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抑郁的人格易感性：概念、理论与发展]感性型人格

　　摘要：抑郁人格易感性的研究主要围绕依赖一自我批评，社会性依赖一自主以及完美主义等概念展开。目前该方向的理论和研究不仅涉及抑郁易感人格的特点与结构，还探讨了人格与压力情境、抑郁的关系，易感人格与一般人格、特定抑郁症状的关系，人格易感性的不适应性本质等问题，文章对此进行了回顾。今后的研究除了应当在已有方向上深入探究之外，还应当考虑在不同文化背景下对人格易感性采用自下而上的方式重新考察，以及将人格与认知易感性研究相结合等新思路。
　　关键词：人格易感性；抑郁；依赖；自我批评；社会性依赖；自主
　　分类号：B848
　　
　　抑郁症是较常见的精神疾病，它给患者及其家人，乃至整个社会都带来巨大危害。与此同时，人们也注意到，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即使承受巨大的压力和痛苦，他们也并不一定会成为抑郁症患者。于是，研究者开始探讨，究竟抑郁症患者具有怎样的特质，使得他们较为容易在压力面前患上抑郁症，素质，压力模型因而被广泛采纳。如今，对于这种素质――即抑郁易感性的研究已经持续了近30年，获得了丰硕的成果。
　　这其中，研究者对于抑郁人格易感性的探讨主要围绕依赖一自我批评，社会性依赖一自主以及完美主义等概念展开。他们不仅考察了抑郁易感人格的特点与结构，还探讨了人格与情境、抑郁的复杂关系，易感人格与一般人格、患病时症状的关系，以及易感人格的不适应性本质等问题。这些研究成果不仅有利于我们对抑郁症病理的深层理解，也有助于预防工作的展开。国内有文章论及部分抑郁人格易感性的理论(杨波，黄希庭，1997；赵菊，2005)，本文将就该方向上理论与研究的新进展作介绍和分析。
　　
　　1.抑郁的主要易感人格因素
　　
　　首先，Blatt基于临床经验将抑郁分为情感依赖性抑郁(anaclitic depression)和内射性抑郁(introjective depression)两个亚型。更重要的是，他认为从抑郁倾向的个性发展到临床抑郁是一个连续状态，并根据有抑郁体验的个体在日常生活中对自己和他人的感受，研制了抑郁体验问卷(Depressive Experiences Questionnaire，DEQ)，用于评价这两种抑郁倾向的人格特征(方建群，姚树桥，2008)。最初的DEQ量表是在正常大学生被试中形成(Blatt,D"Affiitti，＆Quiulan，1976)，随后该量表又在不同被试中进行过几次检验和修订。量表主要区分了依赖(dependeney)和自我批评(self-criticism)两个因素。其中依赖反映了情感依附的倾向，表现为渴望被接受，被理解和得到社会支持，通过建立安全的人际关系以提高自尊，否则就产生无助、虚弱以及害怕被抛弃的恐惧。另一方面，自我批评性个体则集中于达成个人目标和提高竞争力，关注的是内化的、极高的自我标准，追求完美。Zuroff则将依赖和自我批评视为连续性的抑郁人格易感性因素，并通过实验室实验和纵向研究等方法验证了二者分别在人际压力和成就压力下抑郁的易感性表现(Zumff,Mongrain，＆Santor,2004)。
　　认知心理学家Beck(1983)提出了类似的理论，区分了社会性依赖(soeiotropy)与自主(autonomy)两个人格因素。其中，社会性依赖指的是个体投入巨大精力，希望与他人呈现积极互动，特点包括被动获取的意愿、自恋意愿，对自己的信念与行为需要得到不断的外界反馈来确定等。自主指的是个体投入大量精力保护和提高自身的独立性、灵活性以及个人权益；保护和扩展个人选择、行动和表达的自由；维护个人的空间。相关的测量工具有社会性依赖一自主量表(Sociotropy-Autonomy Scale。SAS)和个人风格问卷(Personal Style Inventory，PSI)。
