拾荒大军：城市之痛_拾荒老人的故事

　　在北京无论你走到哪里，甚至走到北京的中心地带天安门广场、西单、王府井大街、颐和园和长安街，总回避不了拉着板车、蹬着小三轮、象着铁?提着大塑料袋，走街串巷、翻拉圾箱捡拾废品的人。近年来，这个群体明显增多壮大，已成为不得不面对的问题，他们既给计会增长了财富，也让城市变得混乱无序，是中国城市化的进程日益尖锐的隐患。
　　
　　去北京捡不着金子是熊包蛋
　　
　　在北京究竟有多少拾荒者？这是一个非常难以统计的数字，因为他们的流动性太大，分布得极为分散，不少人估计专业拾荒者应该在10万左右。北京市政管理委员会高级工程师王维平近年来作了许多调查，得出的数据是，1998年在北京市拾荒的约8．2万人；2000年这个人群已经增加到10万人；到了今天应该比这个数字还大，而河南人已经占据榜首的位置了。如果从废品收购为生产一体化方式吸纳的流动人口计算，一些相关单位估计应该在30万左右！从10万人的专业分工看，有4万人蹬三轮车沿街收购废品。这部分人人均年收入1．5万元；有2．5万人在饭店收泔水或在商场收废品，人均年收入1．2万元；蹲守垃圾楼或扒居民楼垃圾道的有2．1万人，人均年收入约1万元。在城乡结合部从事废品交易的约有1万多人(收入不详)。此外，约有1500人在垃圾堆放场和转运站拾捡垃圾，人均年收入约8000元。
　　河南省是我国的农业大省，工业经济相对滞后，小麦和棉花为主要农产品。近十年来由于种种原因人口暴涨，出现了地少人多的失衡局面，大部分地区人均土地只有一亩二分左右。驻马店的李福强在介绍他的捡拾经历中说：“靠土里刨食，吃饱肚子问题解决了，可是老人有病，孩子上学怎么办?将来孩子结婚盖房子怎么办?……”1999年春节，他的一个在北京捡拾3年垃圾的亲属张某回家过春节时，别人问他“北京好不好混?”，他说：“大城市，钱没腰，捡不着，熊蛋包。”李福强改道去了北京。“北京好混多了，这几年平均每年也能拿家来七八千块钱， 再有两三年就可以盖房了……”李福强兴奋地说。
　　43岁的驻马店的彭中勤说：“我们农村地方穷，人还没文化(平均小学文化以下)，技术活不会干，就捡垃圾省心，钱也不少，去年老母亲有病我在老家呆了三个多月，年底一算我们两口子还剩一万一千块钱呢l在北京干最让人看不起的活也比老家强得多。”
　　2002年以来，在北京拾荒的妇女数量比3年前至少能增加一倍以上。一般夫妻店的效益都强于一人单干。在北京社科院北边就有一户成点气候的废品收购站。他们收购的价格高，1公斤报纸付出1元3角，所以来者甚多，也有不少拾荒者到这里挣点差价。这家已经买了一辆卡车，租了一个院子，儿子还开了个分店，他们很本分，也没有任何想偷盗的想法。他们说，那些偷东西的人都是些笨蛋，在农村也是没本事的。当然这样已经成为“小款”的拾荒者还是少数。河南省信阳市固始县的刘中说：“我在北京捡废品已经6年多了，头两年自己到北京和几个老乡合租一间平房住，后来，老乡的媳妇来了，人家自己单租了一间，白天两口子都出去捡，下午媳妇早点回来做饭，吃得好还省钱，互相还有个照应，各方面也都方便。这个做法像个先进经验一样很快就有人学了。于是，我回家的时候也做媳妇思想工作，接着又做通了双方老人的工作。就这样，我们两口子也在北京东四环外租了间平房，两个人都干起了捡拾，其实，女的捡拾比男的有优越性，容易被同情。这不快5年了，每年暑假两个上学的孩子都到北京来玩玩，也开开眼界，老人们也都来北京玩过一次。平时家里有事回去一个人看看就行了。”
　　刘中的妻子说：“别的地方咱不知道，反正我们老乡在北京捡拾废品的，40岁以下的都是两口子来的，我们村七十多户人家，家家都是两口子出来的。”
