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的里子] 里子笔顺

　　2011年冬，曹宇辉已躺在病床上多日，被病痛折磨得消瘦的脸庞上偶尔会闪过些许笑容。 　　不久前，曹宇辉被告知患上结肠癌并伴有严重的腹腔感染。对曹宇辉一家来说，这是天塌地陷的噩耗。在接下来的日子里，24小时不停的治疗，仅半个月就花费了近4万元，曹宇辉的父母把毕生的积蓄全部拿了出来。但病情好像在嘲笑曹宇辉，雪片一样的催款单击倒了日渐衰弱的曹宇辉：“我决定放弃治疗。”
　　■身份的成本
　　曹宇辉，永业河南员工，刚过而立之年就徘徊在生死边缘。2011年8月，永业全国平台峰会上，永业集团董事长吴子申讲述了曹宇辉的病情，并在会上带头向其捐款。此事迅速得到集团全体员工的关注，大家纷纷慷慨解囊。此后的日子里，永业员工多了一件工作，他们不仅给曹宇辉经济上的支持，还经常去探望他，给他打电话、发短信鼓励他好好活下去。
　　著名的“民为邦本”是国人熟悉的以人为本的思想，其贯彻到对国家的管理中已非朝夕。在我国企业管理中，有人本管理的理论准备，但在很长一段历史时间里，员工角色是：赚钱的工具、组织的砖瓦、老板的子民、领导的膀臂。
　　改革开放，让中国漂亮地转身，然而历史为中国的员工打下了作为“成本”的身份烙印。
　　传统的经济学理论和公司法理念认为，公司的营利性特征决定了公司只需全力为追求股东利益最大化服务。
　　喜剧大师卓别林在其经典电影《摩登时代》中有这样一个镜头：羊群蜂拥而过，大群工人走进工厂，这暗喻工人命运和羊群一样。为维持没有内容的生活成为机器的零件，为生产线所奴役，以精神与肉体的双重付出为代价。
　　20世纪30年代，一系列社会问题的出现导致贝利(Adolf A.Berle)与多德(EMerrick Dodd)两位著名经济学教授就“企业是否应该承担社会责任”展开了一场大规模论战，此后无数智慧被投入到对公司社会责任理论的研究中。
　　2001年，社会责任国际咨询委员会起草社会责任国际标准，该机构从第三方认证的角度出发，设计了社会责任8000标准和认证体系，确定了九个主要内容。诸如企业不得使用和支持使用强迫性劳动；企业应提供安全、健康的工作环境；企业不得从事或支持对劳工的各种歧视等。SA8000对此大量使用了强制性的法律语言，比如“不得”、“应当”等。
　　著名经济学家茅于轼认为，因为市场只顾购买力，不顾人的生理需要，“GDP极大化，整个社会的快乐却没有增加。”
　　卫生部对我国10座城市的调查显示，我国企业有48％的员工处于亚健康状态，职业压力带给我国企业损失每年超过一亿元。对这些统计数据，心理学家解读为企业文化淡漠引起的心理沙漠效应。
　　■四海之内皆员工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企业文化作为一种新兴的企业管理理论被提出，并成为管理学界和工商界管理者频繁使用的词语。从广义上讲，企业文化是一个企业所创造的独具特色的物质和精神财富的总和。
　　随着跨国经营的发展，各国企业都开始突破地区限制，走向国际舞台，国际化的员工越来越多。中国本土员工也逐渐趋于多元化，诸如在青岛港集团，就有5000多知识分子、6000多技术工人、8000多农民工，还有7000多离退休老同志。
　　“为了成功适应外部环境，企业机制必须包容该环境中的所有多元化因素。”创新大师加雷思?摩根(Gareth Morgan)说。
　　朗讯公司在接收新员工时，根据员工大致的生活状况、收入水平、知识水平及性格、气质等情况为其制定出一年的职业发展计划，以后每年进行不断的修正，重拟或修订不适合员工个人发展的部分。
　　哈佛商学院的詹姆斯?赫斯克特等一致认为，员工忠诚度是一个企业发展、受益，最终盈利的关键因素之一。美国《财富》杂志评选的“全美最值得为之工作的100家公司”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以优厚福利回报员工，而且福利的形式多样化。
　　2011年6月28日，中国网络巨头腾讯宣布拿出10亿元为首次购房员工提供免息借款，以解决员工住房问题。过大的竞争压力导致中国互联网公司意识到需要出台更多的福利措施挽留核心人才。
　　对此，永业集团创始人吴子申表示，消费者、股东和员工是一个等边三角形，经营企业则是平衡的艺术。
　　随着农民工成为当下中国产业工人的主力，近两年用工荒的问题，引起社会对农民工群体甚至更广阔的劳工市场的关注。
　　■应有的待遇
　　2011年11月15日，人社部就《社会保险费申报缴纳管理规定(草案)》征求意见。根据草案，企业缴纳险种从养老、医疗、失业险三项扩至五项，新增工伤和生育险。企业未按时缴纳，可由企业银行账户划拨或拍卖企业资产强制征缴。
　　中国人民大学劳动关系研究所所长常凯认为，中国劳工政策所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员工自己实际并没有得到应有的待遇。早在2008年2月，美国《洛杉矶时报》曾报道，数个奢侈品牌在意大利托斯卡纳的工厂中雇用了大量中国劳工，仅向他们支付极低的工资，且工作环境十分恶劣。报道中用到的词为“Slaving(奴役)”。
　　“在这种恶劣环境下，员工有几种选择：一是忍耐，二是逃跑，还有一种就是抗争，用自己的行动去争取自己的权益。”常凯说。
　　有研究者认为，在存在过血汗工业的多数发达国家里，血汗工业已经被控制或者消失的原因里自治工会的作用是第一位的。
　　但在珠三角地区，一些工人说不清楚自己所在的企业是否有工会，也搞不明白自己有无工会会员的身份。他们反过来问：“工会是干什么的?”
　　据相关调查，全国总工会从上世纪末就开始推进基层工会的组建工作，但现实中出现了一些企业层面的“空壳化工会”。这些企业的工会大部分被操控在雇主的手中，经常在劳动争议仲裁与诉讼中作为雇主的代理人。正在筹建“珠三角流动工人俱乐部”的张治儒表示，“这么庞大的一个群体，应该有一个组织替他们说话。”
　　一个比较乐观的情况是，随着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当低成本不再是主要竞争力来源，创新变得更加重要时，企业会意识到给员工良好的社会保障，在员工的心理健康方面投入大量资金、人力给予疏导或引导以留住人才，才能提高劳动生产率。
　　在这个过程中，员工需要表达意见的渠道和代表员工权利的独立第三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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