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文瑞：中国劳动保障第一人] 中国劳动保障报官网

　　 　　马文瑞（1912年~2004年）生于陕西米脂（今子洲）县一个农民家庭， 十四岁加入共青团，十六岁转为中共党员，曾在刘志丹、谢子长领导下开展农民运动和游击战争，并先后担任区委书记、陕甘边东工委书记、陕北省委秘书长等。1945年春，任中共西北局常委、组织部部长，1953年1月起担任西北局副书记兼组织部长。
　　1954年，四十二岁的马文瑞开始担任劳动部长，一干就是十二年。“文革”期间，马文瑞以“莫须有”的罪名被罢官、关押，直至1973年才被“解放”。
　　由于马文瑞是政务院改为国务院之后的首任劳动部长（政务院劳动部长由全国总工会常务副主席李立三兼任），在任时间最长，成就分外突出，所以不少老同志都尊他为“劳动保障第一人”。
　　
　　20世纪末，中央成立了一个专门小组，由杨尚昆任组长、邓力群任副组长，组织有关人员为一百位开国元勋和有重大建树者编写传记。2003年5月，劳动保障部党组交给我一项“政治任务”：负责撰写《马文瑞传》中的“在劳动部长任上”。我从此开始全力投入来完成这一任务：查资料，走访马老及其家人以及劳动部早已离退休的老同志等。在采访过程中，随着对马老的了解，对马老的感情也越来越深。他平易近人，待人诚恳。不想，我和他交往不到一年，他便因病医治无效，于2004年1月3日去世了。2009年的1月到了，我不禁又想起了马老，想起我们在一起聊人生的日子。
　　
　　“从今以后，中国的无产阶级都归你管”
　　
　　1954年9月15日到28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决定将政务院改为国务院，仍由周恩来任总理。周恩来在大会结束前宣读了国务院及各部、委、办负责人名单。
　　9月28日早晨，时任西北局副书记的马文瑞又像往常一样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当播音员宣读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部部长马文瑞”时，他不禁为之一怔：这是指自己，还是同名同姓的另外一个人？若指自己，怎么事先没有任何动静呢？若是别人，可从来没听说还有另外一个马文瑞呀。他越想越纳闷，便拿起电话，询问中组部第一副部长马明方。
　　马明方也是陕北人。在马文瑞二十岁那年担任陕北团特委书记时，马明方任中共陕北特委代理书记。他们患难与共，同心协力，曾被大家亲切地称为“二马”。后来，“二马”又一度同为西北局副书记。
　　“是啊！”马明方如见老友，边笑边答：“没有错，就是你！”
　　“是我？”马文瑞虽感突然，却没再问。他迅速做起有关准备工作，随后，告别了生活战斗过几十年的大西北，于12月下旬到了北京。
　　12月21日至25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二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在京举行。作为全国政协委员的马文瑞，到京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参加这次会议。
　　第一天的会议结束时，毛泽东看见了马文瑞，很高兴地招呼说：“马文瑞同志，你来了！”
　　马文瑞闻声迎上去，紧紧握住毛泽东早已伸出的大手。
　　毛泽东环顾左右，向大家介绍说：“这位是马文瑞同志，是我们中央政府里少有的年轻部长！”随后，他注视着马文瑞，关切地问：“文瑞同志，你上任了吗？”