　　在北京从事捡拾活动酌外地人，有极个别是季节性的，农忙过去，或春暖花开气候转暖后来到北京。10月22日晚7时，我们在东城区东单东堂子胡同距公安部信访办30米的一棵大树下见到了重庆万州的张玉莲，这位满面红光的60岁的老太太说，她已连续3年每年5月初带着一旧条毯子和一个烧饭的铝锅，到北京捡拾，10月末返回万州。她拒绝和我们讲家里的情况。当我们问为什么每年都是5月到10月来北京时，她说：“5月到10月是北京最好的季节，风沙少，气温高，傍晚把白天捡的废品卖掉后，三块砖头支个锅，用碎木条，树枝烧开水，把从饭店检来的剩菜底儿煮点挂面就行了，又有饭又有菜，比在老家吃的都好。吃完后，在地上铺两张纸壳就睡了。”我们问她为什么睡在公安部信访办附近时，老人家放低了声音说：“一般情况信访办门前公安和城管都不管，因为这里每天都有很多上访人在排号等着接待。”最后，张老太说：“这6个月就可以‘捡’三千多元回家。”
　　从调查情况分析，河南籍在北京拾荒者大多数都群居在丰台区、朝阳区的四环外到五环之间的平房区，一是房价便宜；二是在管理上较市区松一些。
　　近水楼台者在增加。在调查中我们发现，住在小区的保洁卫生员也大多加入了拾荒大军。这些卫生员全是外地人，而且很少有未婚的年轻人。他们拖家带口，每月收入500元到800元不等，除去生活开销，每月能够剩到350元到650元。他们发现在北京拾荒也能增加收入，弄好了可以使工资翻番，所以他们都用了肥水不外流的策略。他们和小区保安沟通，不允许外人染指。有的保安甚至以安全为由，不允许收购废品者进来，卖报纸等物品都要由他们经手。所以很多拾荒者抱怨，捡拾废品的难度越来越大，而近水楼台的卫生保洁员却很满足于自己的第二职业。
　　北京的弱势群体也开始参加拾荒。随着城市下岗职工和贫困人口的出现，北京人也有参加拾荒大军行列的。他们丢掉了“面子不好看”的负担，堂而皇之地参加拾荒。2005年10月23日中午，我们还遇到一位姓李的丰台区退休老工人，他今年84岁，每月有1100元的退休金，看上去身体很结实。他自称是“自由捡拾者”，他说：“我退休后就发现这外地人在北京捡废品的越来越多，再一细问才知道一个妇女每月都捡千八百的。我的身体还可以就想试试，可是刚和家人一说就炸窝了，老伴、儿子。儿媳妇全反对。后来我就想了个辄：偷着干！每天吃过早饭骑自行车走人，到朝阳区、宣武区和东城区，怕家里人看见。可有一招，我只捡矿泉水瓶子，不捡其它的。我还到一些饭馆，发现吃饭的人都不要酒瓶和饮料瓶，我穿得干净，又是京腔京调儿，所以老板和顾客都给我面子。每年3月开始到10月末，天冷了就不干了。你们可别小瞧了，每天我都能卖个十几块钱，3年来，我的小金库也有个万八千块的，将来出国旅游去……”
　　同是拾荒者，也分档次和等级，拾荒者中有人给自己这样分类：“刨不如捡，捡不如运，运不如换，换不如收。”“坐在家里等人送”的当算最高档次，他们通过多年努力加上头脑灵活，已有相当实力，纷纷自办废品 收购，成为这个群体中的“破烂王”。而最低层次的是捡破烂的――走街串巷捡垃圾，一般月平均收入约在千元左右，当然如果关系户多，能走进大单位不仅收购报纸、旧家具，还能打出“回收并出售旧家电；回收各种电料废钢材、铜、铝，各商场、宾馆单位库存积压、折旧各种产品”的，一个月两三千元收入的也不少。
　　
　　边缘状态　扭曲心态
　　
　　不管来北京几年，不管挣多少钱，他们从血液里深深铭刻着“咱是农村来的土老帽”。从骨子里带来的自卑感总不时提醒自己“别招惹城里人！”(不少人抱着“就是要坑城里人，谁让他们这么富”的观念)于是，在老乡越来越多的情况下，大家都聚集在一块居住，仍然“抱着一个团儿”。
　　在北京和很多城市居民中多年来有一种警示小孩儿的方法：“不好好学习长大了就去拣破烂儿。”贫瘠的家乡已经让他们穷怕了，舍不得离开北京，但种种困难又让他们感到不可能永远呆在这里，有一种情绪复杂的漂泊感。
