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地位,弱国心态] 弱国心态

　　【作者简介】 　　杨锐 CCTV英语频道主持人。毕业于上海外国语大学,获英美文学和国际新闻双学士学位,英国威尔士大学大众传媒专业硕士。现任中央电视台《今日话题》主持人和制片人,英语频道“时事评论工作室”总制片人。
　　
　　二十二年的电视对外宣传实践和国际交往经验让我明白,如果强行把世界分成东方和西方,我们不免陷入冷战思维;如果认为我们的价值观不存在普适性,一味强调国情,外界对我们体制的怀疑会加深。
　　到底谁在误读?是西方习惯戴着意识形态的有色眼镜,居高临下地耳提面命?还是我们基于历史和政治的原因一味沉湎于殖民史的伤痛中,在悲情中强调走自己的路,顽强而执著地追求民族复兴的梦想?
　　
　　与大国地位不符的心态
　　
　　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取得了30年的高效发展。大部分中国人迅速摆脱贫困进入小康,中国、印度、巴西和其他新兴市场的发展进入快车道,这让强调民主必须与市场经济联袂的“华盛顿共识”黯然失色。
　　不过,与之相对的“北京共识”的设计者应该明白,由于缺少制度设计的监督,我们的干群矛盾日益突出,腐败成为社会舆论关注的重点。
　　中国已经很深地融入国际社会,反之亦然。国际交往中,价值观的碰撞已经成为日常交往的一部分。特别是应对突发事件的新闻报道和危机公关处理方面,中国人在成长,在成熟。但是,事关国家安全,比如新疆和西藏的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我们的谨慎成为发达国家批评的目标。
　　谨慎是国家外交的性格之一。而关于国民性,我们一直在回味鲁迅弃医从文的社会背景和人文境界。我们文化上有糟粕,我们的经济大而不强,我们的部分先富裕起来的国民富而不贵,精神生活贫瘠,缺少社会责任和基本良知,法律意识淡薄,某些所谓政治和商业精英又缺乏政治自信,导致近两年精英阶层的巨大流失,表现为向国外移民数量的剧增,和无形财富的流失。
　　有这样一种观点,将上述现象归纳为:“中国有超级文化内涵,是一流经济大国,二流政治心态,三流国民素质。于是,国人在文化上自恋,经济上自负,政治上又有些自卑。”
　　这种观点值得商榷,但是发人深省。
　　
　　缺乏大国的优雅和从容
　　
　　人性的弱点不以现代化论成败和高低。在教育程度非常发达的国家,种族偏见和基于物质发达水平上的优越感都会导致人们在审视新生事物时带有偏见、嫉妒甚至恐惧。这些都会导致观点的不全面、客观。这还意味着,我们始终是自己的价值观、经历、背景和受教育方式的人质。我们被这种种必然驱使着,奴役着。
　　有许多善良的理想主义者认为,中西方的冲突(这是冷战的思维方式)归根结底是价值观的纠结,和对发展模式的认同差异。但是,我们永远都不会忽视,中国从1949年站立起来到今天,地缘政治的残酷始终与我们若即若离。
　　在区域经济一体化变得既时髦又尴尬的今天,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是除了以上所有逆差之外的决策者们的共同心病。对此,精英意识与草根心态有很大差距。只是,后者的民族主义情结又具有某些历史的弱者的相似。精英和草根都缺少一个真正大国的优雅和从容。
　　
　　左手捧鲜花,右手握利剑
　　
　　发展的现实性、政治的实用理性让我们保持对转型时期社会稳定的高度警惕。贫富悬殊、多民族和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在泛媒体监督和透明度的口号下,在中国和新兴市场步入世界中等收入队伍,在中产阶级不断成长壮大和维权意识不断高涨的今天,到底我们的相互认知的逆差扩大还是缩小了?我们徘徊在理想和现实之间。
　　看来和谐只能是针对体制的公正和悲天悯人的奢望。国际社会间的国家利益是我们判断到底人类只是出于高尚的目的进行心平气和的辩论?还是出于偏见,正在从误读走向“误毒”,以达到不可告人的目的?这是《威斯特伐利亚条约》以来人类的共同尴尬,发展中国家的弱者自我保护意识就有了时代的特色。
　　今天我们重新“解毒”什么是误读,是因为,相互依赖不断加深的世界里任何一方都无法超越上述现实的羁绊,但是我们需要建立对这种必然的共识,也就是对全球化时代国情必要性的理解的共识,但更需要对人类共同的理想保持敬畏,减少社会转型的风险和阵痛,规避后代对我们的批评和谴责。
　　将理想和常识混为一谈的人,客观上就是误导和毒害,也就是误毒。但是模糊也是一种智慧。我们需要谨慎,“误毒”这顶帽子需要量身定做,需要导购。我们在向优秀的对手学习的时候,应该左手捧着书本和鲜花,右手紧握利剑,枕戈待旦。
　　这一点,我们必须旗帜鲜明,毫不含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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