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后震动中央的“大逃港”风潮] 逃港风潮

　　至今，广州许多年长者依然记得，当年珠江作为泳场的盛况:成百上千市民在一泓江水中强身健体，口号喊得分外响亮。其背后的真正意图大家都心照不宣：为了随时可能发生的远行――偷渡边防线，逃亡到香港。
　　边防村庄十屋九空逃香港
　　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曾走过一条曲折的道路，公社化“大锅饭”模式下的一切归公，极大伤害了民众的生产积极性。在“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的时代，很多民众怀着不解、不甘的心情，开始孤注一掷逃亡香港，特别是广东沿线一带。
　　在广东宝安县，公安机关的主要任务一度是监视“三偷”：偷听敌台、偷窃集体财产、偷渡出境。有的农民借口去割草，划着一只小船便偷渡去香港了。
　　宝安外事办公室《关于经宝安县偷渡香港问题的调查报告》（宝外字10号，1959年1月28日）显示，1956―1958年，经宝安县偷渡的共有20105人，其中宝安县的有6448人，外省及外县的有13657人。逃出去的大部分都是青壮年，以致不少边防村庄成了“女儿国”、“老幼院”。当地有民谣说：“宝安只有三件宝：苍蝇、蚊子、沙井蚝。十屋九空逃香港，家里只剩老和小。”
　　避孕套当“救生圈”，撒虎粪防警犬
　　当时在广东偷渡，按方式可分走路、泅渡、坐船3种，按路线，则有东线、中线、西线之别。
　　泅渡通常是首选。偷渡者往往会选择西线，即从蛇口、红树林一带出发，游过深圳湾，到达香港新界西北部元朗。他们一般都带有汽车轮胎或者救生圈、泡沫塑料等，还有人将避孕套吹起来挂在脖子上，一直游过去。民众常常自发去珠江中练习游泳，以便日后“逃港”派上用场。不少孩童从小便被家人灌输“好好练身体，日后去香港”之类的思想。
　　从陆上偷渡，便是通常的中线，即在深圳梧桐山、沙头角一带，翻越铁丝网，到达香港，广东人戏称为“扑网”。这种网很难翻过去，后来铁丝网装了先进的感应装置，一触网就会被发现，探照灯、哨岗和警犬的组合是致命的危险。为了防警犬，偷渡逃港者临行前往往会到动物园收买饲养员，找一些老虎的粪便，一边走一边撒，警犬闻了粪便的气味以为有虎，就不敢追了。有人为防止被边防军看到，将西瓜挖空，瓜皮套在头上，只把眼睛露出来。
　　陆上越“网”，海上破浪，毕竟是年轻人所为，中老年人、儿童妇女只有坐船了。坐船相对而言较安全，但带有集团性质，出了事问题较严重，而且要付一笔不菲的费用，但为“逃港”，不少人往往不惜倾家荡产。乘船偷渡会偏向于东线，即大鹏湾水路，在惠阳和深圳之间，距离香港10多公里的水面，而且海浪很大，经常发生偷渡时溺亡的情况。
　　赶英超美的“大跃进”，直接引发了3年“自然灾害”，千万民众死于饥荒、疾病。愈演愈烈的逃港风潮，终于在1962年如火山喷发。
　　1962年“五月大逃亡”，广东从各地抽调万余名官兵
　　1962年，大批吃不上饭的百姓像潮水一般逃往香港，香港媒体曾以“五月大逃亡”、“水银泻地”冠之。
　　解密的宝安县委《关于制止群众流港工作的情况汇报》等文件显示，从1962年4月26日开始，在宝安县由东至西百余里长的公路上，外流群众成群结队，扶老携幼，如“大军南下”。“来势汹汹，简直有点招架不住。”宝安县委第一书记李富林后来曾这样回忆道。
　　 除了人数众多外，有些逃港者还有组织、有指挥，每人均持有一条4尺多长的木棒，扬言说：“在冲到边界时，不论谁要阻挠我们，我们不得退步，要用棍与他们搏斗继续冲过去，甚至开枪也不要后退掉队，谁掉队就要用棍打谁。”也有逃港分子以手拉手、肩并肩的示威之态，强迫民警开闸。
　　此次逃港风波惊动了中央，周恩来责成广东省委迅速制止群众大批外流。广东省委负责同志亲自来到宝安现场指挥，组织遣送逃港群众返乡。