　　要想采访他们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他们面对北京人有一种深重的自卑感，你问他一些事情他以为你在拿他们的艰辛当热闹听。我们问卷调查都给他们10块钱，因为一般发放表格调查也是这样的价码儿，他们大多有些不好意思和心存感激地接受。这种有些羞涩的心态正是他们与乞丐的区别。我们向他们进一步询问时，他们听不懂什么“课题”、“调查”，也感到非常唐突。后来我们想起一个更好的办法，就是在车里装一些瓶子、罐头盒儿等废品，其价值不低于10元，当他们拣拾垃圾的时候送给他们，然后和他们聊一会儿，这样距离拉近了，他们都很感谢也能接受，甚至能讲出不少心里话。
　　拾荒者每天面对的城市垃圾里面含有很多种对人体有害的物质，一方面是生物性的，比如细菌、病毒，都可能引发疾病，另外含有很多对人体有害的高分子的有机物，比如一些生活日用品和残留的东西，还有垃圾废物中可能含有一些放射性的物质，这些拾荒人群接触这些垃圾就可能得各种各样的疾病，进而传播给其他人群。有次我们在崇文区一幢居民楼下看到一个30岁左右的男人在翻开垃圾箱，已经腐烂的物品和夏天里的西瓜皮、厨余垃圾泛出一股恶浊的气味。一位拾荒者和收废品双重身份的男人说：“我们没有指望，我们的孩子也好不了，看看北京的孩子准时上学，我们的孩子跟我们乱跑，怎么可能上好学，以后能有什么前途。”所以他们有看不到前景的困惑和很强烈的宿命论。他们城市边缘人的边缘化特征不只是单方面的，而是全方位的，并通过社会化方式传递给他们的下一代。
　　长期寄人篱下和在捡拾中的种种遭遇，导致人格曲扭，受凌辱也得忍气吞声。在与拾荒者交谈中，四川广元的李某讲了这样一件事：“有一次，我坐在‘两办’对面的永定河边的台阶上等着捡水瓶子。有一对青年男女从我身边走过去，男青年手中的‘娃哈哈’已经剩一点点了，于是，我就站起身来在后面几米远跟着。就在男青年一扬脖喝完了最后一口水刚要甩瓶子的时候，突然转过身来问道：‘你跟着我们干什么?’我说：‘您的瓶子如果……’还没等我说完活，那男的冷笑了一下，恶狠狠地说：‘去！去！去！’说着一甩胳膊把瓶子扔进河里。然后还指着我说：‘你去河里捡吧！’当时我真想说：‘小心你的胳膊！’经历几次这样的事情，我对那些不拿我们当人的家伙恨透了，如果真是没有活路，我第一个抢的就是他！”
　　
　　城市隐患　鬼魅阴影
　　
　　拾荒者兼废品收购者们大多缺斤短两，能少给就少给。调查中，我们凭借几天来与河南驻马店的张玉福聊天的熟悉关系，问他：“听说你们在收费品时用的是假秤?”张玉福看了我一眼诡秘地说：“谁说是假秤嘞，秤是真秤，多少有点假……”他说，实际上我们这些走街串巷收费品的充当的是废品收购的“二传手”，正常情况我们在你家门口的收购价略是低于收购站的，因为你们也图省事，少跑道。卖给我们后，由我们再送到收购站，我们付出点辛苦从中挣这个差价。前几年根本没有用假秤的，都是这些老头老太太逼出来的。不知道你注意没有?大多数老年人卖废品都要我们出收购站的价格，那我们挣什么?吃什么?后来逼得没办法，想出这么个办法，只有在秤上找一找。回到老家找到做秤的做点文章。你不知道，这种秤的价钱比正常秤贵一倍多呢！咳，就是用假秤挣点跑腿钱！”互不信任是这个行业与城市居民间的基本格局。
