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斗士陶行知之死]中国自由斗士

　　陶行知的名气，逾出了他的专业圈。提起陶行知，连教育界以外的人，都知道他是一个有名的教育家，因为他选了一条非常崎岖的路，披荆斩棘，踽踽独行。因此，在同时代知识分子中，陶行知 “另类 ”的标记很明显。自然，他的人生价值也恰恰在于此。他为此奋斗，为此赴死。
　　
　　为“一二 ?一”惨案奔走疾呼
　　
　　1944年以后，陶行知关于民主、民主教育的诗文渐渐多了起来。邹韬奋偏于此年夏天不幸病逝，邹韬奋和陶行知同是救国会的 “君子”，同是争民主的朋友，同样吃过专制统治的苦头。如今一个壮年早逝，另一个不免伤悲孤单，陶行知便将朋友与民主合而悼唤之 ――在他为邹韬奋写的悼亡诗中，民主与自由总是主题。
　　1945年8月，抗战胜利了，比陶行知预计的时间提前了十四个月。陶行知写信给夫人，念叨着要同游黄山、上海、南京、北平，以及日、美、英、法、苏等国。可是他很快发现，国民党没能把握住这一时机，只忙着到处争抢胜利果实，自然不肯与其他党派一起组织政府，共同管理国家，而欲一党专政，实行独裁。中共及其他党派自不肯束手就范，由此掀起了要求民主建国的浪潮。陶行知向潮头立，与夫人优哉游哉的出游计划遂付诸流水。
　　当时国共双方虽摩擦不断，但尚未大规模开战，初秋还有过一次著名的谈判。此时陶行知已将民主的希望寄托于中共身上，他在 11月 1日《民主教育》创刊号上撰文《民主》道：“毛泽东先生写的《新民主主义》，和中国民主同盟临时全国代表大会所通过的纲领，都系实现真正民主的路线。”其后他做诗贺《新华日报》八周岁，称赞它对民主的呼吁。
　　重庆谈判只是给国共相争的故事增加了一个精彩的情节，内战随即爆发了。 11月 25日，昆明大中学校师生六千余人，在西南联合大学举行反内战时事晚会。
　　军队包围了会场，禁止师生通行，并施放枪炮加以恫吓。全市各校师生于是联合罢课以示抗议，之后便发生了“一二 ?一”惨案，国内一片哗然。
　　两天后，陶行知代表救国会出席在重庆召开的 “追悼昆明反内战被害烈士大会 ”。在会上，陶行知慷慨激昂地宣读了他写的悼词，表示要继承遗志，与各党各派、无党派及亿万同胞共挑反内战争民主自由之担，向民主与自由发出呼唤，向专制与暴政表示抗议。他成了一个赤膊上阵的民主斗士。
　　在前一天晚上，他将自己的诗歌整理为九册，他想若此行不归，即作为遗著，拟开会前交给友人以出版。开会当日，出门前，他分别给夫人及生活教育社同志各写了一封信，作为遗嘱，留在桌上。他给夫人的诀别话是：
　　树琴：
　　我现在拿着昨晚编好的诗歌全集，去交给冯亦代先生出版，然后再到长安寺去祭昆明反内战被害烈士，也许我们不能再见面。这样地去，不会有痛苦，望你不要悲伤。你有决心，有虚心，有热心，望你参加普及教育运动，完成四万万五千万人之启蒙大事，以奠定天下为公之基础，再给我一个报告。再见。
　　所幸那天会场并未发生流血事件，陶行知平安归来，也自庆幸，他写信给夫人道：“这次我预备死而不死，今后尚有为民族、人类服务之机会，而又能与你再见，真是幸福。我当加倍努力，以无负于此幸福也。”
　　
　　为国共停战及召开政治协商会议
　　“纵被石打死”
　　
　　12月 16日，中共派出代表团由延安抵达重庆，与国民党商谈停战及召开政治协商会议事宜。陶行知对国共相聚于会堂，而不再兵戎相见寄予莫大期望。12月 22日，他写了一首不短的诗，题为《政治协商会议之路》，诗中一再告诫：
　　这一回别再叫国人失望；
　　一言一行要为别人着想；
　　产生一个民主的联合政府；
　　首先停止内战！
　　首先停止内战！
　　首先停止内战！
　　……
