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人的“三仇”和上海人的“三愁” 上海人和北京人

　　刚从上海回来,在博客上看到上海女作家任晓雯的微博,说北京人三仇:仇富、仇腐、仇沪。因为刚从上海回,因为刚和任晓雯见过面,刚参加过她公司的一个酒会,觉得特有趣。 　　任晓雯说北京人三仇:仇富、仇腐、仇沪。显然是来自上海的概括,沪和腐、富声母不一,上海人才会混淆。
　　任晓雯的“传说”大概能代表一部分上海人对北京的想像,不大可能是北京人自己总结的。因为北京人现在关心更多的是美国人,不太关心北京以外的事,也不太关心上海人对自己的看法,而这个“三仇”说明上海人关心北京人对自己的看法,显然是一种误读,仇富恐怕不仅是北京人的心态,仇腐更是全国人民的心态,上海人民也会仇恨腐败。腐败是人民的公敌,腐败不除,国无宁日。至于“仇沪”,我觉得不会,北京人怎会敌视上海人呢?至少现在没有。仇沪的情绪历史上是有的,是在1976年之前的一段时间,文革期间上海的经济比其他地方好,物资供应比其他地方充足,甚至被四人帮批为物质刺激的奖金,上海的很多工人也能悄悄拿到。全国人民对上海的特权地位都有微词。所以,“仇沪”其实是羡慕的极端。在上个世纪80年代后期,“仇沪”演变成了善意的“嘲沪”,春晚那些小品里说沪语的男性一般都与小气有关,而现在沪语或沪味的普通话也在春晚小品消失了,说明上海的形象在上升。
　　 近来几次去上海以及和上海朋友的接触,倒发现他们有三愁:一愁外(外地人、外国人);二愁穷,三愁普通话。这“三愁”说明上海的发展进步已经非常神速,让市民有危机感。
　　“愁外”说明上海已经是国际化大都市,是高密度的移民城市。凡移民多的地方,经济必然发达。以前外地人被上海人称为“乡下人”,但现在整个上海遍地的“乡下人”,而这些外地人有不少是投资者,不是那些穷的刘姥姥。而财大气粗的外国投资者更是占领了上海的好地方、好姑娘,让本地人很不爽。
　　“愁穷”,则是忧患意识的标志。愁穷和仇富是一回事,但愁穷比仇富更像上海人,上海人仇富的心理不如外地人强烈,但爱富的心理要更强烈。因为爱富,所以常常愁穷。而安于穷困的人则容易仇富。仇富者希望别人和自己一样穷,愁穷者则希冀自己和富人一样有钱。上海的富人那么多,上海的民众时时愁穷,正是为了发奋追赶。
　　“愁普通话”则是文化保护意识强烈的表示,愁普通话不是拒绝普通话,而是担心上海话消亡,上海人的“非遗”保护意识极强。几年前,上海就有这样的段子,说:浦江两岸说英语,上海城区说普通话,上海郊区说沪语。上海人引以自豪的上海话居然沦落为郊区的官方语言,实在让人心痛。因为大量外地人和外国人的进入,挤压了上海话的生存空间,乃至有些有识之士呼吁保护上海话。
　　“愁”和“仇”同音,但出发点不一样,思考问题的方式也不一样,效果也不一样,需要再次提出的是,依据我在北京的十年经验,说北京人“仇沪”是误读,恰恰相反,爱沪的北京人不在少数,不少北京姑娘就希望找到精明能干、会挣钱又会做饭的上海男人,而很多的北京男人则钟爱嗲声嗲气、美丽智慧、温柔智慧的上海女孩。
　　
　　(摘自作者的新浪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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