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战略作者_国家大战略理论论纲

　　编者按 　　作为国际关系研究一个较为新兴的领域，国家战略研究除了担负为制订政纲和为决策提供理论框架和信息、培育公众的战略意识与战略思维能力的社会职责，并因此而具有社会反思的意义外，它还为我们理解和解释国际关系中重大的理论与实践问题提供了一个有益的路径，从而反映了国际关系学科的自觉和自省。
　　本期主题文章约请的4篇论文，有对大战略理论鸟瞰式的概览，有对西方大战略理论的评介，有对古希腊和古罗马大战略与政治文化关系的概括和总结，也有对作为战略手段的先秦盟誓制度的梳理与分析。它们是中国学者对国家战略问题的思考，也体现了《国际观察》服务读者、服务作者、服务学科的拳拳之心。
　　马骏 编识
　　
　　摘要作为一个单独和自觉的领域，关于国家大战略的真正理论研究迟至20世纪50和60年代才明确出现。直至当今，特别由若干杰出著作构建和标志，国家大战略理论研究经历了主要产生四方面重要学理成就的发展过程。然而，中国的有关理论研究尚处于很不充分的状态，同时国际上已有的大战略理论仍存在一些重大的乃至根本性的忽略和肤浅。为了针对现存的不足和缺陷从事补充、深化和升华，需要形成一个基本框架或纲要，在其中尽可能较全面并有创新地界定和提示大战略的15项基本问题或机理，它们分别存在于大战略目的、大战略目的与手段之间的关系、大战略手段及其资源基础、大战略决策机制和体制、大战略思维方式、大战略艺术及领导素质这六个方面。在特别根本的认识论意义上，大战略思维方式和大战略艺术本性问题是大战略的“活的灵魂”，值得予以深入讨论。
　　关键词大战略 大战略理论 大战略机理 大战略思维方式 大战略艺术
　　中图分类号：D8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4812（2007）05-0015-21
　　
　　一
　　
　　国家大战略是国家政府本着全局观念，为实现国家的根本目标而开发、动员、协调、使用和指导国家所有政治、军事、经济、技术、外交、思想文化和精神等类资源的根本操作方式。它是基于经过深思熟虑的、手段和大目标之间关系的全面行动规划，既需要全局性的精心合理的预谋和确定，又需要以灵活为关键的不断重新审视和调整。
　　就国家对外关系而言，关于大战略的思考和实践实际上构成了人类政治思考和实践中最悠久的传统之一。无论是孙子、伯里克利或罗马共和国和帝国早期那些可称雄才大略的统治者，还是伊丽莎白一世、黎塞留、克劳塞维茨、俾斯麦、马汉、列宁、毛泽东或邓小平，都是大战略的杰出实践者或思想家。而且，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大概无愧为“单独一部最具影响的大战略著作”，[1] 将战争从属于政治和政策这一根本观念，连同偶然性和不确定性的巨大作用以及战略规划的功能，明确地引进了大战略思想。然而，作为一个单独和自觉的战略研究领域或分支，大战略的真正理论研究可以说迟至20世纪50和60年代才明确出现。英国著名军事思想家和战略史家利德尔•哈特在1954年首版的《战略论》[2] 一书内，根据他提出经典的战时大战略概念长篇论说大战略，涉及到大战略与国家政治目的、政策和军事战略的关系。
　　哈特提出大战略经典概念及其初步理论后，一些学者在此基础上进行了更广泛、更深入的探讨。1976年爱德华•勒特沃克发表名著《罗马帝国的大战略》，[3] 在经典史例研究的基础上提出和阐说了大战略的某些根本问题；1982年约翰•加迪斯发表《遏制战略》，[4] 令人信服地提出了一系列富有独创性的大战略范畴和命题；1986和1987年，彼得•帕瑞特重编40余年前出版的、有重要影响的《现代战略的缔造者》，[5] 使之在当代保持为最重要的大战略论著之一，勒特沃克则发表具有广泛影响的《战略――战争与和平的逻辑》。[6]
