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涯十年漫漫寻子路_艰辛漫漫寻子路

　　近年，丢了孩子的家长们通过网络寻求帮助，还建起了QQ群，相互鼓励、找线索。此外，在深圳、东莞、郑州等地，民间的寻子联盟也相继成立。 　　2008年8月4日，家住深圳市白石洲的孙海洋跟以往一样，在深夜1点左右起身做包子。打开屋门，他习惯性地四下张望，想着自己的儿子会不会突然出现在门口。原来，2007年10月9日，孙海洋年仅3岁的儿子孙卓被人贩子拐走了，他从此养成了这样的习惯。这一次，他又失望了。孙海洋的包子铺自2007年11月起，就改头换面成了寻子店。门口招牌上黄底红字，写着“悬赏20万，寻子店”，旁边的木板上、树上，贴满了孙卓的照片和寻人启事。近一年来，卖包子只是这家人的副业。
　　继孙海洋的寻子店后，深圳的彭高峰、广西藤县的黄佩云、陕西西安的余辉也用同样方式找起了孩子。此前，民间自发的救助方式还包括寻子扑克、宝贝回家网站及广东东莞、河南郑州等地的寻子联盟。
　　
　　掉了的孩子
　　
　　孙海洋把孙卓的被偷和自己2007年10月8日的一个梦联系在一起。梦里，一家人围坐着吃年夜饭，可发现少了孙卓。孩子的奶奶问了句:孙卓呢？旁人告诉她，被人贩子偷走了。全家人听了似乎没什么反应，继续吃饭……
　　次日晚7点20分，噩梦成真。“那天吃过晚饭，我躺在床上想睡会儿，孙卓说要到外面去玩。我没同意，但他还是出去了。”孙海洋迷迷糊糊睡了50分钟后，被妻子急促的敲门声惊醒了，“她告诉我说，孩子掉了（丢了），被人贩子带走了。”
　　出生在湖北监利的孙海洋从小过的就是苦日子。为改变命运，他辗转于武汉、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做生意，最终选定在深圳开包子铺。把家安在白石洲，也是看准了隔壁的沙河中心幼儿园，想着孙卓上幼儿园方便。但这种“方便”，孙卓只享受了两天。
　　丢了孩子，整个家都垮了。孩子母亲一提儿子就掉眼泪，人瘦了十几斤。70多岁的爷爷奶奶连夜从老家赶到深圳，到派出所给警察下跪，时不时跑到潮汕一带的幼儿园挨家找孩子。
　　家里到处都留着孙卓的影子。常骑的自行车摆在门口；小盒子里放着一根梳得整整齐齐的小辫子，那是孙卓的头发；柜子顶上放着一大包孙卓用过的东西、玩过的玩具……孙海洋说，别人劝他把这些东西处理掉，但他坚持留着，“要是哪天孙卓找回来了，这些东西他还得用呢。”最让孙海洋难以接受的，是隔壁沙河中心幼儿园里孩子们的欢声笑语，这个声音让这个34岁的男人难以承受。但他不敢搬家，他怕万一有一天孩子回来了，找不到家。
　　
　　寻子的艰难
　　
　　孙家发了霉的墙上贴着两张地图，一张中国地图，一张广东地图。角落里摆着几箱子寻人启事和孩子的照片。孙海洋说到激动处，会站在地图前不停地比划。他怀疑孙卓被卖到了潮汕，怀疑人贩子是四川人，他最远的一次找孩子找到了宁夏……
　　几乎与所有丢孩子的家长一样，孙海洋在孩子丢失后第一时间拨打了110。110民警把孙带到派出所，说让他去报案。孙海洋到现在都有些困惑：“110民警为什么当时不赶紧去追？”
　　到了沙河派出所后，对方说，已经过了下班时间，有什么事明天再说，再说上面有孩子丢失不到24小时不立案的规定。孙海洋认为这种事根本不能照规矩，“24小时后，人早就带跑了，上哪追去？”但公安部门给出的解释是，孩子有可能是走失的，如果两小时后自己回来了，岂不是会浪费大量警力和财力。
　　后来的监控录像显示，孩子是在10月9日晚8点22分离开的，这让孙海洋更加气愤，“我8点40分报的警，报警的时候，他们应该还没离开白石洲。”
　　10月10日一大早，孙海洋和家人又来到了派出所，对方说没到24小时，不能立案。于是孙海洋去电台广播，在报纸上登广告。24小时后，案子立了，但警察没来现场。
　　那几天，孙海洋每天都会在距家门口30米远的十字路口的大石头上坐一会儿，琢磨人贩子会把孩子带去哪个方向。坐到第6天，他想到会不会有监控录像，于是赶紧请人调了出来，拿去派出所。家人跟着一起过去，又是一通下跪。
　　终于，案子得到了沙河派出所领导的重视，要求“立刻办理”。但没多久，警方又以“案子很棘手”“太忙”为由，搁置了下来。孙很难理解，监控录像都有了，怎么就破不了呢？
