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战期间的14万赴欧中国劳工】一战时期中国赴欧劳工

　　1918年11月11日，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协约国胜利而告终。中国北洋政府作为协约国的一员，也成了战胜国之一。代表中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是以14万北方农民为主组成的中国劳工，协约国称为“中国劳工旅”。
　　
　　生死两重天
　　1917年的春天，山东莱芜牛泉镇上裕村农民毕粹德背着行李默默地站在队伍里，等待登船。此时的他对于将要去的地方、将要做的事是茫然无知的，唯一笃定的是，当他再次回到山东老家时，家中一岁的儿子一定长很高了。
　　然而，当毕粹德再次“见”到来自家乡的人，已经是90多年后了。此时，他长眠在法国索姆省博朗古的小村庄里，墓碑上刻着“编号97237，卒于1919年9月27日”。与他同眠在此地的，还有14个当年和他一起来法国的中国人。
　　比起他们来，来自江苏丹阳的朱桂生显然是幸运的。2002年的春天，他以106岁的高龄在法国拉罗谢尔市仙逝。拉罗谢尔市政府盛赞他是“融入法国社会的典范，拉罗谢尔市民的骄傲。”法国当地的报纸说：“他的辞世标志着一段历史的结束。”
　　
　　战场上的“工蚁”
　　1917年，年仅20岁的朱桂生和毕粹德一样，加入了前往欧洲的中国劳工队伍。先后到达欧洲的14万多华工，其中有9.6万人被分配给英军，3.7万人由法国支配，另外还有1万余人被“借给”美国赴欧远征军。在傲慢的欧洲白人眼里，中国劳工只是一群健壮的廉价“工蚁”。
　　编号“97237”的“工蚁”毕粹德被送到欧洲西线战场，负责挖掘壕沟、打扫战场等工作，隶属英国军队管理；而编号“27746”的“工蚁”朱桂生却被送到拉罗谢尔附近从事战地服务，他最初在面粉厂工作，后来被安排运送粮食弹药。
　　中国劳工们挖战壕的地方已在敌人步枪射程之内，有些地方与敌人战壕相距不过50米。遇到雪天，满脸落满了雪花，天晴雪化之后，战壕里泥浆没过小腿，轮班睡觉时也只能站着睡。而英军士兵则在挖好的战壕内守护阵地。由于对现代战争一无所知，当德军飞机铺天盖地而来时，许多华工跑出战壕观看，结果敌机既投弹轰炸又俯冲扫射，致使许多华工当场被炸得血肉横飞。
　　中国劳工的付出与回报是不成比例的。按照合同约定，华工的工钱为每天5个法郎(相当于一块多大洋)，每天工作10小时，有周末与节假日。但是到达战场后，扣去伙食费和住宿费，仅剩下3个法郎。置装费再除去25生丁，医疗保险除去25生丁，工资缩水一半，只有2.5个法郎，而当年前线法国士兵每日的薪金为10个法郎。
　　在欧洲肆虐的严寒和灼人的烈日下，无休止的劳作、恶劣的战时生活供应以及疫病和工伤，时刻威胁和剥夺着这些中国劳工的生命，使许多人惨死在异国他乡。根据战后的清点和统计，在法军和英军中的中国劳工死亡者和下落不明者接近两万人。
　　
　　身在海外心系中国
　　对于中国劳工而言，繁重危险的工作和微薄的工资并不算最难以忍受的，更难以忍受的是来自英法军队不公正的对待以及当地人的歧视。
　　为防止中国劳工逃亡，他们被禁止拥有平民服装，而且也不得进入咖啡馆和酒吧，甚至禁止使用英国人的厕所。尽管按照合同招募而来的华工是不应该受英国军法约束的，但仍然有不少的华工因为触犯了英国的权威而被军法处死或者遭受残酷的刑罚。无法忍受虐待的华工甚至在营房里挖一个地洞把自己埋进去，直到战争结束几年后，营地被拆除时，其尸骨才被发现。
　　为了对抗来自西方人的歧视，华工组织了个人进修协会，基督教青年会(YMCA)的成员和留学生们开始在华工中间传道授业，灌输给华工养成健康的生活习惯、远离赌博和斗殴的观念。在节假日，华工们会组织运动会，搭戏台唱京剧，或者举办舞会，邀请当地外国居民参加。在经历现代文明的洗礼后，许多华工的面貌焕然一新，一位法国作家曾经描述鲁昂当地的华工言谈举止有如巴黎人到乡下的样子。而当中国人受到英国军官侮辱时，一位华工还击道：“当中国人已是绅士时，英国人还是野蛮人。”
　　在欧洲人的高人一等的优越感里，华工越来越强烈地希望能拥有一个强大国家支撑，这也激发了他们强烈的国家意识和民族意识。在1918年，远在欧洲的华工向直隶省由于受洪水灾害而面临饥荒的中国同胞寄去了所捐赠的钱物。在里昂的华工邰魁义将全部积蓄550法郎捐出，鼓励政府兴国。巴黎和会期间，为了抗议《凡尔赛条约》，正式签字的前一天，留在巴黎的华工和中国留学生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抗议活动。
　　为了给驻法中国代表团施压，山东莱芜牛泉镇上裕村农民，编号97237的华工毕粹德给代表团团长陆征祥邮去一把手枪，告曰“苟签名承诺日本之要求，即以此枪自裁，否则吾辈必置尔于死地。”
　　
　　异乡埋忠骨
　　按照招募合同约定，华工的合约为5年。当战争结束后，许多华工仍然继续做战场清理工作，包括拆除未爆炸弹等非常危险的工作。当合约结束后，思乡心切的华工大约有11万人选择离开欧洲，回到故土。英招华工的最后一批在1920年4月回国，法招华工也在1922年3月归国完毕。
　　而根据留在法国的华工组织旅法华工总会上世纪30年代的一项统计，发现有1万余华工仍留在法国工作生活，成为法国的首批华人。朱桂生就是其中一个幸运者，一战结束后，他在兰斯定居，与当地法国姑娘巴蒂斯特相爱结婚，婚后育有一子二女。二战开始后，他参加法国军队，再次成为一个无畏的战士。二战结束后，他和家人一直居住在兰斯地区，直到辞世。
　　关于中国劳工在一战中的伤亡数字，至今也没有定论，英法军方疏于统计，当时的中国北洋政府则有意无意地给予夸大。据现有的不完全统计，当年华工曾经奋战的法国下加莱省、索姆省、塞纳滨海省、埃纳省、瓦兹省、孚日省和罗纳河口省等地，共有56处公墓的1791个墓穴葬有华工。毕粹德正是其中的一位，1919年9月27日，他在排弹的时候牺牲，留给家人的是一枚乔治五世勋章、一个用过的饭盒和勺子，还有他在一战历史上留下的痕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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