　　“不偷不富”，顺手牵羊。拾荒者之中也是鱼龙混杂。相当多的人是捡破烂与偷盗一肩挑，收购与销赃一条龙。他们偷进了建筑工地，偷掉了无数井盖，偷掉了大量的电缆，偷走了一切可以卖钱的公共物品，偷进了千家万户，并且干净利索地销赃，有的人更是走上了各种形式不同的违法犯罪道路。就拿北京市井盖屡屡让行人摔伤的公害，其根源也基本来自拾荒者中的盗窃分子。这些人不畏路途多遥远，每天早早地就把小铁车停在建筑工地的围障外，看准机会和更夫或工人秘密约定，然后在夜深人静时从围障的缝隙中“下边递货上边点钱”，干着收赃卖赃的违法活动。还有的人在夜深人静时流窜于居民区，趁人不备摘取晾在外面的衣裤等。这些人认为“小偷小摸不算啥”，所以，越干越胆大，直到被公安机关处理为止。一些拾荒者起家就小偷小摸，即使富足了也习性难改。北京昌平地区被称为“破烂王”的乔保峰是河南固始县人，这位只有小学文化程度的青年农民从1984年开始在北京一个建筑工地靠捡破烂、从事废品收购起家，1999年他在昌平承包了一个个体钢铁冶炼厂，拿井箅子、下水管用于回炉生产“地条钢”。乔保峰请来老乡做电工，采用在电表压盘上放钢珠、让电表转速变慢、使电表不能正常记数等方法进行窃电，累计窃电价值118万元。案发时他已经拥有三菱跑车、公爵王轿车等多部名车，资产上千万元，但偷盗成性使他恶性不改。2003年北京一中院判被告人乔保峰有期徒刑19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
　　受利益驱动，为造假者服务。由于一些利欲熏心的不法分子追逐低成本，拾荒者也成了廉价的利用对象。很多没有利用价值、应该焚烧或填埋处理的废品作为原料制成假冒伪劣产品，凭着低价格的优势进入市场流通。更为严重的是诸如地沟油、垃圾猪、黑芯棉等在严重危害着人民的健康。调查中，我们接触到一位神秘的赵姓拾荒者。在交谈中，手机接连响了几次。从面部表情和语言对话中我们发现他是在与对方争论价格。事后他说：“这个人是湖北搞假酒的，几年来一直让我给他收购高档酒瓶，如茅台、五粮液等等。去年一个全套包装的茅台和五粮液瓶子40到50元，高档剑南春瓶子25元。刚才来电话说最近打假形势紧，价钱要砍一半！那谁还卖给他?反正没瓶子他装不了酒，挣不着钱。”
　　在拾荒中，因为抢夺地盘发生聚众械斗，有的有了“黑社会”的雏型。6月下旬我们在采访广渠门拾荒者时得知，距离广渠门不远的双井双花园小区就有欺诈拾荒者的，每天他们开一辆黑色帕萨特轿车停了下来，从车上下来四名中年男子，一些男子胳膊上还刺着“四海交 朋友”和龙凤样的图案。他们指着装废品的130货车说：“这里不能停车，也不能收破烂！”一位收购破烂的人被打得左眼淤血，还用砖头拍他脑袋，并抢走了他8000元现金，这些都是一个领头儿的干的。他们天天来这里“巡查”，让收破烂的根据地段和摊位收取1000元、1500元、2000元不等的管理费，他们每月都收入几万元，那些小业主只能忍气吞声。后来这个团伙被公安机关一举捣毁。
　　据安徽的捡拾者孙某介绍，天安门金水桥前的十几个垃圾桶曾经被两个黑龙江人所“占领”，凡是行人扔的可捡之物均属于他们所有。一次，一个不懂规矩的人从垃圾桶里拿两个水瓶子，刚走不远，就被追上，不但被抢回了瓶子，还被打得鼻青脸肿。
　　2005年3月25日凌晨，西单君太百货西门发生；中突并引发殴斗事件。由于展览公司员工更换货架，准备重新装修时，10余名附近的拾荒者偷拿东西，从而引发冲突和打架事件。事发后多人被送往医院，被送入北京120急救中心的展览公司员工黄善祁一度病情危险。
　　在拾荒者中有屡屡制造事端的现象，而拾荒者卫生条件的恶劣、疾病的传播、小孩的失学、家庭的超生更是令人担心的问题。我们经常可以看见一个外地妇女蹬着小三轮或拉着木板车，车上坐着一个或两个很小的孩子(小的一岁左右，大的三四岁左右)的现象。
　　由于拾荒者接触的都是脏乱的物品，他们没有条件也没有意识治理自己的环境。我们到了多处拾荒人员聚集的地方，感到不仅视觉差，气味差，卫生条件也差。加上垃圾站、排水管道、公共厕所等设施少，使北京产生了多个都市呈的贫瘠的脏乱差角落。这不仅给首都形象造成很大影响，也是疾病传播的极大隐患。
　　有个现象同样值得注意：不少拾荒者兼任上访者，他们用拾荒养上访，在北京与家乡的官员作顽强的抗争。