　　Blatt与Beck的理论有很多相似之处，在文献中常常被相提并论。一般认为，两人所提出的易感人格因素都涉及到个体在正常发展中对人际关系和自我定义的需要，且认为当个体对某一种需要过分强调的话，就会形成抑郁的易感人格，并在特定压力生活事件中引发抑郁。但事实上，两人在因素涵义及理论基础上还是有许多差别的。如Beck的社会性依赖人格中包括了被Blatt归于自我批评人格的“对他人评价的担忧”等特征；而自主与自我批评的不同则更明显表现在前者表现个体在发病前的一种积极自我评价，而后者则是完全消极的。另外，在基本理念上，Beck拒绝承认两种人格模式的跨时间稳定性，而认为个体可能会从一种人格模式向另一种人格模式转变。
　　另一个涉及抑郁易感性的重要人格概念是完美主义(perfectionism)。不同的研究者关于完美主义有不同的维度划分。其中，Hewitt与Flett(1991)将其分为三个维度：以严格对待自己为特点的自我指向完美主义，以苛求他人为特点的他人指向完美主义以及以主观体验到重要他人对自己高要求为特点的社会规定完美主义。一般认为，完美主义是与Blair的自我批评以及Beck的自主相类似的人格结构(Dunkley,Blankstein，Zuro或Lecce，＆Hui，2006)。
　　
　　2.抑郁的人格易感性与压力、抑郁关系的新理论
　　
　　如上所述，传统的人格易感性理论只强调特定易感人格因素与特定情境因素(人际压力和成就压力)的对应关系，即认为高依赖(或高社会性依赖)个体在遭遇消极人际事件后容易抑郁；而高自我批评(或高自主)个体在遭遇失败或感到失去控制后容易抑郁。那么人格易感性与外界压力之间是否毫不相关?抑郁水平是否会对人格易感因素以及外界压力事件产生影响?人格易感性因素的稳定性如何呢?显然，传统观点将人格、压力与抑郁的关系描述的过于简单。对此，Coyne和Hammen分别基于自己的研究提出了人际情境理论和自生压力理论，二者都指出了人格与压力之间相互影响的关系，更强调了人际关系在其中的重要作用，对传统的抑郁人格易感性理论提出了挑战。
　　随后，Zuroff(2004)整合了Coyne和Hammen的理论，并结合自身研究提出和完善了抑郁人格易感性的动力交互模型，进一步阐述了人格易感性、压力与人际关系、抑郁的关系。
　　从模型中我们可以看到：个体自身的人格易感性与外界压力事件的共同作用将导致抑郁状态的持续和加重，当其作用程度达到一定阈值，个体便患上抑郁症――这也是传统素质一压力模型的基本涵义。除此之外，人际关系在其中扮演重要作用。首先，具有人格易感性的个体常常在选择交往对象，理解人际事件以及具体交往的过程中采用错误或极端的方式，导致不良人际关系。比如，高依赖(或高社会性依赖)个体可能因为过度寻求他人支持和关心，以及对他人真诚度的持续怀疑而造成重要他人的厌烦和疏远；而高自我批评(或高自主)个体 者则可能因为过度专注于个人目标与要求而导致极低的社会支持度。这种不良人际关系(特别是人际不和谐以及较低的社会支持度)既可能直接导致抑郁，也可以产生更多具体和外化的压力事件(比如激烈的人际冲突等)，后者又与人格易感性因素共同作用导致抑郁。
　　另一方面，模型也指出了个体的不良人际关系以及抑郁状态对人格易感性因素的反作用。即在人格易感性因素导致不良人际关系的同时。不良人际关系又反过来对人格易感因素产生了固化作用，由此产生一种恶性循环。同理，处于抑郁状态下的个体，其人际关系更容易出现问题，随之也更容易固化和加重其人格易感因素。这也回应了之前一些研究所得出的人格易感因素会随着患病程度的不同而有所波动的结果。由此可见，在新的模型中，Zuroff承认抑郁水平对人格易感性测量结果的影响，但仍然强调人格易感性自身的稳定结构。Zuroff，Blatt，Sanislow,Bondi和Pilkonis(1999)还提出了的状态一特质易感模式的说法，认为抑郁易感个体确实存在相对稳定的认知一情感易感结构(特质)，只是其具体表现水平(状态)取决于抑郁水平。
　　总之，新理论的建构，弥补了之前简单的素质，压力模型的很多缺陷，给抑郁的人格易感性研究带来更大的发展空间。但该模型事实上是在其他研究者不断的挑战和质疑面前做的修缮，其客观性也仍需进一步研究实证。
　　
　　3.一般人格、抑郁易感人格以及抑郁症状的连续性关系
　　