　　孙海洋只得自己再找线索，寻人启事就写了十几个版本，寻子店也在2007年11月开张，悬赏金额一再加大。到现在为止，已经有1000多个人给他打过电话，但“多半都是骗人的”。电话中，有模仿孙卓声音的，让大些的孩子掐着鼻子，歇斯底里地叫着：“爸爸，快来救我，他们打我！”也有模仿人贩子的，压低了嗓子说：“你把我的照片到处贴，我现在都不敢出门了。干脆拿30万来，人你带走。”孙海洋现在做的除了上访，就是守着寻子店。
　　
　　民间在行动
　　
　　30岁的湖北潜江人彭高峰是通过一个叫“宝贝回家”的网站认识孙海洋的，他的儿子彭文乐在2008年3月25日被人抢走，时间同样是下午7点半左右。相同的命运让两家迅速建立了联系。作为“过来人”，孙海洋给彭高峰支了两招，一是去派出所下跪，二是找监控录像。
　　第一招似乎没有起到多大作用。“报案13天后，警察才到现场。”彭高峰告诉记者。第二招倒很有效，街上6个监视器拍下的镜头，让乐乐的家长撕心裂肺。这名人贩子显然对地形并不熟悉，他扛着孩子跑过了不少街区。镜头中，可以清晰地看到孩子不停地挣扎，哭喊。最终，乐乐挣脱了人贩子摔倒在地。此时，一辆大巴车刚好开过，人贩子夹起孩子，跳上了车……
　　“警察来了之后，找到了大巴司机和乘客，挨个问。可都过去3天了，谁还记得？”乐乐的妈妈熊依妮告诉记者。现在警方倒是比最初重视多了，但再想查已经很难了，“如果及时出警，应该还能找到不少线索。”
　　学着孙海洋，彭家经营的电话亭也挂上了“寻子店”的招牌。彭高峰的主要工作是跟着警察出门找线索，电话亭则由家人看着。2008年7月中旬，彭高峰因肾结石住进医院。出院没两天，到了7月28日，他又跟着民警到潮汕找线索去了。
　　但显然，“惊喜”不会那么容易降临。7月30日，记者接到彭高峰从潮汕打来的电话。他表示，难度很大，一家一家查户口，如同大海捞针。于是他到镇上去转，希望能碰到乐乐，但这根本不可能。熊依妮告诉记者，她常梦到儿子，“其实只要知道儿子现在过得好，哪怕不能回家，我也能踏实了。但可能的后果太多了，想都不敢想。”
　　孙海洋和彭高峰更愿意通过网络寻求帮助，一个叫“宝贝回家”的寻亲网是他们常上的。丢了孩子的家长们还建起了QQ群，相互鼓励、找线索。此外，在深圳、东莞、郑州等地，民间的寻子联盟也相继成立。
　　莫金昌就是通过自发的寻亲渠道被解救出来的。2007年12月10日，他被一个骑摩托车的人抢走时，才一岁半。同样在求助警方无果后，莫金昌的父亲莫善敏向媒体发出了求助。2008年初，宝贝回家网的负责人称，在河南南阳发现了一个孩子，很像莫金昌，并说人贩子抓到了，是个叫陈杰的潮汕人，他也招了，说孩子确实是在深圳抢的。由于没得到深圳警方确认，孩子被送到了当地福利院，取名为党虎。莫善敏也在之后看到了孩子的照片，确认是小金昌。
　　
　　急盼救助体系
　　
　　孙海洋说，每找到一个孩子，他就觉得还有希望。但民间力量终究薄弱，它只是寻子家长们情急之下的无奈选择。如果没有得到很好的管理和规划，甚至可能酿出更多悲剧。
　　2008年1月1日，《中国反对拐卖妇女儿童行动计划（2008～2012）》正式实施。该计划提出，建立反对拐卖妇女儿童行动工作部际联席会议制度，公安部为牵头单位。作为中国第一个国家级反拐工作的指导文件，此行动计划涉及28个部委，涵盖预防、打击、受害人求助、遣返及康复、国际合作等领域。
　　深圳市公安局打击拐卖儿童专案组应运而生。据了解，截至目前，该专案组共解救了8名被拐卖儿童。但在家长们看来，公安机关的力度还是太小。有些案子报了几个月，一直没立案。“再等等”“给催催”这样的字眼，让父母们难以接受。《南都周刊》2006年9月的一份统计显示，在历年总共518名来自云南、贵州和广东的失踪儿童中，经打电话一核实，只有31名被找回。一位公安系统的人士告诉记者，这种案子10个有1个能破就很不错了。
　　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社会学研究所所长周孝正对记者表示，拐卖儿童属于犯罪，公安机关必须对此加大打击力度。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夏学銮也向记者指出，社会这个层面太过庞大，很多事情的根源都可以归因到社会，“但社会总得有人来出面吧，所以应由政府出面，由公安机关出面。”在他看来，比较理想的状态应该是由政府主导的、民间组织和非政府组织负责的、制度化的救助体系。
　　（摘自《 望东方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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