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员戴名表_鉴定官员名表:民间力量反腐新模式

　　多数人都认为官员戴名表不是一个简单的消费选择，而是一个相对敏感的社会现象，大家有意无意都会把这些名表和官员收入的多少、是否来源正当联系起来。 　　 　　中国网民一直在扩展查找官员“腐败的方式”。网民们不再单纯依靠具体的违法犯罪事实来反映或举报有嫌疑的官员，而是希望透过一些更为隐秘的证据间接地引发社会对这些官员经济状况的关注。
　　在发现官员的情妇、二奶、名车、豪宅、存款等“另类反腐模式”后，中国民间的反腐行动又迈入了“鉴定官员名表”的新历史阶段。2011年8月以来，一个名称为“花果山总书记”的微博很受关注，其不断收集官员的公开照片并为他们戴的手表做品牌、价钱等方面的鉴定。网民们纷纷把问题向另外的方向去思考，即他们更关心其中有没有贪腐存在。
　　中国官员的腐败现象根深蒂固，迫使希望参与反腐的民间力量随时变换模式，甚至可以用“不择手段”来形容，而网络领域给普通民众提供了机会，也对政府官员的形象及司法机关的工作能力构成了新的挑战。知名网民“边民”说：“‘鉴表’这种一点突破、从细节中挖掘真相的路径，不但给网民以启示，更能给纪检监察部门予启示。”
　　
　　小手表里有大乾坤
　　
　　“花果山总书记”表示，自己曾在饭局上看见某官员戴了一块价值70万元的百达翡丽表，根据其与官员接触的经验，认为内地官员比沿海官员敢戴名表。
　　“花总”发现，中央某部的一名副部长、西部某省会城市的市长是卡地亚为数不多的拥趸，后者的那块卡地亚蓝气球表，估价6万元；一名曾在海关系统任职的高官，既有欧米茄、劳力士，也有低调的格拉苏蒂、伯爵，仅公开图片中能看到的手表加在一块就价值近40万元；另外一名给贫困户送食用油的华东某市组织部部长，手上戴了一块网购价近8万元的积家MASTER小三针表，足够买一车厢的食用油。
　　手表虽“小”，背后的乾坤很“大”。“鉴表”行为让许多人顿悟，手表的功能已经不仅仅是计时，而被赋予了更多的内涵：不但是身份的象征，还是名气的标志；即可以显示富贵，也可以表露清廉；不是为了自己看时间，更重要是给别人看样子。
　　边民说：“2009年南京市江宁区房产局局长周久耕抽‘九五之尊’香烟被网民通过照片分析鉴定后，手腕上戴的‘江诗丹顿’名表也被鉴定出来。奢侈生活细节暴露了贪腐面目，其最终被查处并获刑11年，这可能是网民‘鉴表反腐’首次取得战果。”
　　类似“周久耕”的官员在各地数不胜数，已经没有一一例举的必要。轻则数千元重则数万数十万元的名表显然不是普通公务员的工资负担得起的，而随着佩戴名表在众多高级官员中屡见不鲜，甚至有了争奇斗艳之势，民众不由猜测：他们如何能够买得起如此奢华的名表？
　　如今，行贿的模式已经从传统的现金发展到各种所谓“礼品赠送”，送名烟名酒名表，各种奢侈品珠宝首饰已经成为常态。而从各级反贪部门查处的案件情况来看，几乎所有贪腐官员都收过别人供奉的奢侈品，也都包括着各种名表。由此，当更多昂贵的名表持续出现在官员手腕上时，普通民众必然会生出百般滋味。
　　对于有网民提出能不能搞个“随手拍官员名表”的活动，“花果山总书记”认为要取决于大家是否了解这样做的意义，以及是否愿意积极参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公共政策研究中心研究员郭宇宽则说：“其实真想监督官员，只要开放舆论，除了表，财产的标的物很多。”
　　知名网民“左丘失明”说：“在西方发达国家，大多数人戴名表往往是体现对精密工业工艺的追捧，但官员戴名表一直是大忌，情况与用名表增加自信的中国官员不太一样。”他表示，“名表”等奢侈享受已经变成压垮官员的最后一根稻草，使他们在“高贵”的物欲享受中离民众越来越远，离违法乱纪越来越近。
　　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亚太网络法律研究中心主任刘德良说：“使用网络举报的情况已经层出不穷，网络监督是继传统媒体监督后的新兴舆论监督方式，是社会民主发展的一部分，体现了现代文明和现代制度的特征。”
　　
　　社会矛盾的体现
　　
　　本来手表作为一种正常商品不该受此“责难”，但情况似乎在民众的不平心态里一步步变异。中国目前的政策带来了经济的总体繁荣，但也造成了贫富差距日益拉大，比如城里大量工人失去了福利待遇，尤其是医疗保险和养老金，再比如昂贵的医疗费用和天价的商品房。随之而来的，则是社会矛盾的日益加深。
　　官员正常的收入水平大家都了解，尽管戴名表的官员并不意味着就是贪腐者，甚至有些人本身就家境富裕，但至少能够看出一些奢侈的意味。因此，人们对“戴名表”官员的态度总是惊人一致，即要么贪腐、要么奢侈，总之很难有正面的评价。
　　官员戴表也有潜规则，违规就会有风险。和名车的情况很接近，名表已经成为中国官场的“座次表”。“花果山总书记”解释说，一旦有更高级官员在场，有些官员便会低调起来，绝不会戴比上级更好的表。