　　Coyne与Whiffen(1995)撰文对之前抑郁人格易感性的研究进行了尖锐的批评，其中就特别指出抑郁的人格研究者使用类别化的语言、分组的实验设计和方差分析的统计方法，甚至还有剔除双高(高SOC-DEP得分，且高AUT-SC得分)易感被试的做法，与人格的连续性维度观点相违背。这些批评给后来的抑郁易感人格研究带来很大影响。目前抑郁的人格研究者普遍将依赖(或社会性依赖)和自我批评(或自主)视为易感人格的两个维度，并更多采用多元回归分析以及分层回归分析等研究方法。
　　Shahar等人(2003，2004)还对抑郁症患者与社区青少年中的双高易感者进行了专门的考察，其结论认为双高易感个体的抑郁易感性更强，患病时的临床症状也更严重。他们认为，双高易感个体可能处于一种特殊的困惑与痛苦窘境之中，在对自我控制、自我定义的需要与对从他人那里获得社会支持的需要之间反复斗争。
　　大量研究还考察了一般人格(大五人格)与Blatt和Beck的抑郁易感人格之间的关系，其结果均证实：SOC-DEP，AUT-SC都与神经质呈显著相关。Dunldey等人(1997)更发现，在控制了神经质因素后，两种易感人格维度便不能更多的解释消极情绪的增长。神经质与易感人格因素的关系给Blatt和Beck的理论带来挑战。对此，Zuroff等人(2004)认为，简单的消极情绪增长并不能解释抑郁易感性的全部；同时，神经质也无法解释SOC-DEP和AUT-SC两个易感因素各自所对应的个体应对方式、成人依恋模式、人际问题、敏感的压力事件以及抑郁体验上的种种不同。另一方面，Mongrain与Leather(2006)基于大学生被试的研究证实，即使在控制了神经质因素和初始抑郁水平后，自我批评与依赖的交互作用仍然显著预期了抑郁心境发生的频次。
　　近年来，有研究开始关注易感人格因素与患病期间具体症状之间的连续性关系。Robins等人(1997)以抑郁症患者为被试，考察了Beck的社会性依赖一自主因素对患者的不同症状表现的解释性。结果表明，抑郁患者的不同症状表现可以用维度化的社会性依赖和自主分数作很好的解释，但聚类分析结果并不支持类别式的划分。其中，自主与兴趣及快感的缺乏，无助和自杀念头以及失败感呈现高相关；而与社会性依赖相关的症状则主要分为三组，分别是(1)自卑感、社交中的自我专注和人际拒绝敏感(2)内疚与自责(3)焦虑症状。
　　另外，Parker等人(2006)还就泛化的抑郁障碍的易感人格基础得出了新的理论成果。他们将DSM对非典型抑郁(atypical depression)的定义模式进行了推广，试图对所有抑郁障碍的亚型都从稳定人格和发病时症状两方面来进行定义。与之前研究不同的是，他们没有拘泥于已有的理论和量表，而是采用“自下而上”的方式，在广泛总结学术文献以及临床医师经验的基础上，以临床病人和有过病史的网民为被试重新总结具有抑郁易感性的人格特点，并编制测量工具。在最新的研究中，Parke等人(2007)扩大了被试数(2692名遭遇过临床水平抑郁的网民)，并同时考察人格类型与应对方式，确定了6种与抑郁关系紧密的人格因素――分别是焦虑性担忧、完美主义、自我保留、易怒、社会性回避和人际拒绝敏感，它们分别对应于大五人格中的神经质(焦虑性担忧，人际拒绝敏感，易怒)和内向性(完美主义，自我保留和社会性回避)。其研究结果认为，这些连续性的人格特征使得个体在遭遇抑郁时各自表现出不同的应对方式，并对应于不同的抑郁症状。
　　在Parker等人看来，人格类型――而不是消极情绪的严重程度――才是临床病症类型的根基。围绕人格类型，临床医师和研究者就可以更好的理解各种抑郁症状的表现，其中有些是稳态的(如贪吃、嗜睡)，表现的是内在免疫系统的减压反应：有些是从属于该人格类型的认知表现(如容易感觉自己被抛弃，拒绝和轻视)；而有些则是心理性的或情境性的自我安慰策略(如大量消费，寻求支持以及痛哭)。该理论主要贡献在于，它更加清晰和直接的将临床抑郁症状与易感人格特点相联系，对于我们了解抑郁症的异质性，以及进一步探讨人格与抑郁的关系有很大的启示意义。但考虑到其研究被试可靠性的问题，Parker等人的理论和研究结果仍需更多的研究来证实。
　　
　　4.抑郁易感人格因素的不适应性本质
　　
　　目前抑郁易感人格研究者所普遍关注的人格因素，包括依赖一自我批评、社会性依赖一自主和完美主义，主要是临床心理学家首先基于临床经验构建出理论，随后再进行考察和检验的。尽管大部分的检验结果符合预期，但也有研究得出了不一致的结果。比如，有研究发现依赖维度可能导致社会支持的增加：同样的，也有研究结果说明自主、完美主义可能有其积极的一面。研究者们开始认识到，之前的概念仍然不够细致，因而有必要从适应性的角度深入探讨易感人格各因素的内部结构，挖掘其中的不适应性本质。