　　整首诗可谓语重心长，对国共两党能否化干戈为玉帛并无他对人事的一贯乐观，其中的担心显而易见。他对国家前途的期望是产生民主的联合政府；停止内战则是底线，他连说了三遍。
　　1946年 1月 10日，国共双方签署的停战令发表。当天，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开幕，陶行知作为民盟政协代表顾问团成员，参与策划民盟政协提案。
　　因为对国民党不放心，救国会与民主建国会、陪都文化界政治协商会议协进会筹备会就在政协开幕的第二天，邀请各界代表集会，成立了陪都各界政协协进会，陶行知与胡厥文、李公朴、章乃器等三十五人被推为理事。协进会的口号是： “政协会议只许成功，不许失败！ ”
　　大家在台上演说，特务们混在会场中放鞭炮、敲小锣、喝倒彩、向台上掷石头。陶行知没有被吓住，他写了四句诗：“主人要谈话，公仆摔石头。纵被石打死，死也争自由。 ”
　　政协会议就在这样的社会氛围下，“礼成 ”了。 2月 10日，陶行知与李公朴、郭沫若、施复亮等人作为主席在较场口广场召开重庆各人民团体庆祝政协成功大会，当大会总指挥李公朴刚宣布开会时，只见一个大汉跳上台去，一边去夺李公朴手中的话筒，一边就着话筒自称是农会代表刘野樵，叫嚣他才是主席。接着又有一帮人冲上台，对主席台上的人拳打脚踢。李公朴的垂胸长髯被人又揪又拽，陶行知鼻梁上的眼镜也被打掉了，郭沫若、施复亮也都受了伤。最后靠了育才师生手挽手拦起人墙，陶行知等人才得以脱身。
　　先回到生活教育社的同事与学生们都焦急地等待着陶行知的消息。过了许久，穿着泛黄的黑色哔叽大衣的陶行知才走进门来。他虽然没有受伤，但脸色异常难看。大伙围着他，希望他能说些什么。可陶行知无意多讲，只说了一句： “朋友们，要镇静，斗争是更加尖锐了。 ”
　　
　　他说时刻“预备挨打”
　　
　　抗战胜利后，避难大后方的各级政府、各种组织，以及个人即开始做归去的准备。
　　陶行知也做好了离渝赴沪的准备。
　　他和夫人树琴从重庆至白市驿机场候机，次日早晨8时多起飞。当日天气晴朗，一路无风，12时45分他们安全抵达南京，在莲子营六十号他的同乡好友姚文采家住下。
　　陶行知抵南京的第三天到晓庄为父母和妹妹扫墓。 18日到上海，住在吕班路（今鲁班路）五十三号的一个亭子间里，面积约八平方米。陶行知身居斗室，与抗战中居于碉堡中一样安之若素。
　　上海教师千余人21日聚集在市立育才中学，欢迎陶行知。陶行知现场作了《民主生活与民主教育》的演讲。
　　陶行知到上海的当月，即筹备成立生活教育社上海分社，并于 5月 4日向上海特别市社会局呈文请求立案。社会局终未批准立案。当局对陶行知的态度可见一斑。
　　6月 23日，上海十万群众在北火车站欢送上海各界反内战赴南京向政府请愿的代表，陶行知出席大会。会场中一个青年走到陶行知跟前，对他说： “也许今天要重演较场口事件，先生要小心些。 ”陶行知闻言，显得十分沉着，道： “那不是我们的事，重演不重演是政府的事。你来参加，难道不是预备挨打的吗？ ”陶行知在会上作了激情演讲，用诗一般的语言大声疾呼： “八天的和平太短了，我们需要永久的和平！假装的民主太丑了，我们需要真正的民主！我们要用人民的力量，制止内战，争取永久的和平；我们要用人民的力量，反对独裁，争取真正的民主！”
　　
　　时刻准备坐牢，自谓“候补的探花”
　　
　　陶行知在到上海的百日内，演讲达八十多场，主题多离不开民主， “讽刺政府 ”的言语更是少不了，他渐渐成了当局仇视的对象。引起当局记恨陶行知的另一个原因，是陶行知与中共的关系越来越近。
　　上海有一个中共地下党领导的 “匕首 ”、“投枪”式的刊物《消息》，创刊不足两月即被政府查封，上面却曾刊登陶行知的贺诗：“说是人民第一，弄得没有饭吃。指望内战快停，愿您传此消息。我从首都经过，自由尚无一滴。自从到了上海，喜见民主消息。 ”
