哥伦比亚的倒影【带根的流浪人】

　　木心的文字里总是有着跳跃，仿佛坐上了时空穿梭机，从此时到彼时、从此岸到彼岸、从古雅到现代，似乎正说着今朝，却又充满了怀旧，明明说着异国，却深化了故土的怀念。对于中国传统，他有着深刻的理解和选择，以深入生活和速写为起点，努力发扬着不失生机的传统精华。
　　在陈丹青眼里，木心不仅是他的老师，更是中国古典汉语传统的“活化石”。而对于我们来说，他就像一幅画，始终带着一股蒙娜丽莎的微笑似的神秘。这神秘源于一种陌生，因一个时代的误会，他的文字与我们相隔了整整半个世纪。
　　他的写作生涯超过了60年，他的作品享誉海外，美国大学文学史选取他的作品作为课程范本读物，他的名字与福克纳、海明威一同出现，中国台湾也为他出版了多达十余种文集；可是，在我们这里，他分明又是一位“新作家”，直到他的散文集《哥伦比亚的倒影》在内地正式出版，我们被木心的文字惊艳了。
　　这本集子收录了木心先生的13篇文章，其中首篇《九月初九》，写在1985年左右，可是在文风上却有着深刻的“五四”印记；而《明天不散步了》和《哥伦比亚的倒影》，则是另外一种风格，带着一些“洋气”；至于《上海赋》，更是一种异常丰沛而娴熟，但全然陌生的文体(陈丹青语)。
　　当我们骤然遭遇木心先生的文学、文字、文句、文体，都会极度好奇：他是谁?怎么会有这样一位作家?我们的困惑犹如发现“文学不明飞行物”。然而，这种惊奇并不是陌生的，它还出现于我们重读譬如沈从文、张爱玲这样的作家时，一种被长期中断、遗忘的陌生经验立即征服并动摇了我们的阅读经验。
　　
　　不失时机发扬传统精华
　　
　　翻看这本集子，一股清新的典雅扑面而来，犹如冬日里一缕温暖的阳光，含着淡淡的香气，让人感到一份平和惬意。可是，这文字里却又总是有着跳跃，仿佛坐上了时空穿梭机，从此时到彼时、从此岸到彼岸、从古雅到现代，似乎正说着今朝，却又充满了怀旧，明明说着异国，却深化了故土的怀念。对于中国传统，他有着深刻的理解和选择，以深入生活和速写为起点，努力发扬着不失生机的传统精华。
　　有时候他像个诗人。“大动乱的年代，颓壁断垣间桃花盛开，雨后的刑场上蒲公英星星点点，瓦砾堆边松菌竹笋依然，总有两三行人为之驻足，为之思量。而且，每次浩劫初歇，家家户户忙于栽花种草、休沐盘桓于绿水青山之间――可见当时的纷争都是荒诞的，而桃花、蒲公英、松菌，竹笋的主见是对的。”文字充满了诗意，偶尔蕴含禅机，叫人回味无穷。
　　有时候他又像个哲人，话说得铿锵有力，一针见血。“别的表情等待反应，例如悲哀等待怜悯，威严等待慑服，滑稽等待嬉笑。惟美无为，无目的，使人没有特定反应义务的挂念，就不由自主地被吸引，其实是被感动。”在《论美貌》中，他认为美是一种表情，而这个表情就是爱。
　　他的文字又是能穿越时光和历史的，仿佛从眼前一跃，就可到千年之前、千里之外，一派慷慨多情的气度。然细处又不失俏皮的拼接，让读者不禁对文字背后的人莞尔一笑。然后继续浮想联翩。在《遗狂篇》里，他参宰罗马，弼政希腊，训王波斯；尔后，又来到了魏晋递嬗的华夏，领略以“比”为兴的“魏晋风度”。可到最后，他又不免戏谑地说道：“而我，不过是一介忘了五石散而饮咖啡的古之遗狂而已，就算是能装作旁若无人，独坐幽篁里，明月不来相照了。”真是个童心未泯的人。
　　“有一阵到处都在怀上海的旧，但不是电影里那样，一副馄饨担、一部黄包车就是上海了。我看那些老洋房、大都市、车水马龙，那种浩荡温情，好像君临万物，心怀慈悲，又嘲笑又喜欢。就这一念，我开始写《上海赋》，好比一个悲剧演员在演小丑。”木心说，《上海赋》里的旗袍面料全凭儿时记忆，没有资料可查。可是，他却写得如此精致，如此有味。以至于，当上海作家陈村读到它时，“如遭雷击”，乃为文宣告说：“不告诉读书人木心先生的消息，是我的冷血，是对美好中文的亵渎。企图中文写作的人，早点读到木心，会对自己有个度量。因为，木心是中文写作的标高。”
　　
　　传统中的自由精神
　　
　　按理说，东方人到西方，一旦拥有了双重背景，很容易落人格格不入的状态，甚至就此失去了自我。可是，木心却驾驭了这两种传统，并有效地协调了两者。我们不禁要问，他是如何做到的呢?
　　正如他所言，“人有两套传统，一套精神，一套肉体。我的祖先在绍兴，我能讲一口绍兴话。我的精神传统在古希腊、在意大利、在达?芬奇。所以我说我是绍兴希腊人。”或许正是如此，他的文字在深厚的汉字传统中才有着灵动的自由精神，既能全面地呈现中国传统，又能表现出欧洲精神和美国文化。
　　事实上，他是一个彻底的流浪者。这种流浪是与生俱来的，他的阅读穿梭于东方和西方，古代和现代。十四五岁时。他就知道了瓦格纳跟尼采的那场争论。“文革”之前，他就看了卡夫卡。他向往巴黎、向往汉堡，期许成为一个精神世界的漂泊者。
　　“文革”中，他遭受了巨大的打击，20本作品被烧掉。木心灰了心，决意从此只画不写。1982年，他选择了自费留学美国，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自我放逐。但这种放逐不是离弃，不是脱根，而是一种带根的流浪。
　　他的出国，不是取西学的“真经”，而是去对照、验证、散布；而“国学”之于他乃是一种教养，他是与先秦以来历代古人的对话者；他于写作所看重的是古人所谓“神、智、器、识”。从先秦诸子到希腊哲人，从但丁到尼采，他取中国山水画的散点透视予以观照。从此，他的文字中隐隐约约有了一种“乡愁”和“寻根”。正如他所言：“没有离开中国时，未必不知道――离开了，一天天地就知道了，就更知道了。”
　　在本心眼里，如果脱去了根，“流亡作家”的命运是不会长久的。“浪迹之初，抖擞劲写，不久或稍久，与生俱来的‘主见’、‘印象’、‘块垒’、‘浩然之气’消耗殆尽，只落得不期然而然的‘绝笔’，最后必将枯死异邦。”
　　或许正像他在《带根的流浪人》评价昆德拉是带根的流浪人一样，他显然认为自己也是一个带着根的流浪人。
　　
　　(摘编自《法制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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