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家珍刺杀良弼】 亮辅良弼

　　 1912年1月26日（阴历腊八）深夜，北京街头笼罩在寒风凛冽的肃杀氛围中。清朝亲贵、宗社党魁首良弼办公完毕后回到自己的新宅――红罗厂门前。正欲进家，一位一身戎装的新军“军官”呈上名片求见，口称“有紧急军情向良大人报告”。良弼回头一看，说话人个子不高，二十多岁，一身新式军服十分合体。“军官”靠近良弼，单腿屈膝半跪地上，手中递上名片说：“卑职是东北陆军武备学堂副监崇恭，有要事禀报大人。”良弼接过名片，细看来人，觉得不像自己的弟子崇恭，顿生怀疑，急欲躲避，仓皇奔上台阶，向门内逃跑。说时迟那时快，“军官”奋力掷去一枚炸弹。炸弹爆炸后，因距离较近，自身也被台阶弹回的弹片击中，当场殒命。良弼当时被炸断一条腿，第二天不治而亡。这位一身戎装、炸死宗社党魁首良弼的军官就是舍生取义的辛亥志士――彭家珍。
　　投身革命
　　 彭家珍字席儒，四川人，出身于一个具有中下级官僚背景的塾师之家。
　　 彭家珍的成长阶段正逢中国“三千年未有之变局”时期，中国外患频仍，内忧不断。同时这一时期的中国在危难中也出现了一缕曙光。号称“天府之国”的四川长期以来虽由于交通不便，人们的思想多趋于保守，但是在亡国灭种危机的刺激下，该地区也开始受到时代思潮的激荡。
　　 1902年，彭父到成都任教，彭家珍也随往读书。在省城，他的视野日益扩大。同年其父娶妾，遭到他的激烈反对。从此父子分途，其父思想停止于维新，而他则逐步走向革命。
　　 不久，彭家珍决定弃文从武，寻找新的出路。1903年他考入四川武备学堂炮兵科学习，以期用军事振兴国家。在校期间，成绩优良，深受学堂负责人的赏识。1906年他以全年级第八名的优等成绩毕业，旋与张思聪、陈鸣谦等七人一道由四川总督锡良选派赴日本考察军事，并购买军火。彭家珍一到日本即感受到革命的气氛，在革命的门槛外彷徨、苦闷了数年的他主动与革命党人接触，并拜见了孙中山。回国后，彭家珍任四川新军第六十一标一营左队哨官（相当于排长），暗中掩护革命党人活动。
　　 1911年夏，彭家珍调充天津兵站司令部副官并代理标统（相当于团长），秘密加入同盟会。彭家珍到天津后不久，与其他革命同志一起筹备成立京津同盟会。筹备会议决定在现有的同盟会员中分头进行起义的准备工作，彭家珍被派往上海制造炸弹、购买手枪。彭家珍虽然是军人出身，但是对于制造炸弹还是十分陌生。他到上海后，边学边做，不到一个月即试制成功，顺利完成任务。回到天津后，在教北方的同志制造炸弹时，他已经能够得心应手。不久，京津同盟会成立，彭家珍被选为军事部部长。
　　刺杀壮举
　　 辛亥革命后三个月内，全国革命风起云涌，共和势力控制的省份比清廷控制的多出三分之一，但相比袁世凯训练有素的北洋军，南方民军较为松散、战斗力不足，若当真强攻北方，很难说鹿死谁手。从1911年11月开始的南北和谈，直至翌年1月，始终处于僵局。
　　 而孙中山、袁世凯之外的第三股势力宗社党，即1912年1月12日正式亮相的由皇族良弼、溥伟、铁良、毓朗、载泽等人组成的“君主立宪维持会”，在筹划最后一搏。宗社党企图赶走内阁总理袁世凯，由毓朗、载泽出面组阁，而铁良、良弼等人率军与南方决一死战。其魁首良弼甚至许下三个月内击败民军，否则斩首的“豪言壮语”。
　　 在这种情势下，袁系势力和宗社党成为推翻帝制、实现共和的主要障碍。因此刺杀袁世凯、良弼等人成为京津同盟会的首要目标。
　　 历史的重任落在彭家珍肩上。他曾愤然对其同志说：“良弼，枭雄也，此獠不灭，终为革命大患，吾不除之，人其谓我何!”行刺前他致书同志,用极血性的文字自比荆轲、聂政及博浪投锥之张良,可见其对古之侠者的向往。
　　 但行刺并非易事。为了保证暗杀成功，彭家珍做了精心而周密的准备。
　　 首先，谋得良弼的相片。彭家珍不认识良弼，很难行刺。他通过调查了解到和自己有些私交的老乡张敬三、罗春田同良弼往来较密。于是他通过邀请张、罗赌博等方式，设法弄到了良弼的相片。
　　 其次，筹划了接近良弼的方式。彭家珍发现，良弼的亲信弟子、奉天讲武堂监督崇恭与自己外表相似，可以假扮他去见良弼。于是在津沽印了一匣崇恭的名片，又购清军上等官服装全套，归来后穿戴上，自信地问同人：“公等看我，如古代之大侠否？”
　　 一切准备就绪。1911年12月6日，清室内廷召集王公亲贵秘密筹议南北战事。彭以为机会难得，遂作绝命书并嘱咐其随从伍焕章将衣物送至天津民意报馆。