　　20世纪90年代开始后，大战略研究显著扩散和发展，其中特别重要的有：理查德•罗兹克兰斯和阿瑟•斯泰因主编《大战略的国内基础》，[7] 着重指出并且阐析了大战略研究的一整个基本方面；威廉森•默里等人主编《缔造战略》，[8] 为大战略理论提供了从古至今一整系列经典史例研究，并且展示了先前忽略或看轻的种种层面或维度；杰弗里•帕克以其杰作《腓力二世的大战略》[9] 提供了迄今为止最优秀的一部大战略史论著；约翰•伊肯伯里发表《胜利之后》，对冷战后西方的大战略根本问题作了系统的和富含创新的理论性论说；[10]9.11发生后至今，大战略观念和大战略讨论更是方兴未艾，可谓构成美国国内辩护和批判布什政府国家安全战略的两大类政策精英舆论的首要内涵，其中最著名的著作为加迪斯2004年发表并引起广泛反响的《突袭、安全和美国经验》。[11]
　　在新的一两代大战略研究者中间，贡献最大的大概是战略史家兼战略思想家保罗•肯尼迪和加迪斯。他们的著作（尤其是《遏制战略》、《大国的兴衰》、[12] 《战争与和平的大战略》[13] 等）标志性地代表了大战略研究在哈特之后的重大发展。新一两代大战略研究者的最主要新贡献在于提出、论证和例解：大战略不仅适用于战时，也应适用于平时；就大战略而言，特别重要的是实现目的与手段之间的平衡；大战略问题的基本范畴和机理获得了非常显著的丰化和深化；大战略研究的时空范围得以极大地扩展，大战略理论由此更为充实、准确和有说服力。近几年来，大战略一语及其理论和政策实践研究已经频繁地见于西方（特别是美国）战略和对外政策思想界，表现出新的重大的理论思想价值和实践意义。
　　在我国，关于大战略理论和实践的自觉研究（连同对于西方大战略理论思想的介绍、研究、评判和借鉴）已经开始，并且取得了一定的重要进展。[14] 然而，它们总的来说尚处于很不充分的状态，系统的理论阐发、理论创新性构建和作为基础的大战略史研究尤为薄弱。不仅如此，国际上已有的大战略理论仍然存在一系列重大的、甚至不少是根本性的忽略和肤浅，需要予以补充、深化乃至升华。与此同时，在对我国具有非常重要意义的对外战略问题领域，从系统的大战略理论观念出发所做的思考和研究，连同精湛、连贯和高度自觉的对外大战略论说和相关的政策体系倡议，依然不多见，或者说尚未跟上中国对外政策方面愈益引人注目的战略实践的优化和创新，并且为之较充分地做出战略理论研究可以做出的一定贡献。因此，基于已有的大战略理论思想成果，针对上述几方面的不足和缺陷去从事关于大战略的理论和实践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二
　　
　　这种研究的根本框架或纲要，除了从理论和战略史角度论证一个根本的前提即大战略的根本意义外，主要在于同样从理论和战略史的双重角度出发，更全面、更深入地界定和阐明大战略的以下基本问题及其内在机理（最笼统地说它们分别存在于大战略目的或目标、大战略目的与手段之间的关系、大战略手段及其资源基础、大战略决策机制和体制、大战略思维方式、大战略艺术才能及领导素质这六个方面），其中不少是现有的大战略理论忽略的，另一些则仍然在国内外现有论著内缺乏较充分和较深刻的论说：
　　（1）大战略为之服务的国家根本目标是大战略的头号问题，即大战略的最直接也最重要的决定因素。
　　（2）国家根本目标的合理确定方式以四项要素的正确界定为主要内容：基本的国际和国内形势；基本的国家利益；可供使用的各类国家能力及其资源基础；追求某种根本目标的可能的综合后果与其代价和获益比较。
　　（3）国家根本目标的应有素质，特别是战略性素质，概括地说就是合理、明确、集中、有限、内在平衡和充足；集中和内在平衡是关键。
　　（4）念念不忘根本目标，排除对于“不忘根本目标”的干扰，包括力戒“问题被分割为各个组成因素……极少重视或关注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对过程的痴迷遮掩了意图与后果之间的关系；沉溺于手段导致忽视甚而败坏目的”；[15] 不允许战略决定战略目标，不允许手段毁掉目的；与此相关，政治统帅军事，政治统帅一切。