　　另据知情人介绍，每逢周六的下午4点左右，约有两千人放弃捡拾，而早早地在上访公园里等待某基督教组织发放每人两支挂面和一个茶鸡蛋。这些人大部分具有双重身份，既是上访者又是拾荒者。
　　拾荒者为省回家路费，假冒上访人。一天，在与两个拾荒者聊天时，我问他们回老家驻马店是坐火车还是坐汽车?要多少钱路费?他俩互相笑了笑，其中一个人说：“和你实话实说吧，前几年回家不管坐汽车、坐火车都花钱，这两年，都是免票。”他看着我疑惑不解的样子，又说：“你可别小看我们这些捡废品的，也有脑子灵好使的。现在来北京上访的人多得很，中央让各个省市来车接回去。我们想回家，就提前写一份上访材料，瞎编一个内容，带着身份证，到中纪委大门前排队，有两辆大客车在那往马家楼送。一车装90个人，上午送一趟，下午送一趟。到马家楼后，一个人发两个馒头一块榨菜，吃完后，按家住地‘分流’到各省，然后各市驻京的就用车把我们拉回老家了，你看，这不是‘免票’吗?”不少拾荒人已经找到了免费接送的办法，这无疑是骗取纳税人的血汗。
　　
　　认真看待三R产业
　　
　　拾荒大军其实与和谐社会密切相关。在中国社会财富高速增长的同时，不同阶层和不同群体享受改革成果的机会并不公平，由此产生的城乡发展不平衡、地区发展不平衡、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等矛盾也日益突出。拾荒者本是这种不平衡中的弱者，正是通过拾荒，解决了他们的温饱，也有利于社会的稳定。1990年，穷则思变的四川巴中教师杜茂洲进京淘金。在朝阳区焦庄垃圾场，他成了一名拾荒者。1994年，杜茂洲由拾荒者变为创业者。他由自己捡到坐镇指挥到直销废品到承包垃圾场。1995年，杜茂洲拥有自己的塑料加工厂。1999年，弟弟杜茂献成立北京茂献垃圾回收有限责任公司。如今杜茂洲由一个月薪二三十元的教师变为拥有百万家产，拥有帕萨特及专职司机并统领着崇文、通州、平谷、昌平，密云各区及石家庄垃圾地盘的老板。最可贵的是杜氏兄弟直接间接带出巴中、仪陇两县4000多父老乡亲，让他们有钱可挣，为社会的和谐作出了贡献。
　　拾荒大军与节约型社会同样密切相关。就垃圾回收利用方面，上世纪80年代末，西方国家已形成相当规模和相对完善的三日产业(Recycle循环、Reuse再生、Reduce减量)，而我国的三R尚在起步阶段。城市垃圾回收产业的参与者一是政府的正规军，负责清扫、收集、运输、转运和处理；二就是拾荒大军了。北京有六个大型垃圾交易市场，每天有1万多名河北人进行交易。他们分选、收购、交易、运输、再加工资源及建立再生品市场。
　　北京的拾荒大军真有点蚂蚁啃骨头的顽强。这浩浩荡荡的几十万拾荒大军每年从北京拣走30亿元人民币。
　　他们的收入在我们看来很少，但他们创造的财富非同小可。有人说，垃圾是放错位置的财富。废报纸、废塑料、废金属等一件件看似不值钱的废品里却藏着巨大的价值。据有关部门统计，北京市目前每年回收的废品大约能产生11亿元的直接经济效益，但目前这11亿元少有本地人间津，几乎都是外地来京人员分割。
　　全国人大常委会环境资源委员会主任茅如佰先生曾经表示，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建立循环经济法的计划，叫《废旧资源再利用促进法》。
　　外地来京的拾荒大军的确干了北京人不爱干的工作，从产业角度讲，他们实际上在用最原始的方法干着一项朝阳产业。垃圾产业是指围绕固体废物的产生、运输、循环利用和最终处置而进行的各种产业行为。1 998年《Money World》杂志在文中提出“垃圾变黄金”的专题讨论，说这个市场的潜在价值高达6000亿美元以上！北京巨大的垃圾产业的前景很大程度上也取决于他们。