　　“开完政协会就去上班。”马文瑞答道。
　　“好！”毛泽东说，“从今以后，中国的无产阶级都归你管。”
　　
　　语音刚落，周围的同志都笑了起来。
　　笑声中，马文瑞感到很受鼓舞；同时，也深深感到自己肩上担子的分量。
　　全国政协会议闭幕的当天，周恩来同马文瑞进行了一次简短的谈话，临别时，又紧紧握住他的手，语重心长地说：“你过去管干部，今后管无产阶级，两千多万啊，方方面面的，这是大事情！”
　　马文瑞看着总理充满希望的目光，什么也没说，郑重地点了点头。
　　
　　“当劳动部长要少活十年”
　　
　　马文瑞上任之初，劳动部从机构设置到办公场所，都相当混乱。在具体业务方面，存在的问题更多。劳动系统的干部队伍也很弱，素质参差不齐。
　　面对这一系列问题，马文瑞多次感到自己“适宜在下面工作”。想当初，自己作为一名地方党政领导人，工作虽然千头万绪，但主动权很大，只要符合大政方针，便可“快刀斩乱麻”，使问题一个个迎刃而解。而现在自己是国务院一个部门的负责人，有许多事，经过反复调查，认为可行，却无权决定，但又不能拖；报上去请示，越着急越感到批复得慢，而同级相关部门的同志往往又催得紧，常常感到压力很大，有力使不出来，照他自己的话说，是“很受罪”。
　　对此，马文瑞本着“先易后难”和“先急后缓”的原则，在搞好日常工作的同时，有计划有步骤地理顺工作关系并实现工作重心的转移。
　　然而，问题还是一个接一个地出现了。
　　1955年4月25日，天津国棉一厂一台锅炉爆炸，伤亡七十七人，致使全厂生产一度停顿。国务院苏联援华专家总顾问阿尔希波夫鉴于锅炉频频出事的现状，建议国务院设立国家锅炉安全监察局。陈云副总理采纳了他的意见，并责成马文瑞负责筹建锅炉局，并由劳动部代管。但锅炉局成立不久，却引起了一场小误会：开始分管劳动部工作的李富春副总理得知劳动部下设一个锅炉局，感到不可思议，便在一次大会上批评：“劳动部不务正业，设锅炉局生产锅炉！怎么能这样搞呢？如果这样下去，我们就要改组劳动部！”无疑，这引起了不小的震动。马文瑞得知后，专门求见李富春，说明了有关情况。李富春这才恍然大悟，缓和了语气，说自己“犯了官僚主义，讲错了”。
　　为使旧社会的受害者获得新生，实现就业，马文瑞决定向改造好了的妓女、大烟鬼、赌徒、丐帮头目提供工作岗位。但在具体实施中，不少部门都不愿意接受这些人。为此，他拜访了有关部门，说服他们安排了一些人。可是还有大多数的剩余者呢，难道都需要自己一个个地去做工作？马文瑞为此伤透了脑筋。
　　好在李先念分管劳动部工作期间，十分理解劳动部工作的艰辛和当劳动部长的苦衷，不但处处支持马文瑞，还曾当面对他讲：“当劳动部长要少活十年！”马文瑞听罢，才欣慰了许多。
　　“为什么跟了你，就得老吃亏？”
　　
　　在担任劳动部部长之前，马文瑞从未从事过劳动管理方面的工作。现在的工作岗位和担负的任务对他来说，完全是新的。正如他自己所说：“过去熟悉的东西只能暂时放下，而现在担负的是自己所不熟悉的业务，必须尽快地熟悉它，熟练地掌握它。”
　　为尽快做到熟悉和掌握业务，马文瑞认真学习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同志的有关论述和指示，研究劳动部历年来的工作报告和颁发的各类法规政策，召开各种形式的座谈会，广泛听取各方意见和建议。
　　由于工业、建筑业有许多专业名词和术语，对外行人来说比较陌生。马文瑞认为，自己身为劳动部长，不仅要弄清这些名词术语，还应当成为劳动保护方面的行家里手,只有这样，才能确保自己签发文件的严谨性。为此，他经常就一些字、词，还主动向劳动保护局、劳动保护科学研究所的同志求教，向在生产第一线的工人师傅求教。