　　（5）国家利益和目标（特别是若干重要甚而至关紧要的利益和目标）的恰当的轻重缓急次序的确定。它意味着“战略集中原则”，要求确定国家多项重要目标的大体恰当的轻重缓急次序， 坚决地将关注重点和努力重心放在、并且保持在由此决定的最优先最重要的事项上，并且为此对所有其他目标、利益和事项打上合适的“折扣”。在实现战略集中的前提下，尽可能力求做到“战略内在连贯”，即战略集中与战略兼顾的平衡。大战略的全局观念以及由此而来的战略平衡是大战略的根本精髓。
　　（6）优良的大战略一般需要有关于如何实现国家根本目标的深思熟虑、细致系统和表述良好的战略规划。
　　（7）“目的与手段之间经过深思熟虑的关系”。[16] 它主要涉及按照手段或能力定义目的和目标，以达到对大战略而言差不多最为重要的、目的与手段之间的大致平衡；关于手段，必须区分实力与潜力、总体能力与在所涉问题上的可用能力、关于能力或手段的现实与关于它们的想象，必须注重节省资源问题――在确定目标、大战略、战略和作战方式等各方面节省资源有巨大的重要性。与此同时，与目的和手段之间关系密切相关的还有内涵丰富、战略实践意义重大的对称性战略vs.非对称性战略问题。
　　（8）可用的不同类手段或资源的确定，连同更重要也更困难的不同手段间的平衡。就前一方面而言，特别重要的一是提防忽视或轻视其中某一或某一些类型的手段或资源的危险，二是突出主要的一两种手段的必要，三是开发、动员、指导、协调和使用它们的正确方式。就后一方面而言，往往最关键的是政治与军事、经济与军事、外交与军事之间的大致平衡，为此必须对所有手段打上各自适当的折扣；与此同时，每一类手段涉及的各项基本任务也需尽可能实现内在平衡。
　　（9）诸种手段的应有素质。特别是应当有怎样的武装力量（包括国防体制、军事体制、兵力结构、指挥结构、武器装备、战略文化、军事思想和信条、武装部队人员素质等），应当有怎样的外交（包括外交体制、外交思想和信条、外交操作素质和外交人员素质），是否有和应当有怎样的对外经济战略（就此最重要的一是拥有还是缺乏对外经济战略，二是它是否有较高的自觉和内在整合程度，三是它是否与大战略的其余组成部分大致平衡。）
　　（10）大战略的“国内和国际合法性”，[17] 即大战略必须有足够强健和经久的国内民众心理和民众舆论支持，必须有同样足够强健和经久的国际上的吸引力或尽可能广泛的国际可接受性，否则不仅缺乏追求实现国家根本政治目的的两项必要的大战略手段或资源，而且毁伤特定的大战略本身的生存和贯彻。
　　（11）对于政策行为之结果的大战略式的综合评估。要有较为全面的力量对比、胜负对比和成本效益评估，从全局观念出发将每个局部和在这局部上的得失放在它们恰如其分的地位；不仅如此，这种大战略式的综合评估有时需要是有足够长时间尺度的历史性的。
　　（12）决策体制和决策机制的优化。一定意义上说这是拥有优良的大战略的最重要保障。有了这种优化，才有决策、政策行动结果评估和战略调整工作的优化。必须有集思广益的讨论和提议，也必须有高效的协调，连同集中决策和统帅领导；与此同时，由于“官僚机构”往往阻绝战略眼界、创新和灵活性，需要努力将此减小和限制在可能的最小程度上。
　　（13）大战略思维方式，特别是包括反映大战略本质的全局观念、敏锐坚定的“分寸”或平衡意识和宏大的远见。大战略思维素质需要富有特征的大战略式教育。
　　（14）大战略是关于目的和手段及其关系的艺术；大战略“艺术创造”依靠才能和实践，甚于依靠概念和理论；然而与此同时，大战略（特别是大战略目的）也需要具有哲理基础、内在连贯和得到清晰表达的基本原则。与大战略的思维方式和艺术本性密切相关，具有其特定要求和特征的“大战略领导素质”问题极为重要，且其内涵异常丰富。
　　（15）形成大战略的困难与经常重新审视、调整和修改大战略的绝对必要。“认为健全的战略可以靠发现和应用永恒法则来自动生成，并不符合现实。” [18] 就此必须充分理解和牢记环境动能的绝对性和人类认识的相对性，必须在难以预料地变化的形势中进行战略调整以求适应，还必须为难以避免的受挫或失败可能性留有余地，并且为此规划替代性选择或“退路战略”。