　　不断更新的“反腐模式”可能会加剧中国民众的不安情绪。官员们层出不穷的腐败情况一直很明显，在未来只会更加突兀，若不从根本上铲除滋生腐败的土壤，对官员权力结构进行适当分解和合理调整，防止一把手集重权于一身，建立起良性的权力制约和阳光运行机制，类似戴名表的腐败现象不可能改变。
　　山东淄博新闻网报道，2011年8月网上曝出“山东省沂源县国税局局长于亦刚带欧米茄名牌手表”的事情。网民普遍认为，凭一名县级国税局局长的工资收入，不可能花几万元去买这样一块表。纪检监察部门调查得悉，于亦刚的名牌表为2005年4月底出国时购于法国免税商店，当时汇率折合人民币2.3万元。被网民关注后，于局长回应自己买名牌表、戴名牌表，说明艰苦朴素的观念淡薄，自己境界不高。
　　“反腐不仅要注重宏观，更要抓微观；不仅要注重制度，还要抓技术。”边民表示，纪检监察部门常常感叹反腐艰难，其中主要理由就是线索难寻、技术手段跟不上，却很少研究“网络反腐”的广阔前景和丰富的网民举报信息，应该组织化规模化地去研判“网络反腐”为己所用。
　　对于“鉴表”会否侵害官员隐私的质疑，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刑委会委员、昆明市人大代表李春光认为，既然官员享有民众所赋权力，当然就应丧失部分隐私权，官员在财产方面不应当有隐私权，“在鼓励网民监督官员的同时，当然也应注意通过法律和制度来引导、规范监督行为，最大程度降低网民监督所可能产生的负面作用。”
　　
　　法律不能有惰性
　　
　　微博上有许多表迷和钟表专业人士，但还没有鉴表的圈子，很多一线时尚杂志、钟表杂志的总编都关注了“花果山总书记”的微博，但很少发言，只是看热闹，显示出该行动属于“敏感范畴”。
　　“只要是花自己的薪水或来源清楚，官员完全可以戴好表。”“花总”说，“大家都很关注鉴定名表问题，但意见并不统一，支持或反对者都有。共同之处是多数人都认为官员戴名表不是一个简单的消费选择，而是一个相对敏感的社会现象，大家有意无意都会把这些名表和官员收入的多少、是否来源正当联系起来。”
　　而从“花果山总书记”微博的遭遇来看，总有一种莫名的力量在干预着其鉴表行动。例如9月18日下午5时24分其发言称：“大号已经被清理完毕了。感谢新浪，没有封号。”9月19日上午，曾有部分被删除的“鉴表”内容被其恢复，但中午再度被删除。再其后，该微博更是彻底消失了。
　　“花总”最后留言：“俺最想说的是：如果没有类似财产阳光化的制度建设与落实，官员与群众不能通过坦诚对话消除隔膜建立互信，鉴表这个话题就很难在中国脱敏。让手表做回手表，而不是手雷，最好的办法是真正落实三个代表，而不是戴三个表。”
　　当然，随着各种风险的加大，已经出现一些官员自己不戴名表，家人却纷纷戴名表的新情况。
　　现实中，能被称颂的官员凤毛麟角，而被鞭挞的官员却越来越多，很多网民甚至将“举报官员贪腐情况”作为了生活的一项内容。不过，网络举报的结果，最终仍然需要公权力出手处置才能形成。
　　“一块价格不菲的手表当然也能算证据，但就此动用侦查力量介入显然有些不妥。”一名资深检察官认为，“虽然以曝光手表的方式来引起注意的动机是好的，但司法机关办案必需有确凿证据，否则对当事人形成不明伤害也不妥，毕竟不少人的财富来源有多方面渠道。”
　　在建议有关人员尽量选择各种国家机关公布的举报方式与途径的同时，这名检察官也承认虽然现在不需要实名举报，由于个别地方对于举报人的保护措施不到位，使许多人不愿意、不敢向国家机关反映，而宁愿选择风险很低的网络举报形式，或说利用网络吸引公众眼球的方法。
　　“反腐机关能收集到的价值信息终究有限，信息传播多元时代给其提供了诸多的宝贵机遇。”李春光说，“尊重民众智慧实际上也是执法为民的一种当然内涵，只有更好地吸纳和整合民众智慧，反腐工作才能真正向纵深发展，司法工作才能真正实现社会效果和法律效果的有效统一。”
　　他表示，目前贪腐现状不容乐观，反腐效果也不尽如人意，“反腐败也不能指望于塑造过度的检察机关，因为其权力同样需要制约和监督；反腐败也不能依赖于完善制度的法制，因为法制本就不可能完美无缺。”
　　“花果山总书记”也不认为自己的行为扛得起反腐倡廉的大旗，其“更希望是有制度来完善，用制度让公务员的收入更加阳光，发现问题之后官员和有关部门能主动出来面对处理，而不是等着舆论发酵”。
　　刘德良说：“贪污腐败情况任何国家都存在，监督机制缺乏的国家相对严重，众所周知中国贪腐的情况比较普遍，正是因为缺乏相应的制约机制，而且很多时候甚至存在选择性执法的情况。”
　　他认为，纪检、司法机关可以把民间的举报行动作为一种信息来源，尤其应积极关注其中一些具体事件，“不应该计较信息的来源方式，否则一些事件始终得不到查处，民众也会反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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