　　当时，由于中央领导人都习惯于夜间办公，所以出现了中南海的“长明灯”之说。在马文瑞家中，也有一盏“长明灯”：马文瑞白天日理万机，晚上又在灯下学文件、看资料、修改报告，随时听从周总理等中央和国务院领导同志的召见，常常熬到天亮。为此，他的秘书都感到受不了。尤其是在他集中精力思考某一个问题时，除了一支接着一支地抽烟，几乎一切都置之度外。家人喊他吃夜宵，声音小了怕他听不见，声音大了又怕打扰他，往往感到很为难。
　　一天晚上，马文瑞的小女儿突然发高烧，体温近四十度。他正想送她到医院，忽然接到总理办公室的电话，让他尽快赶往中南海。于是，他只好安排夫人和儿子陪小女儿去治病。当他从总理那儿回到家，已经是凌晨4点了。他悄悄走到女儿床边，轻轻地摸了摸她的额，又给她拽了拽被角。小女儿在蒙中微微睁开眼，见爸爸那副劳累又焦虑的样子，不禁抽泣起来。马文瑞又轻轻拍着她，两眼抑制不住地湿润了……
　　
　　马文瑞有个侄子，在大连工作，因妻子在宁夏，便利用出差进京的机会找到马文瑞，请他帮助解决两地分居问题，希望一起调到北京。马文瑞摇摇头，向他说明了支援重点建设地区的重大意义，并劝他也去大西北。结果，侄子高高兴兴地调到了宁夏。
　　1956年的工资改革刚结束，马文瑞家中就出现了一个小“插曲”：原来，他的夫人孙铭也在劳动部工作。她是1936年参加革命的，曾在延安女大一期、抗大二期学习过。根据她的资历，定级时完全可以定为十三级；但马文瑞却劝她发扬风格，就低不就高，结果被定为十四级。那次工资改革，马文瑞给许多人提了级，唯独没给妻子增加一分钱。有一天，马文瑞与家人一起吃晚饭，彼此谈及工资的事，孙铭一脸严肃地说：“论资历，我是三六式的老干部；论学历，我一点也不比别人低。这些年来，我也是勤勤恳恳，努力工作。我不明白，为什么跟了你，就得老吃亏？”马文瑞闻之一怔，正捉摸如何回答才好，却见孙铭转过脸去偷偷地笑，便随之笑起来。
　　
　　“这不是‘大跃进’，而是‘大跃退’”
　　
　　1958年8月，毛泽东为了加快“大跃进”的步伐，在北戴河会议上提出破除资产阶级法权思想，并认为按劳分配、工资制度、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收入差别等都属于资产阶级法权思想的残余，要考虑逐步废除工资制，恢复供给制。会后不久，分管劳动工作的副总理李先念将此情况告诉了马文瑞，并要他预先做好有关准备工作。马文瑞听罢，极为震惊，越想越感到问题的严重、复杂和难以实行。于是，他决定向陈云汇报一次。陈云未等他把话说完，便表示：让搞供给制，你不搞行吗？你可先搞个试点，试试看嘛。
　　10月15日，中共中央将北京市委《关于取消计件工资的意见》的文件转发各地区、各部门。从此，一些生产奖励制度被视为“钞票挂帅”、“物质刺激”、“资产阶级法权残余的产物”，被先后取消。其中，包括一些合理的津贴制度。
　　马文瑞见此情势，大为费解：按劳分配是社会主义的分配原则呀，为什么要在社会主义时期否定、批判与之相适应的原则，而提倡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劳动分配原则呢？为解除困惑，有一次他利用开会空闲之机，向周恩来讨教。周恩来以沉重的语气回答道：“搞社会主义，我们还没有经验，只能摸索着干，假若取消错了，将来还可以改回来嘛！”他见总理话中有话，也就没再说什么。不过，联想到社会上出现的其他种种怪论和乱来现象，他对“大跃进”产生了怀疑。
　　在一连三年的“大跃进”中，由于缺乏科学的态度和方法，常常是拼体力、拼设备，违章作业，致使生产秩序特别是安全生产的规章制度遭到严重破坏，从而出现了厂矿企业伤亡事故的高峰期。尤其是1960年5月7日发生的大同老白洞煤矿的瓦斯爆炸，死亡六百八十四人，连矿长、党委书记也死在井下，整个老白洞煤矿全部报废，酿成了中外采矿史上最大的惨剧！