　　
　　三
　　
　　在特别根本的认识论意义上，上面列出的大战略思维方式和大战略艺术本性问题是大战略的“活的灵魂”。在此有限的篇幅内，它们值得予以较深入的谈论。
　　大战略思维方式首先在于反映大战略一大本质的全局观念。克劳塞维茨强调，战争是个整体，在战争中甚于在任何其他事情上，必须从观察整体的性质着手。[19] 丘吉尔对大战略也有与此相同的一项基本理解， 并且用下述特别精彩、特别凝炼的话语去表述之：“单一的观念统一”（a single unity of conception）、“全景视野”（a full view of the picture）和“分寸”或均衡意识（sense of proportion）。[20] 这位既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英国一度的战略决策参与者、又是关于此次大战的大史家和战略评判家的著名人物相信，在1914至1918年，“作为一个整体的战争问题是从许多不同的、互不关联的立足点上被牵引的。战争并非僵硬呆板地分成各个部分：分成法国、俄国和英国等各个盟国，分成陆上、海上和空中，补给与战斗人员，宣传与机器装备等；它事实上只是在一个既定时期里起作用的所有力量和压力的总和。”然而――他的完全合理的苛评是――它被予以支离破碎地处理。因此在他看来，第一次世界大战这场西方惨祸和战略蠢举的一大教益在于，“在研究、思考、指挥和行动达到即使不完美的统一以前，必须有经年累月严酷的教诲。”[21] 同样，在他们主持的耶鲁大学大战略讲习班的授课纲要内，保罗•肯尼迪与其耶鲁大学大战略讲习班教授同僚强调大战略是个非常总体性的概念，需要有全方位眼界和大图景。[22] 必须抵制所谓专门化倾向。大战略或治国方略要求其执掌者同时思考许多事，或者说需要有一种“莎士比亚式的”洞察力或见识：“与倾向于沿我们的X对Y轴或我们的四联矩阵出现、甚或在我们的驾驶员座舱电脑显示屏上出现的相比，天地人间的事情更繁多更丰富。”[23]
　　大战略思维需要较为长远的历史眼界即宏大的远见。俾斯麦曾说，一位国务家所能成就的最好的事情，莫过于仔细聆听上帝的历史步伐，拉住他的神袍摆边，同他一起在历史的道路上走上几步。[24]这就是宏大的远见――俾斯麦珍视的一种思想必要和他相信的一种认识可能，尽管他显然对人的认识能力的局限有清醒甚而谦恭的理解。聆听上帝的历史步伐意味着以足够深远、足够广阔的时空尺度去透视当今，去设想和思考它的较长远的未来构造和走向，并且由此构思大战略路径。一个健全的战略是积极主动而非消极反应式的，这意味着具备长远的眼界，意味着研究大趋势和预料可能性，并且在可行限度内以平衡当前需要与长远需要的大战略方式操作相关的实践或实践准备。这方面，一项往往至关紧要的必需在于区分紧迫的眼前挑战与真正战略性的长期挑战，避免一心关注前者而忽视或轻视后者。它之所以往往是至关紧要的必需，很大程度上缘于一种政治或治理常态，用一名美国前副国务卿的饶有体验的话说，在于政府领导人员能够变成他们自己的“内箱（inbox）”的俘虏――他们的时间和注意力完全被紧迫的眼前要务支配，而这“内箱”依其本性并非总是给所有要务留下等量的空间，那些并非表现为日常火急之事的真正战略性的长期挑战太经常地被挤出议程。[25] 没有宏大的远见，到头来就难免只是应付事态而非塑造事态。
　　大战略思维素质要求大战略式的教育。在相当大程度上可以说，战略思想家是创造性、批判性和思路宽广的宏观思考者，有着相应的特殊智识素质，亦即长于剖析现状全局，把握总体图景，辨识事态之间的内在大联系，产生富有想象力的行动选择和构设战略性观念。这样的素质要求有基础宽广的教育，其功能主要在于拓展一个人的眼界和智识广度，帮助形成大战略思维方式，并且为之注入真正的探索精神，以发动和武装他此后经年累月几无休止的“学习”。 这种教育“更多地基于心灵开放的程度，连同它生成的积极的思想努力”；这种教育应当“产生战略的决策者、规划者和咨询者，其专门本领更多地由对复杂问题的精致把握和影响大事态的能力去标志，而不那么由狭窄的知识、神秘的技术和操作细节以及对权威的忠顺服从去界定。”[26]
