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足球“扫赌打黑”看政府\媒介\公众的互动]广东打黑扫赌

　　【摘要】被关注多年的中国足球“扫赌打黑”，终于在公安机关的调查取证下,取得了实质性成果。其中公众、政府、媒介和司法联手是关键性的原因；国家政府职能部门高度重视，身体力行；广大公众同仇敌忾，推波助澜；大众媒介拓展舆论，加强导向；司法机关依法介入，重拳出击，让人们看到了公众、政府、媒介和司法四位一体形成巨大威力。
　　【关键词】足球 扫赌 打黑
　　
　　2009年11月3日，由公安部督办、辽宁省公安厅承办的中国足坛抓赌第一大案进入实质性调查阶段。这场突如其来的足球圈“扫赌打黑风暴”涉及范围之广、程度之深是史无前例的，来自国内多家足球俱乐部的一些现役球员、教练、裁判、退役球员以及相关人员都在调查范围之列，被要求协助调查的人数有上百人之众。一场中国足坛扫赌打假风暴席卷大江南北。
　　在这次“扫赌打黑风暴”中，公众、政府、媒介和司法机关环环相扣，联手出击。这场足球圈的“扫赌打黑风暴”让人们看到了公众、政府、媒介的良性互动。
　　一、公众是把社会监督变成舆论的主力军
　　作为社会的主体，公众对社会事务的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和话语权是他们重要的主体权利。政府的一切管理事务，媒介的一切信息传播，司法的一切依法行事，无不在为广大公众服务，并应当时时刻刻接受他们的监督。离开了广大受众的需求，任何媒体的传播内容和活动都成了无水之源、无本之木。
　　这次足球“扫赌打黑风暴”，形成一个铺天盖地的舆论洪流。其源头并非政府首发号令，也非媒介揭竿而起，它是多年来中国足坛丑闻令忍无可忍的广大公众在“导火线”引发下的集体爆发。足球“扫赌打黑”的怒吼迅速覆盖中华大地，于无声处响惊雷，中超、中甲赛场上，“谢亚龙下课”的呐喊声此起彼伏。就连2008年8月19日晚，在北京工体举行的奥运男足半决赛巴西对阿根廷，工体却成为了中国球迷要求足协掌门人下台的情绪渲泄场，近6万球迷齐声呐喊“谢亚龙下课”，以表达对中国足球的失望。批判足球的公众情绪已经白热化，说明公众舆论对中国足球的弊端已经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
　　在中国足球和“扫赌打黑”中，球迷的舆论起了特殊的作用。李普曼认为由于现代社会人们的实际活动范围、精力和注意力有限，无力触及如此广袤而复杂的真实世界,不可能对与他们有关的整个外部环境和众多的事情保持经验性接触,对超出自己亲身感知以外的事物他们不得不借助间接经验来认识和判断①。当公众对中国足球越来越失望之时，他们能较理性地对待现在的中国足球和“扫赌打黑”。认为在一定程度上说，过去的毁灭即足球的新生。球迷对“扫赌打黑”的力度和成效有着很高的期盼，不希望重蹈以前浅尝辄止的覆辙。出于对中国足球的深厚情结，不少球迷也更加积极、冷静、客观地看待足坛的“扫赌打黑”。在“扫赌打黑”的社会舆论的形成中，一些球迷甚至可以充当公众舆论的领袖。
　　二、媒体是拓展舆论，加强导向的枢纽
　　传播媒介对舆论控制体现为一种社会信息传播体系自身在选择和整合信息中实施舆论把关、拓展舆论和加强导向的功能。在政府、公众和媒介三位一体的舆论调控中，它处于政府与受众之间的一个敏感而重要的枢纽位置。这是因为，“大众传播机构是全球化社会和国家大系统中具有双向性功能的重要结构性因素，它既受到政府的宏观控制，为维护国家和人民的利益服务，同时作为舆论形成和导向的枢纽，它在收集、选择、整合、传播社会信息中履行自身的多种功能与责任，维护公众的知情权、表达权、公共事务的参与权、隐私权、知识产权等多种合法权利，妥善处理政府的喉舌、扬声器和公众的传声筒、守望器这双重管理功能的关系”②。媒介作为整合政府和公众之间信息最主要的平台和枢纽，更需要切实加强对自身的多元身份和多重功能的认真把握，协调好各方面的关系和传播流程。这次“扫赌打黑风暴”议程流向就体现为：公众实施监督、形成舆论→媒介拓展舆论、加强导向→政府统筹指挥、完善管理→司法机关重拳出击、依法治理。