　　他和周恩来交往，做了由中共上海市教委领导的中等教育研究会的顾问，刊名也出自他的手笔；他还参加中共组织的各类民主活动，指斥国民党政府的行为是“流氓法西斯行为”。他直言：“蒋介石将军有一种过敏心理，即凡是要求和平或民主的人都是共产党人。 ”这更使他成为国民党的眼中钉。
　　6月间，陶行知以他住的虹口区的环境太杂乱为由，对他的朋友任宗德说，想搬到地处爱棠新村的任家住一段时间，任宗德满口答应。任宗德与中共及陶行知的关系不一般，抗战中他先后在四川各县开办酒精厂，曾得到中共南方局的大力支持。任宗德与陶行知就是由重庆《新华日报》总经理引见的中共地下党员介绍认识的。陶行知的育才学校及重庆社会大学，在经济上都曾得到任宗德的鼎力相助。陶行知任总编辑的旨在出版抗日、民主、进步书籍的大孚出版公司，就是任宗德听从陶行知的建议而出资开办的。
　　6月 30日，陶行知见了老朋友翦伯赞及其妻子李淑婉。不久前翦伯赞夫妇从重庆转经南京来到上海，暂时住在陶行知给他们介绍的一个朋友的家里，心情不是很好，翦道： “我们在上海是多余的人，上海的人不需要文化，只需要黄金。 ”陶行知一眼看穿了问题的症结，道： “你是不是为了房子不耐烦？其实你在我朋友家中多住几天也没有关系。 ”翦夫人道： “因为两个人住在人家家里，天气渐渐热起来，怕人家讨厌。 ”陶行知以幽默的口气安慰道： “不要着急，总有房子让我们住的。时局好了，当然有房子给我们住；时局坏了，也有房子给我们住。 ”翦伯赞不解，问： “时局坏了，怎么也有房子给我们住呢？ ”陶行知笑揭谜底： “时局坏了，你和我都要去坐牢，不是也有房子住吗？ ”
　　时隔方半月，陶行知就明白了时局坏的程度比坐牢厉害多了，那便是接连发生于 7月 11日与 15日的李公朴、闻一多被刺杀案。李、闻与陶行知一样，都是文化界的民主斗士，他俩的遭难，自然立刻使陶行知无比清楚自己所处的险境。在闻一多横死的次日早晨，出生在四川乐山、长在成都的加拿大籍传教士文幼章去看望陶行知，陶行知用了一种悲痛的音调对他说：“国民党专横独霸已经有二十年了。他们拥有全国的军队与警察，然而他们还要像蛇蝎一样向上爬，去盗窃那些进步的手无寸铁的评论者的生命。 ”
　　就在陶行知倒下的前两天，陶行知、胡风等人聚集在郭沫若家里，言谈中提到李、闻之死，郭沫若笑着对胡风指一指陶行知。陶行知则用疲乏的声音自称道： “候补的探花……”说着，他露出了一个微笑。郭沫若和胡风听了他的调侃，都不觉笑出声来。
　　
　　死在朋友家
　　
　　陶行知自己以及关心他的朋友们，都警惕到来自政府特务的危险，却又都恰恰忽略了同时还有另一种危险，那就是陶行知患有高血压。而他的病有多严重，包括陶行知自己，都不十分清楚。长年无药可服，长年营养不良，长年过度劳累，都使他的病日趋严重。在他逝世后，友人们回忆起来，才恍然意识到早在抗战末年，陶行知的身体和精神就已经出现颓萎的症状了：在聚会上，他不大发表意见了，而又常常打瞌睡。
　　终于，病魔赶在特务前面先下手了。或者可以说，病魔做了特务的杀手。任宗德这样回忆陶行知借住任家及发病的情景：
　　我在爱棠新村的家是一幢三层楼的洋房。一层是客厅和饭厅；二、三楼层各有两套卧室。我和家人住二楼，陶先生和我的另一位朋友俞世?住在三楼。
　　每天早晨 8时，我和陶先生、俞先生一起吃早点，说几句感兴趣的话题，饭后各自去干自己的事。晚上 6点钟又一起吃晚饭，交换一天的见闻和信息。我记得每当我们吃完早点，陶先生就戴上一顶大草帽，把帽檐压得低低的走出大门……