　　大战略在本质上是艺术和艺术创造，它依靠才能、实践、经验和精神勇气，甚于依靠概念和理论。克劳塞维茨一向强调，战争及战略操作是艺术而不是“科学”；他最喜欢的一个比喻是将战争比作绘画，将战争研究比作绘画研究。他在一篇很可能是1806年撰写的文章中说：艺术是一种发展了的能力,如果它要表现自己，它就必须有个目的，并且必须有旨在实现这个目的的种种手段……将目的与手段结合起来就是创造。”在如此界定艺术（如同战略）的本质和根本要素即目的、手段以及两者间的关系之后，这位异常杰出的思想家接着说：“艺术是创造的能力，而艺术理论教这结合，在概念能够这么做的限度内。因此我们说，理论是以概念方式展示的艺术。我们能够轻而易举地看到这构成了整个艺术，唯独两者除外，即才能――那对每件事来说都是根本的――和实践。”[27] 这说得何等简洁，又何等准确、深刻和透彻！
　　本着同样的哲理，克劳塞维茨在《论战争》第三篇第一章内直接和较具体地谈论了战略本身：战略包含的一切都非常简单，但这并不意味着一切都非常容易；“一旦从政治状况出发，一场战争要实现什么和它能够实现什么得以确定，规划路径就并非难事。然而，为了坚定地实行到底，为了贯彻计划，为了不被数以千计的牵制和干扰甩出轨道，就需要性格的伟力，连同头脑的清澈和精神的坚毅。”[28] 保罗•肯尼迪在其主编的《战争与和平的大战略》开篇内如此演绎克劳塞维茨的至理名言：旨在维持和增进国家长期最佳利益的大战略努力充满难以预计之事和无法预料的偶然性障碍；它不是契合约米尼传统的一种数学，而是契合克劳塞维茨灼见的一种艺术，永不可能精确无疑和事先注定。如此的、本质上是艺术的大战略依靠什么？“依靠对政治实体的目的和手段作不断的和明智的再审视，依靠克劳塞维茨……最尊重的两样无形的东西――智慧和判断力”，而智慧和判断力由经验形成，由经验优化，其中包括历史经验。[29]
　　海权论创立者兼战略理论大家马汉在许多场合可谓教条主义者，像约米尼那样相信“不变的科学战略原则”。[30] 然而即使如此，他的某一些论著仍包含着与约米尼的教条大相径庭的优秀见识。他在1897年出版的《纳尔逊的一生》中，写出了缘于形势的能动性和不确定性而来的两样东西――优良判断力的必要和精神勇气的意义，那似乎出自总的来说比他深刻得多的克劳塞维茨。他写道，鉴于偶然性的重大作用和某些时候冒险行事的必需，僵硬刻板的决策可能即使不是灾难性的，也是危险的。“约米尼之坚执原理的明确公式化无疑可被认为多少过于绝对，过于书生气。”一方面是即使最精致复杂的理论也有的局限性，另一方面是实践的往往无法预见的要求：靠什么去填补这两者间的深沟？靠优良的判断力的行使。马汉在远不如他的《海权论》那么享有盛名的上述著作中强调：“为了在战争中获胜，必不可少的补充即智力把握和洞察是一种精神力――那使得一个人能够信赖内在的光辉即拥有信念，一种在最为巨大的紧急情况下控扼犹豫、支撑行动的力量。”[31] 马汉在此指的首先是勇气：为其结果不确定并且可能殊为可怕的冒险行动承担责任的勇气。
　　在一定程度上，大战略艺术中的这类关键成分也可用马基雅维里政治哲学的两个根本概念来表述，那就是“美德”和“命运”。马基雅维里将一切真正和至高的价值都集中于他所称的“美德”（virtù），它具有非常丰富的、取自古典传统和人文主义的含义，意在表述某种充满活力的、自然赋予人的东西，即英雄主义和追求文治武功之伟大成就所需的力量。马基雅维里确信，在无神的自然世界中，人除了他自己以及自然赋予他的能力外一无所有，只靠这些去和同一个自然行使的致命力量作斗争。“命运”（fortuna）对“美德”便是他对这形势的解释。如果屈从于只能听天由命的感觉，就会是缺乏“美德”；一个人必须振奋，开河筑坝去抗争和制约命运的洪流，因为人的行为只有一半受命运支配，而另一半或近乎一半是留给人自己主宰。[32] 在此，仍然可以回到本节援引得最多的克劳塞维茨，提及他独特的“天才”（genius）概念，即为了尽可能且尽多地克服不确定性、不可预料性和意外困难等等而创造性地运用智力和情感力。[33] 简言之，大战略艺术的精髓就是智力和情感力的创造性运用。