　　拾荒大军无疑是都市边缘人，但是一旦意识到自己的边缘地位主要不是自己造成的，那么他们就会把个人因素归他化，于是对社会充满着不满，不时地在行为上表现出反社会倾向。所以，均衡、协调的发展对当前社会各阶层包括庞大的拾荒大军显得非常重要和迫切，也是建设和谐社会必不可少的。
　　
　　拾荒大军治理启示
　　
　　北京市目前成立了13个捡垃圾公司，但北京还没有一家符合国家环保标准的废品处理厂，回收网络体系也尚不健全。目前有关垃圾产业的法规还不健全，垃圾大军有很多是街道、乡镇难以管理的“三不管”地带。
　　拾荒大军发展势头迅猛，这是多年前始料不及的，所以按照常规的管理方式已经明显落后。我们问一些拾荒人员，哪些部门能够直接管理废旧物资回收市场时，他们一片茫然：“我们自己都不知道该归哪个部门直接领导，好像谁都能管我们，谁又都不管我们，警察、城管、工商、税务甚至保安都和我们有关系，可谁都不能对我们全权负责。”
　　这个行业本来就松散，再没有专门部门管理，就更散了。如果没有人负责拾荒者审查、登记、发证、监督、管理工作，也更易造成收电缆、井盖的得不到应有的惩处，偷东西被逮住的处罚很轻，超生的无人过问，这样缺少规章制度来约束自己，也就造成了行业的混乱无序。由于缺少行业的法规，处理很多问题感到棘手。在 公司化管理的组织基础上，应该成立协会，或者成立垃圾资源再生利用协会，并尽快立法。
　　通州区是北京市治理拾荒大军方面较为成功的地方。首先他们取缔了322家回收站，这些回收站大多存在各种各样的问题。他们也知道，废品行业有需求，也是产业，采取了疏导而非堵塞的政策。通州在焦王庄、西杨庄、郝家府成立了三个大型回收市场，进行有规范的经营。区商委成立了“再生资源管理办公室”，使得这个行业有专人管理。针对拾荒大军和回收行业的顽症，他们采用了“六统一”管理：统一计量工具。统一回收价格、统一回收品种、统一服装、统一胸卡、统一车辆。这就形成了违法人员和坑蒙百姓的空间小了许多，一些不法分子借回收流窜在各个小区也受到监督。
　　通州区绝非打击这个行业，而是疏堵结合，管建并举，他们为拾荒大军在市场附近盖起宿舍，用不高的租金租给他们，厕所和上下水一应俱全，卫生条件得到很大改善，拾荒者和废品收购者也感到环境较之以前舒适许多。几个大型回收市场不仅规模大，而且有公安、工商。税务。保安进驻，打架斗殴的现象基本杜绝，废品、废塑料、废电器、废纸等都进行分类，便于资源的再利用。
　　环保专家王维平多次呼吁环境责任法律化，尽快出台《包装法》。制定一整套集捡拾、收购、分选、运输、转运、销售、加工、成品市场、检测、管理于一体的科学体系。形成政府、企业、公众三足鼎立的节约阵势。他多方游说：如果北京认真发展第四产业，直接经济效益可在11．2亿元以上，并可解决10万人就业。朝阳区东坝乡废品回收市场还在整改中，虽然这里还没有达到通州几家大型回收市场的水平，但是已经形成的经验也值得借鉴。这里一些老板原来在国有回收行业工作，后来下岗开始自己打拼。这个废旧物资回收市场是朝阳区比较大的回收市场，有经营许可证，手续完善。占地大概有60多亩，有近90家在这里做各种各样的回收生意，从事这一生意的有600人到1000人。这个市场每年能够回收废钢3万吨以上，书本、纸板、塑料1万吨以上。市场回收比较正规，在于他们遵守“八不准收”(铁路、油田、供电、水利、矿山、电信通信、测量专用器材和城市公共设施)，严格监管所收旧物的来源，即使回收到一些建筑材料，也必须有相关部门的证明。
　　编辑／向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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