忘年之交的典故【忘年之交吴冠中先生】

　　谁都知道世上没有卖后悔药的,但我常常为寻找后悔药纠结不已。我和吴冠中先生同住一个小区,去年我要迁新居,在最后准备拔掉电话机的一刹那,想到和吴冠中先生辞行。在电话里我说会常来看他,希望他保重。他说他身体还好,就是吃四片安眠药也只能睡三个小时,很痛苦。我问他还在创作吗。他说很困难。电话里他说了很多,好像不是我要搬走,倒像他要远行。我说搬走也会常来看他。但我确实没想过他已年过九旬,总觉得有的是时间。听到老人去世的消息,我简直悔绿了肠子。
　　回想起前年春节我最后一次给吴冠中先生拜年。和往常看望他时一样,我除了带去一张会说拜年话的嘴,仍旧空着两手。但当我们双手握在一起时,我是那样真切地感受着两手空空的温度和那颗把彼此装得满满的心。
　　虽说是过年,但他的家新年和旧年一样没有任何形式上的变化。他的生活多年来一如既往,没有任何实质的改变。小画室不到十平方米 ,朝阳,画案旁的餐桌上已摆放好午餐:一个盘子般的大馒头、一盘“水煮蒜苗”、两碗多种豆类煮制的粥。吴先生和夫人正准备就餐。先生说,他们请了一位下岗女工帮忙做一顿饭,其余两顿自己做,基本吃剩的。我注意到吴先生好像是刚刚理了发,就问:还是街边师傅的手艺?吴先生显得挺高兴,说:街边理发的师傅们搬进了理发室,不用站街啦。很多年以来,吴先生总在街心公园的林荫小道边,花两元钱找个“蹲摊”的理发师傅理发。每次我遇见,就会开他的玩笑说:这么有价值的脑袋怎就这么廉价地“处理”一下?吴先生扭过头说:剃头师傅是“行为艺术”,我是纸上谈兵,我们工作不同,价值一样。凡到这时,他的脑袋总会被剃头师傅 “无情”地归位。他只得低头喃喃:我这时候的价值就相当于一个等待削皮的冬瓜。剃头师傅遇到这样的情景,就会神气地哈哈大笑说:那你们先聊会儿吧,我等着。玩笑间,吴先生总会有意无意地谈到他的“创作观点”。每到这时,我都觉得他很孤独,他期望别人的理解。
　　后来我的专访《吴冠中有话要说》在《文艺报》整版发表后,吴先生将其收入了他的文集,我们的友情也从相识而跨向更高的境界――忘年交。
　　我和吴先生毗邻而居十几年,那几年他每天都会沿着小区转圈散步,时间宽裕时会一大早敲敲我家的门,如我还没去上班,就会来坐坐。赶上我正好出门时,他会叫我一起和他徒步到离我们小区三四公里、儿子为他准备的大画室去看他的“大画”。去那儿要走四十分钟,他想画“大画”时就一早过去,带些饼干、面包当午餐,晚上再步行回来。夫人身体好时,他们也会到那里住几天,创作完成后再回到家里。吴先生说,近年画“大画”少了,所以去那里也少了,主要原因是不想重复自己,没有新意、没有激情的作品不想画,另外精力、体力也觉得差了些。尽管如此,在这近十年里,老人家的画展不断,国内外不少博物馆收藏他画作的报道也不断。他说他希望把自己认为的精品都捐给博物馆,不愿流落民间被人转手,由拍卖行拍来拍去。他说,无论拍卖的价多高都和他本人没有丝毫关系,送出去的画就是别人的了。
　　记得2001年我去吴先生家,他的家与往日稍有不同,窗台上多了一个小罐头瓶插着的红色康乃馨,书桌上的花瓶里多了带有绿叶的金色郁金香。这使我忽然想到,今天大约是吴先生的生日。那两束淡雅、朴素、没有任何装饰的鲜花,一定是他的儿孙或熟悉他的朋友、热爱他崇拜他的弟子悄悄送来,以表心意的。吴先生一辈子从来没为自己张罗过生日,也坚决不主张任何人为他过生日。因此,我不知道哪天是他的生日。他只说:我是老羊,你是小羊,我们都属羊。他随口问了我这只羊的生日。突然有一天,他散步时又到我家,高高兴兴地祝我生日快乐,送给我一幅他写的字:“羊生日,见日出,殷红色”。我们相识多年,我从未张口向他求过一幅字画,这一突如其来的珍贵的生日礼物让我特别兴奋也特别惭愧。因为,我从未给我的这位忘年交祝贺过生日――无论是他在艺术创作默默无闻的时候,还是他在国内外声名显赫的时候,但他却把我这小字辈的生日放在心上。那年他八十二岁。
　　我一直在想,吴先生这些年来引起许多人的误解,这一定与他独特的思想有关。也许,随着中国美术的发展,我们将越来越认识到吴先生的观点的意义与价值,误解也会随之消除。
　　吴先生和这个世界永别了,我这个没心没肺的人竟然在搬家前的一年里没去看望他。而今,我把他老人家送给我的那套精装本《吴冠中文集》摆放在我的桌上,点燃一支蜡烛,在幽幽的烛光中怀念这位画家、文学家,他送我书时说的话言犹在耳:“文是画之余,是画之补,是画到穷时的美感变种。只可惜,我如今已是白发苍苍的风景画家,不能互换,是文是画,只求表达真性情吧!”
　　老人的话在我心里生根,老人的身影在我脑海里驻足。我把老人那颗不再跳动的心安放在我的生命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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