　　最早的区分便是从依赖维度开始的。如Rude(1995)集合了DEO的依赖分量表和SAS的社会性依赖分量表的条目，在大学生被试中进行了考察，区分出需求性(neediness)和关联性(comaectedness)两个次级因素。需求性主要涉及对他人不作区分的依赖，表现出无助以及对被抛弃的恐惧；关联性涉 及当失去或远离特定重要他人时的孤独感；其中需求性反映出依赖维度中最大的不适应性。Biding等人(2000)基于抑郁症患者被试对社会性依赖得出了类似的区分，即对人际关联的倾向性(Preferencefor Affiliation)与对被批评和拒绝的恐惧(Fear ofCriticism and Rejection)两个维度，后者较之前者与心理病症呈现更大的相关。
　　在自我批评维度上，Thompson与Zuroff(2004)也区分了对比性自我批评(comparative self-criticism，CSC)和内化性自我批评(internalized self-criticism，ISC)两个次级因素，并编制了独立的测量工具。对比性自我批评被定义为在与他人的对比中体验到的自我消极观念；与社会规定完美主义概念相类似，该特征的个体对自己的非理性要求来自于主观认知到的上级(或有敌意和批判性的他人)的较高评判标准；它还与对他人的敌意和不信任相关。内化自我批评被定义为在与个体内在标准的比较中形成的消极自我观念；其关注点不在于与他人的比较或者他人对自己的看法，而在于自己对自己严格要求；内在标准的过高导致了个体长期的挫败感；而较高的内在标准本身并不一定意味着自我批评，但确实是内化自我批评的一个组成部分。二者之中，前者被证实是一种最不成熟的表现模式，后者则相对较为成熟。类似的，在自主维度上，Bieling等人基于患者被试区分了对他人控制的敏感性(Sensitivity to Others’Control)和独立目标追求(Independent Goal Attainment)两个维度。前者与心理病症呈正相关，而后者与心理病症呈负相关。他们认为，对独立目标的追求可能与韧性和耐力相关，因而对压力有缓冲作用。
　　另外，基于完美主义与适应性以及抑郁之间关系的复杂性，Dunkley(2006)综合了Beck，BIatt，Hewitt和Flett的理论与测量工具，也区分了完美主义中适应性不同的两个小因素。一者为自责完美主义(Self-Critical Perfectionism)，表现为消极的自我观念和防御性的人际取向，是完美主义不适应性的主要方面；二者为个人标准完美主义(PersonalStandards perfectionism)，表现为对较高标准和个人成就的主动追求，相比前者具有较好的适应性。其中，Hewitt和Flett理论中的自我完美主义中的项目分散到了适应和不适应的两个因素中，解释了之前对自我完美主义与适应性之间关系的研究结果不一致的问题。
　　
　　5.抑郁易感人格因素的性别、文化差异
　　
　　新近的研究考察了性别、文化对抑郁人格易感因素及其与抑郁关系的影响。
　　事实上，Beck在提出其理论的同时便认定，女性比男性更容易表现出社会性依赖，而男性比女性更容易表现出自主人格特点。Kirseh与Kuiper(2002)也认为所有女性都有趋向于人际关系的倾向性，而所有男性都有朝向个人主义的倾向性。实证研究的结果则出现不一致的情况，而且大多数研究都没有考察两个易感因素与抑郁的相关性的性别差异。
　　在McBride等人(2005)的最新研究中，他们使用PSI、BDI以及大五人格测量工具对抑郁症患者的人格易感因素、抑郁程度进行了细致考察。其结果表明：在因素特征表现上，女性表现出更高程度的社会性依赖，但自主方面没有性别差异。在与适应性的关系上，男性抑郁患者的社会性依赖与一些消极特质(如自我专注)相关的同时，也与一些积极人格特质(如温情和利他)相关，而女性社会性依赖仅与消极特质(焦虑、抑郁、自我专注)相关；而在自主方面，女性相对于男性，其自主因素与抑郁的相关更强。这似乎表明，人际关系需要对男性抑郁患者有着有利的方面，而个人成就需要则对女性抑郁患者更加不利。