　　7月 25日晨，和平时一样，我们聚在饭厅准备吃早点。8时过了，陶先生还未下楼来，我就让俞世?上三楼去请他下楼来就餐。不一会儿，俞世?慌忙跑下楼来，急切地连声说：“不好了，陶老师犯病了！”我即上楼到陶行知卧室一看，发现陶先生在卫生间靠着马桶半躺在地上。走近一看，陶先生头发热，面带赤，口喘气，病状十分严重。我于是立即给沈钧儒先生打电话，告知了陶先生的病情，请他和他儿子沈谦（著名的西医内科专家）尽快赶到我家来设法诊治抢救。沈老一听就急了，连忙说“我们即刻就到”。同时，沈老迅速将此事打电话报告了周恩来。我又打电话通知了陶夫人和沙千里、史良等。
　　沈钧儒放下电话 ,立即带着儿子及来访的《新华日报》记者陆诒一同冒雨驱车前往任宅。他们匆匆赶到时，只见陶行知眼睛半合，鼻息如雷，对旁人急切的呼唤没有任何反应。沈谦翻看眼睛，听心跳，把脉；又打了一针，可是不见反应。
　　任宗德怀疑陶行知是遭了国民党特务的暗害。沈谦说看起来不是，而是严重的脑溢血，可能与陶先生的高血压病有关。他转问任宗德之前陶行知有无病痛的迹象，任宗德道：“没有看到呀，陶先生这几天也从未讲过身体不适。 ”沈谦说可能是太劳累太紧张使血压急剧升高所致。沈钧儒不由急问儿子： “赶紧送到医院去吧？ ”沈谦摇摇头说病人濒临死亡，已经来不及抢救了，并且路上颠簸，只会加快病情恶化。
　　之后大家搬来一张行军床，七手八脚把陶行知抬上去，用买来的冰块将毛巾冰冷了敷在他的额头上。做完这些，众人一时手足无措，只能暗自祈祷，希望陶行知的生命力发生奇迹。
　　沈钧儒一直搭着陶行知的脉搏，11点半的时候，他忽然叫道： “脉搏正常了，还有希望！ ”可这只是夕阳落山前的回光返照。在众人忧心如焚的等待中，陶行知浓重的喘息声渐渐变小，大家刚以为病情有所好转，却发现他身上的热汗都已变成了冷汗！
　　正在这时，周恩来、邓颖超等人跨进门来。周恩来俯下身去，对陶行知说了一段送行的话，而后环视在场的人，一把抓住田汉的手，痛心疾首地对众人道： “你们都得保重啊！文化界的朋友们，无论如何再牺牲不得了！ ”
　　陶行知的妻子吴树琴禁不住悲从中来，趴在陶行知的遗体上痛哭起来。
　　陶行知在他去世的前九天，在给育才全体师生写的一封信中写道：“……公朴去了，昨今两天有两方的朋友向我报告不好的消息。如果消息确实，我会很快地结束我的生命……”
　　这话颇值玩味，意思似乎是，如果当局暗杀计划已定，那么他就自裁。当然自裁未必是自尽，而可能是故意用过度的劳累诱发宿疾。这显然并非胆怯，恰恰是一种勇敢，而且是理智的勇敢 ――是在明知必死的情况下，对死的方式的选择。正如德国学者内克曼所言：陶行知 “本来会像他的两个朋友一样遭到国民党特务的暗杀。然而 1946年 7月 25日因患脑溢血使他免遭了这一厄运”。
　　在临死之前陶行知的举动上，也可见他对死的安排。虽然死神能否招之即来，他并不能肯定，但他能肯定他对于自己病情的了解。
　　陶行知对于自己的诗虽然很谦虚，但至少是偏爱的，所以他每临大事，必先整理诗集。在出访欧美动身的当日早上，他将编好的诗集交给了邹韬奋；在参加追悼昆明烈士大会的早上，他将编好的诗集交给了冯亦代；在他死之前一天，下午1时起，他连续五个小时整理他的诗集。
　　他是这样料理好了一切，只等死神叩门。
　　那是一个细雨不解暑热的夏日，死神如期而至。陶行知应是坦然面对，随之而去的。他对人世的态度本是 “不恋 ”――整整三年前，陶行知写信给妻子道：“……虽然我的人生观是不恋，其实要说一定不恋也不对，更近情理是恋而不恋，不恋而恋。 ”他走得应无遗憾。■
　　（责任编辑/陈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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