　　
　　注释：
　　[1] Paul Kennedy, John Lewis Gaddis, et al., Studies in Grand Strategy （Syllabu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Studies, Yale University, Spring/Fall 2000.
　　[2] B. H. Liddell Hart, Strategy, 2nd revised edition, New York, 1967. （中译本《战略论》，纽先钟译，内蒙古文化出版社1997年版。）
　　[3] Edward Luttwak, The Grand Strategy of the Roman Empire: From the First Century A.D. to the Third, Baltimore, 1976.
　　[4] John Lewis Gaddis, Strategies of Containment, New York, 1982.（中译本《遏制战略》，时殷弘、李庆四、樊吉社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5年版。）
　　[5] Peter Paret, eds., The Makers of Modern Strategy: From Machiavelli to the Nuclear Age, Princeton, N.J., 1986.（中译本《现代战略的缔造者》，时殷弘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6年版。）
　　[6] Edward Luttwak, Strategy: the Logic of War and Peace, Cambridge, Mass., 1987.（中译本《战略――战争与和平的逻辑》，解放军出版社1990年版。）
　　[7] Richard Rosecrance and Arthur A. Stein, eds., Domestic Bases of Grand Strategy, Ithaca, N.Y., 1993. （中译本《大战略的国内基础》，刘东国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8] Williamson Murray et al. eds., The Making of Strategy: Rulers, States, and War, Cambridge, 1994. （中译本《缔造战略》，时殷弘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4年版。）
　　[9] Geoffrey Parker, The Grand Strategy of Philip II, New Haven, 1998.
　　[10] G. John Ikenberry, After Victory: Institutions, Strategic Restraint, and the Rebuilding of Order after Major Wars, Princeton and Oxford, 2001.
　　[11] John Lewis Gaddis, Surprise, Security, and the American Experience, Cambridge, Mass. and London, 2004.