　　事故发生后，毛泽东当天便听取了汇报，周恩来在进一步了解情况后也做出了指示。马文瑞此时正在海南岛调研，突然接到李富春打来的电话，要他立刻赶回北京，同煤炭部部长张霖之等有关部委负责人赶赴现场处理事故。
　　5月18日，国务院在大同矿务局隆重召开了“老白洞矿遇难建设社会主义英雄追悼大会”。在会上，马文瑞讲道：“你们的愿望是加快生产进度，搞生产‘大跃进’，但办事情一定要实事求是地去办。现在造成这么大的损失，死亡这么多职工群众，生产长时间恢复不起来，好端端的矿井给报废了。”最后，他愤然地说：“这不是‘大跃进’，而是‘大跃退’！”
　　散会后，同去的同志小声对他说：“马部长，你可不敢这样讲……”马文瑞脱口而出：“本来就这样嘛！”
　　
　　“陈老总……怎么也这样挨批斗”
　　
　　
　　1966年7月，马文瑞正在大连搞“四清”。突然接到通知，让他将“四清”工作队撤回本单位参加运动。他按照有关要求，马上进行了安排，偕秘书先行回京。
　　没过几天，劳动部大院里出现了“打倒刘、邓、薄、马”、“打倒马文瑞”的大标语。
　　12月26日，一个名叫“全国红色劳动者造反团”的组织，封了劳动部办公室，致使劳动部的工作全部陷入瘫痪。
　　江青听说后，当天伙同陈伯达、康生、姚文元等人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全红总”的头目，同时责令劳动部和“全红总”负责人参加。江青听罢“全红总”头头的述说，顿时声泪俱下，一拍茶几，大叫了一声：“马文瑞来了没有？”接着又指着马文瑞呵斥道：“你劳动部长不劳动，却把工人分为固定工、合同工、临时工三六九等，算什么劳动部长！”姚文元也插话说：“最好让他去当合同工！”
　　马文瑞遭到江青一伙当众呵斥的第二天，便被关进了“牛棚”。接着，又被抄了家。从此，他被批斗了整整一年。
　　在那群魔乱舞的一年里，马文瑞虽然受尽了折磨，却始终没有屈服于邪恶势力。不过，有一次他还是哭了，而且哭得分外伤心――那是他从一份小报上看到陈毅副总理被批斗的照片时。他的家人安慰他，他再也忍不住满腔怒火，指着那张小报说：“陈老总是共和国元帅，是开国元勋，战功卓著，一身正气，怎么也这样挨批斗！”说罢，将小报使劲摔在地上。
　　几乎在马文瑞为陈老总打抱不平的同时，也有人为他抱不平，著名歌唱家王昆就是其中的一位。
　　有一次，王昆亲耳听到江青歇斯底里地大骂马文瑞，还一再嚷嚷“劳动部长不劳动”，便当众提出了异议。结果，“造反派”说她恶毒攻击“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旗手”，也给她戴上了高帽子，挂上了黑牌子，逼着她趴在地上学龟爬！
　　1968年1月8日，马文瑞被押送到卫戍区所辖的交通干校进行“监护”，直到1973年6月才“解放”。数日后，马文瑞在劳动人民文化宫参加一项活动，看见了朱德委员长，他连忙迎上去问候，显得分外亲切。与此同时，对一旁红极一时的姚文元却置之不理。这时，有人悄悄地提醒他：“你也该和姚文元打个招呼呀！”马文瑞没好气地说了句：“我不认识他！”
　　“四人帮”垮台后的1977年年，马文瑞才被正式安排工作，先是担任国家计委副主任，继而担任中央党校常务副校长；第二年改任陕西省委第一书记；1984年当选为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
　　（责任编辑/陈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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