式，敲诈的对象“定位”在“权大钱多”的官员身上，采用的模式大多也是“掌握了确凿证据，揭发腐败行为”云云的基本故事框架，已经没有多少新奇可言了。但让人费解的是，许多官员还真的被“敲”去了不少钱、“诈”去了不少“血”，而且吃了哑巴亏还不愿和不敢声张。这是很耐人寻味的。
　　――湖南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张坤如是分析“敲诈犯罪为何总喜欢瞄上官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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