　　我国新闻媒介是中国足球兴衰浮沉最忠实的见证人，也是为足球扫黑打假前赴后继的不懈抗争者。近二十年以来，媒体掀起的关于足球问题的论战总是在喧嚣过后归于平静，平静背后酝酿的却是更大的风暴，从而形成一轮又一轮的舆论焦点。在媒体对足球的关注中，足球的诸多问题终于慢慢浮出水面，曝光在烈日之下。这次“扫赌打黑风暴”之所以能席卷全国，成千上万的大小媒介作为社会舆论形成与导向的枢纽，发挥了很大作用。一时间，从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焦点访谈》、《东方时空》到全国各地的广播、电视、报纸、杂志，再到各类网络媒体通过议程设置为广大公众跟踪了解事件的起因、过程、结果、内幕、实质并参与讨论、及时反馈提供了一个大平台、望远镜和显微镜，共同构筑了全国拓展舆论和加强导向的强大枢纽。正如斯坦利?巴兰、丹尼斯?戴维斯在《大众传播理论――基础、争鸣与未来》中所说的“在所处的工业社会中，我们越来越依赖于媒介理解这个社会……当我们身处的社会变得越来越复杂，我们不仅在很大程度上需要媒介来帮助我们感受意义，帮助我们了解自己应该做的最佳反应，以及帮助我们放松和应对，而且最终我们主要通过这些媒介来认识这个世界，注意在这个论断中，重点在意义理解上”。③
　　三、政府和司法部门是把舆论监督变成依法治理的关键
　　前些年足球打假失败的事实进一步告诉我们，在涉及重大社会问题的时候，仅有公众的监督和媒介的舆论监督还是不够的，还必须加强政府的宏观管理。
　　这次“扫赌打黑风暴”，从中央到相关职能部门高度重视，重拳出击。中央高层领导连番表态直面足坛腐败，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委员刘延东出席中国足球工作座谈会并讲话，到国家副主席习近平在德国访问时点评中国足球，再到胡锦涛总书记提出继续发扬“志行风格”。在果断撤换足协领导人的同时，国家体育总局召开足球专题会议，重点打击“假赌黑”等丑恶现象。国家体育总局局长刘鹏指出，中国与体育强国尚有差距，足球等项目成为“瓶颈”。总局将进一步惩治腐败、整顿足坛，争取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的足球发展道路”。体育总局副局长崔大林表示，“‘反赌风暴’只是治标不治本，要想真正净化我国的足球环境，必须从制度上进行改革。”体育总局正在着手建立一个“扫赌打黑”的长效机制，“用制度来规避风险”。
　　如果再联系这次“扫赌打黑风暴”来说，司法机关的及时介入，重拳出击的关键作用更是有目共睹、不容置疑的。今年3月9日，12个部委的相关人士组成了由公安部直接指挥，辽宁警方具体负责的“中国足球环境综合治理小组”，掌握着最核心资源。各职业队伍所在省市成立专门的领导小组，顺藤摸瓜，真抓实打，涉案者纷纷人仰马翻。9月，公安部在上海召开全国足球安保工作会议，强调了打击假球、赌球和黑哨的精神和决心，彻底整理中国足球环境。体育总局正联合公安部门在制定反赌打假规范，一旦发现球员涉假、涉赌，将立即扭送公安机关。事实证明，司法机构把广大公众的社会监督和正确舆论落实到司法介入的具体行动上，是这次“扫赌打黑”成功的关键。事实上，在涉及违法的重大社会委托上，任何国家都应当通过行政和司法结合的有效手段控制，来加强社会管理规范，维护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政府的规范管理、司法机关的法治权威与社会公众的舆论监督以及大众传媒的舆论导向相互依存又相互制约，即“公众、媒体与政府关系的动态平衡”④的结构依赖关系。
　　随着人类社会进入政治格局多元化、经济全球一体化和信息传播国际化的时代，法制化和民主化的进程日益加快。从足球“扫赌打黑风暴”获得阶段性成果的经验中，我们应当深刻认识到，作为与社会舆论密切相关的四个主体――公众、政府、媒体和司法，只有建立相互制约、相互支持、动态平衡之势，才能更彻底地根治类似足坛这样的腐败现象，才能更好地构建中国的和谐社会。
　　参考文献
　　①王运歌，《重拾舆论：李普曼与诺依曼的舆论观研究》，《河海大学学报》， 2007年9月
　　②肖沛雄，《媒体三主体“PMG”的互动关系与和谐社会的舆论构建》，《新闻知识》，2007（2）
　　③斯坦利?巴兰、丹尼斯?戴维斯：《大众传播理论――基础、争鸣与未来》，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315
　　④张诗蒂，《政府、媒体和公众关系的动态平衡》，《四川大学学报》，2005（1）
　　（作者：广州体育学院08级研究生）
　　责编：周蕾

相关热词搜索：互动 媒介 打黑 从足球“扫赌打黑”看政府 媒介 公众的互动 说说中国足球的扫赌打黑 我看中国足坛的扫赌打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