　　另外，研究者考察文化差异对易感人格的影响，也取得了一些初步的研究成果。Kuwabara等人(2004)修订了日本版的DEQ，并比较了有深度抑郁经历者和无经历者在量表上的得分。其结果发现，原量表中的第二大因素――自我批评上升为第一因素，而有病史者只在自我批评维度上的得分显著高于无病史者，显示出日本版DEQ量表只在自我批评维度上对抑郁易感者与正常人的区分。但由于研究者未采用临床诊断标准，因此不能确定依赖维度是否真的对抑郁症患者与正常人无区分效果。国内方建群与姚树桥(2008)对DEQ中文版的信效度检验中，也同样发现自我批评因素成为第一因素。
　　Abu-Kaf和Priel(2008)则考察了文化在易感人格因素与抑郁之间所起的调节作用。他们从以色列大学中选取了代表阿拉伯集体主义文化的贝多因族大学生和代表个人主义文化的犹太族大学生作为被试，分别完成了抑郁量表和DEQ量表。其结果发现，(1)在阿拉伯版本的DEQ中，自我批评也成为第一因素。(2)在自我批评维度上，贝多因族被试的评分显著高于犹太族，表明自我批评倾向似乎是集体主义文化背景下抑郁易感者的重要特征；而在依赖因素上，该研究未发现文化差异。(3)文化在依赖一抑郁之间关系没有调节作用，但对自我批评，抑郁关系有调节作用，具体表现为：集体主义文化加大了自我批评因素对抑郁的预测效果。
　　
　　6.小结与展望
　　
　　首先，国外研究者就抑郁易感人格的特点与结构，人格与压力情境、抑郁的关系，易感人格与一般人格、特定抑郁症状的关系，人格易感性的不适应性本质等问题的探讨对我们展开中国化的研究具有重要启示作用，同时也带来一些新的问题。比如人格、情境和抑郁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使得人格易感性的稳定性问题更加复杂，而Zuroff理论中所谓“稳定的认知-情绪结构”还需要进一步的研究实证。在情境因素上，有研究者就认为应当也对其做维度化的描述，而不是直觉性的个人成就与人际关系的划分(Santor,2003)：另外，心理情境和现实情境也需要区分。易感人格与抑郁症状的关系还需要进一步证明，Blatt和Zuroff(2005)还开始考察不同易感人格对治疗的不同反应及其对疗效的影响，继续该方向的研究将具有重要临床意义。
　　其次，对人格易感因素的性别差异和文化差异的研究结果除了需要更多的验证以获得统一见解之外，也更应当深入探讨其形成机制。其中，文化对人格与抑郁关系的影响还有必要采用更加基础性的研究来考察。就我国情况而言，中国人可能就有一些特有的消极人格因素与抑郁相关。比如，在《中国式抑郁》(王登峰，贾晓明，杨中芳，2006)一文中，王登峰强调了中国人过分“向内求善”的特点；贾晓明认为“文化限制了中国人感受快乐的能力”，他们“以所谓光宗耀祖的大快乐为乐”，却不能像西方人那样“享受生命中点点滴滴的小快乐”；而杨中芳则指出中国人“不能面对自己内心的真实情感，总是为了环境而活，活得很累”。因此，在对我国抑郁易感人格的考察中，我们就不能只满足于对西方量表的修订和验证，而有必要采取自下而上的方式重新探讨其特征和结构。
　　最后，我们强调，抑郁症有着复杂的形成原因，任何一类易感因素都不足以解释其全部。我们也注意到认知易感性的研究者已经通过横向和纵向研究得出了大量令人信服的成果。他们采用各种方式的启动任务(消极情绪启动、自我专注启动、失败启动等)，证明了潜在的认知易感性的存在，其内容涉及到包括记忆、思维、注意等方面具体的消极认知偏向(Scher,Ingram，＆segal，2005；邹涛，姚树桥，2006)。这种潜在的认知易感性与Zuroff所说的稳定的认知一情感易感结构概念有很多相通之处。另外不同的易感人格可能也与不同的认知易感性表现有相关。人格易感性研究者可以充分借鉴这些成果探讨诸多相关问题，相信两个研究方向的整合能够更好地反映抑郁易感性的全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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