　　 1912年1月19日，彭家珍决定趁清王朝咨政院开会，把所有清室顽固派一网打尽。但是，当他设法弄到入场券图谋进入咨政院时，已经散会，议员们陆陆续续退场，谋刺计划告吹。
　　 1912年1月26日，彭家珍打听到良弼和王公亲贵借到皇宫吃“腊八粥”的机会召开秘密会议，便身穿高级军官制服，挂上指挥刀，将两枚炸弹藏于外套里，手枪插在腰间，扮成“崇恭”的模样，乘车到金台旅馆。他谎称因军事来京，并拿出与良弼有师生之谊的崇恭的名片，进入良弼旧宅，未遇。彭即转赴红罗厂良弼的新寓所。守门人说良弼赴摄政王府未归。他估计东华门是良弼归时的必经之路，于是在东华门外等候。良久，始见良弼乘马车归来，但因前后有一百多名卫队保护，不便下手。
　　 于是，彭家珍急命车夫马上掉头，抢先回到良宅。他下车后，即立于良宅门前的两马石之间。很快，良弼的马车也已赶到。车停稳后，良弼缓步下车，彭家珍即快步向前，递上印有“崇恭”字样的名片。良弼与崇恭相熟，见来人不及崇恭高大，神色也有些异样，意欲躲避。化装成崇恭的彭家珍在靠近良弼的瞬间，已迅速以右手将一枚炸弹掷出（左手还急插入左侧衣袋），炸弹触地而裂，一声霹雳腾空，良弼左膝立断，只有筋皮连接，周身俱伤，扑地昏厥。同时殒命者有良弼的卫兵八人，马弁一人。不幸的是，彭家珍的头部也被弹片击中，这位年仅二十四岁、被人称为“暗杀时代最后刺客” 的辛亥志士当即殉命。
　　 次日，良弼伤重不治。临死前，他对妻子和儿女长嘘道：“炸我者，独不杀老萨与荫昌？聆其音确是川人，真是奇男子！我本军人，死何足惜，吾见政府不可为，故组织宗社党以图挽救，今我死，其如宗社从兹灭亡何？!”叹息而亡。
　　 “彭家珍炸死良弼”起了两个作用。一是实现了革命党人的既定目标，扩大了同盟会在北方的影响。良弼之死使那些皇族亲贵们胆战心惊，许多王公大臣包括一些反对退位的宗社党人深感自己性命不保，纷纷逃出北京。其他一时难以逃走的亲贵中反对共和的人也基本上偃旗息鼓了，或乞求袁世凯的保护。这就为革命党人实现清室退位、实现共和扫除了一个障碍。二是这一事件客观上“应和”了袁世凯的“革命党人潜伏京师”的谣言，为袁世凯向隆裕太后及清廷亲贵施压，逼迫其迅速“退位”创造了条件。袁世凯借此加紧了“逼宫”力度。十几天后，宣统皇帝下诏退位，从此结束了清朝二百六十七年的君主专政制度，乃至当时及后来的一些人把彭家珍此举说成是受了袁世凯的“利用”。
　　身后评说
　　 良弼既除，清帝退位，南北统一于共和的旗帜之下。革命党人在欢庆胜利时，没有忘记彭家珍这位为建立民国而捐躯的烈士。彭家珍牺牲后，遗骨由亲属运回四川安葬。南京临时政府大总统孙中山追认其为大将军，谥号义烈公。
　　1912年2月22日，距彭家珍牺牲不到一个月，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即将彭家珍与“革命军马前卒”邹容相提并论。
　　 中国共产党人对彭家珍的评价中以同盟会老会员吴玉章为最早。他对彭家珍赞许有加，在其《辛亥革命》一书中称赞彭是“真诚的革命分子”。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中央人民政府颁布了《革命军人牺牲、病故褒恤暂行条例》，其中包括了对辛亥革命烈士的抚恤。1953年1月6日，根据四川省川西区人民政府的调查，由毛泽东主席向彭家珍的家属签发了《光荣纪念证》。证书中说：“查彭家珍同志在革命斗争中光荣牺牲，丰功伟绩，永垂不朽。其家属当受社会上之尊崇，除依中央人民政府《革命军人牺牲、病故褒恤暂行条例》发给恤金外，并发给此证，以资纪念。”证书上除了毛泽东手书的“永垂不朽”四个大字和签名外，还盖有“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的朱红大印。从此，彭家珍的父亲、妻子（彭未过门的妻子王菊逸在其牺牲后仍为其守节终身）和养子一直受到政府的特殊照顾。
　　 当然，历史是复杂的，时人对彭家珍也有不同认识。但无论如何，彭家珍刺杀良弼的行动是革命党人的一次壮举。这一事件对于加速清廷灭亡所起的作用及历史功绩将永载史册。■
　　（责任编辑/金 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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