　　从1962年5月22日开始，广东从各地抽调万余名官兵，将从香港遣返回来的群众、滞留在边境的外流群众坚决遣送回乡，同时在铁路、公路沿线的东莞石龙、宝安龙岗等通往边境的交通要道和前沿主要地段，设立堵截收容站，堵截、收容逃港人员。
　　拿青春赌明天，知青成“港漂”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从20世纪60年代末开始，大批在深圳宝安插队的知青开始选择偷渡香港，以孤注一掷的心态，拿青春与命运做一把豪赌。广州一带，“早上一醒来，就发现身边几个知青已经不见了”。
　　泳圈、气枕等在当时属于违禁品，根本不可能带到宝安海岸沿线。知青便想出了很多奇招，比如把篮球塞到网袋里，就是泅渡的“救生衣”了，也有人拿乒乓球拍当桨，用被子当帆，下水后努力往对岸划，并且下水前一般都会准备好一些炒米饼当干粮，随身携带，以防发生不测，好歹有东西充饥。
　　这些被发配到穷乡僻壤的知青，由于物质与精神生活都极度贫困，他们不堪忍受重体力劳动与离乡背井的苦楚，便不顾一切地扑向香港，但成功者毕竟是少数。有偷渡客说，香港很好，却没有自己的位置，漂在那里没有根。相对于时下流行的“北漂”、“南漂”来说，偷渡香港的这群知青，很早便已是“港漂”了。
　　“这是我们的政策有问题”
　　1976年“文革”结束，大陆民众从极端的政治高压中解脱出来。一种前所未有的躁动在民间浮现，“逃港”高潮却再次突如其来。
　　广州番禺县的沙湾大队，还出现了以生产队长为首，党支部书记和治保主任全部参与的偷渡事件，他们乘船外逃之时，竟还有数十名村民到海边饯行。惠阳县的澳头公社新村渔业大队，一共才560多人，短短几个月就有112人偷渡成功，大队党支部的6名支部委员，除一名妇女委员外，其余5名都偷渡去了香港。
　　1977年11月，复出后的邓小平将视察的第一站定在广东，中共中央副主席叶剑英与他同行。当广东省主要领导向邓小平汇报情况时，“逃港”作为一个重大的恶性政治事件被捅了出来。正当广东的同志忐忑不安地等着指示之时，邓小平却出奇地沉默。他连吸了几根烟，缓缓转过身来，平静地对大家说：“这是我们的政策有问题，此事不是部队管得了的。”
　　中国最高决策者从“逃港”这一历史怪圈中再次认识到，光是靠“堵”是堵不住的，必须把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1978年年底，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作出了实行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出乎意料的是，一场新的“逃港”潮再次席卷而来。
　　 迅猛的外逃风潮还催生了一个新的行业：“拉尸行”。鼎盛时，深圳活跃着200多个“拉尸佬”。蛇口海上派出所规定，“拉尸佬”每埋好一具被淹死的偷渡客尸体，可以凭证明到蛇口公社领取劳务费15元；如尸体已经腐烂加至20元。这个数目相当于一个村民10天的收入。
　　说起“5?6”事件，一位深圳老人不胜唏嘘：1979年5月7日，毗邻香港的20公里海面上，漂浮着数百具尸体，东起沙头角，中至下步庙，南到红树林、蛇口，连一个人影也难以找到。“谁也无法统计，有多少人将生命作了这海湾的祭献。”当天，这位老人从派出所领到了750元葬尸费――在他埋葬的50具尸体中，有4具是他的亲人。
　　大批群众偷渡外逃，再次惊动了中央。中央领导人也意识到，解决偷渡外逃的根本，还在于发展生产力。
　　物极必反。屡禁不止的“逃港”事件直接催生了经济特区。长期的反偷渡斗争，使中央及广东的领导人认识到，光靠严防死守是不可能有效遏制偷渡的，必须另辟蹊径。1980年8月26日，经济特区在“逃港”最严重的深圳市率先建立，由此拉开了旨在让中国人民富起来的改革开放的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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