　　[12] Paul Kennedy,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Great Powers: Economic Change and Military Conflict from 1500 to 2000, New York, 1987. （中译本《大国的兴衰》，蒋葆英译，中国经济出版社1989年版。）
　　[13] Paul Kennedy, ed., Grand Strategies in War and Peace, New Haven, 1991. （中译本《战争与和平的大战略》，时殷弘、李庆四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5年版。）
　　[14] 见吴春秋：《论大战略和世界战争史》，解放军出版社2002年版；时殷弘：《从拿破仑到越南战争――现代战略十一讲》，团结出版社2003年版；时殷弘：《国际政治与国家方略》，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门洪华：《构建中国大战略的框架：国家实力、战略观念与国际制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版；鲍世修：“克劳塞维茨和他的战争学说”，《世界历史》1985年第1期；时殷弘、魏长春：“保罗•肯尼迪的战略思想”，《美国研究》2001年第2期；李少军：“论战略观念的起源”，《世界经济与政治》2002年第7期；时殷弘：“国家大战略理论与中国的大战略实践”，《现代国际关系》2004年第3期；时殷弘：“战略史考察与大战略理论”，《史学月刊》2005年第6期；门洪华：“关于美国大战略的框架性分析”，《国际观察》2005年第1期；李?：“现代西方大战略理论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6年）。
　　台湾学者纽先钟在大战略研究方面颇有建树。他不仅探讨和阐说西方战略思想的历史和较大量地翻译有关的西方名著，而且尤为可赞地长期研究中国古代的战略和大战略思想，力图通过探索中国深厚的战略思想根源寻找出中国独特的战略理论传统。特别见其《战略研究》，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战略与历史》，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西方战略思想史》，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15] Gaddis, Strategies of Containment, pp. 276-277.
　　[16] Kennedy, Gaddis, et al., Studies in Grand Strategy（Syllabus）.
　　[17] 这是下述论文提出的一个重要概念：Athanassios Platias and Constantinos Koliopoulos, “Grand Strategies Clashing: Athenian and Spartan Strategies in Thucydides’ ‘History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 in Comparative Strategy, Vol. 21, 2002.
　　[18] Murray et al. eds., The Making of Strategy, chapter 1, conclusion.
　　[19] Carl von Clausewitz, On War, edited and translated by Michael Howard and Peter Paret, Princeton, N.J., 1976, p.75.
　　[20] Eliot A. Cohen, Supreme Command: Soldiers, Statesmen, and Leadership in Wartime, New York, 2002, pp.108-109.
　　[21] Winston S. Churchill, The World Crisis, 4 vols., New York, 1923-1927, V.2, p.6.
　　[22] Bruce Fellman, “Training the Next Leaders”, Yale Alumni Magazine, March 2003.
　　[23] John Lewis Gaddis, “Muddle Through? A Strategic Checklist for the United States”, paper presented to a Conference on “Networking the Security Community in the Information Age”, 19-21 October 1998, Kongresshaus Zurich, Switzerland.
　　[24] Henry Kissinger, “The Architecture of An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for the 21st Century,” in David L. Boren and Edward J. Perkins eds., Preparing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for the 21st Century, Norman, Oklahoma, 1999, p.301.
　　[25] Richard Armitage, “China the Emerging Power”, Yomiuri Shimbun, Aug. 14, 2005.
　　[26] Gregory D. Foster, “Research, Writing, and the Mind of Strategist”, JPQ, Spring 1996, p.111. 又见加迪斯的一次演讲，其中富有洞察力地指出大战略领导所需素质与当代学院式教育导致的“学术素质”的重大区别：John Lewis Gaddis, “The Past and Future of American Grand Strategy”, Charles S. Grant Lecture Middlebury College, April 21, 2005.
　　[27] Pater Paret, “The Genesis of On War”, in Clausewitz, On War, edited and translated by Howard and Paret, pp.14-15.
　　[28] Ibid., p.178.
　　[29] Kennedy, ed., Grand Strategies in War and Peace, chapter 1.
　　[30] 时殷弘：“战略史考察与大战略理论”，《史学月刊》2005年第6期。
　　[31] Alfred Thayer Mahan, The Life of Nelson: The Embodiment of the Sea Power of Great Britain, 2vols., Boston, 1897, Vol.1, pp.125, 235, 312.
　　[32] Friederich Meinecke, Machiavellism: The Doctrine of Raison d’Etat and Its Place in Modern History, London, 1957, chapter 1.
　　[33] 详见时殷弘：《从拿破仑到越南战争》，第79-84页。
　　
　　（作者简介：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北京，100872）
　　
　　收稿日期：2007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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