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离骚开始,译遍中国,杨宪益 [杨宪益:翻译整个中国的人]

　　2009年11月过半的北京天气回暖，似乎从大雪的隆冬折返回秋。然而，什刹海却仿佛没有染上这点故都秋气，格外寒冷。从前海七拐八弯走到小金丝胡同6号，仿佛觉得路遇的人都怀着心事，门缝塞着报纸，仿佛暗示主人离家多日――一代名士、翻译家、著名的学者杨宪益已在23日的清晨辞世，从此银河叉隔星。
　　据其外甥女赵蘅女士所说，杨宪益先生是在北京煤炭总医院去世的，2009年的10月10日，杨老先生被诊断为淋巴癌晚期而住进这里，接受离子植入手术的治疗。手术成功后。家人还很欣慰，以为很快能够出院，谁知道不久后，杨老先生开始出现呼吸道水肿等症状，最终在23日清晨6点安静地离开，终年95岁。
　　此时的什刹海，不禁让人回想起10年前同样的11月，杨宪益先生的妻子、同是著名翻译家的戴乃迭女士离开人世后，杨老先生迁居小女儿杨炽家时所写的《迁居什刹海》：“来时仓促去匆匆，五路郊居一梦中。宾馆去春辞旧宅，小楼昨夜又东风。独身婉转随娇女，丧偶飘零似断蓬。莫道深巷难寻迹，人间何处不相逢。”如今，先生已去，留在什刹海这堵灰蓝色墙内的，仅有旧日诗。但是，杨宪益先生一生等身的译作和著作却必定常留人间，温热心灵。
　　
　　白虎星照命
　　
　　被奉为“中国最后一个集士大夫、洋博士和革命者干一身的知识分子”、知名翻译家、文化史学者、诗人的杨宪益先生，在漫画家丁聪为他作画时，他曾作诗《自嘲》道：“少小欠风流，而今糟老头。学成半瓶醋。诗打一缸油。”幽默天性尽显。
　　有这样一张照片刻画着弱冠之年的杨宪益，长长的单眼皮眼角朝下，嘴角微微向上，显得温和。1915年1月10日生于天津的杨宪益属虎，其实打小就是个不折不扣的淘气包。杨宪益童年时家境富裕，父亲是天津中国银行的行长，他又是家里的独子，小时候还穿过袁世凯馈赠的黄马褂。他的母亲在生他之前做梦，梦中自虎一跃，跳进了肚子。算命先生说这个孩子自虎星入命，将来会经历种种挫折后成就大事业，但是白虎星凶恶，将来家里会死很多人，克父伤子。杨宪益5岁时，父亲就去世了。从此，白虎的隐喻就笼罩在杨宪益的一生之中，1990年当他应意大利朋友的要求开始撰写英文自传(《white Tiger》，中文版由薛鸿时翻译，名为《漏船载酒忆当年》，港译版则名为《白虎星照命》)时，第一个出现在脑海里的意象，就是白虎。
　　在自传中，杨宪益称自己在学校调皮捣蛋，12岁时他进入了天津的教会学校新书书院，正儿八经的“功课”从来没有认真读过，却总是拿第二名。这当然多得益于他的家庭背景和他自身聪颖过人的头脑。那个年代，富家公子童年最大的幸福莫过于有书可读。幼年的杨宪益就在家里念私塾，从儒家和古代作家开始学习。才11岁就读过了数量可观的明清通俗传奇等古代笔记小说，古诗写得比教书的先生都好。后来他开始读各种现代文学，由仆人陪着到天津的各个新式书店购置胡适、周作人、鲁迅等人的作品，还有大量的侦探小说和色情文学。杨的妹妹曾经这样说：“我们刚学对对子，我哥哥已经要做诗了，我们刚上四书，我哥哥已经十三经都会背了。先生说从来没有教过他那么聪明的人。”在教会学校里上的是英文课程，家里还给他请了专职的英语和法语教师。
　　杨宪益读书极快，几年下来。从王尔德的童话、罗斯金的散文到大仲马的小说，每天读一到两部，最著名的欧美小说和诗人作品的原文他都已经读了个遍。无怪。在1934年参加燕京大学入学考试时，他的成绩如此优秀，学校竟让他跳级从大二读起。还没到20岁的他喜欢上了30岁的家庭女教师徐剑生，拿着人家的名字，对了一个“徐剑生，快枪毙”的对联。正值要回英国度假的中学老师郎曼先生提出，想带上他，杨宪益的家人就急切地把这个麻烦制造者送到了伦敦。
　　在伦敦，杨宪益终于开始用功，先学了两年的希腊文和拉丁文，当然这个富家少爷还到欧洲各地周游了一番，终于在1936年考上了牛津的莫顿学院，而彼时的牛津每年只接收―位亚裔的学生。在牛津，杨宪益的成绩并不出色，他说自己因为要回中国的，所以不在乎考试的成绩。但他的才情却是远近皆知，他购书成痴，喜欢收藏字画，饮酒赋诗，“常置一壶酒，可以守吾真”。出于向牛津老师显示一下中国传统文化的心理，他把《离骚》用18世纪英国的英雄双行体翻成了英文。他的译文天马行空，只求达雅，英国汉学家大卫?霍克斯对译作的评价――“在精神上与原作的相似程度，正如一只巧克力制成的复活节彩蛋和一只鸡蛋卷之间的相似程度一样”让他觉得好玩得很。而多年后，在一次毛泽东接见艺术家的活动中，周恩来对他的介绍还是从这次译作开始，周说，这是一位翻译家，已经把《离骚》译成了英文。杨宪益回忆这次接见的细节时这样写“毛主席伸出汗津津的手掌和我热烈握了握说：‘你觉得《离骚》能够翻译吗，嗯?’‘主席，想必所有的文学作品都是可以翻译的吧?’我不假思索地回答。”
　　有这样才情与气质的杨宪益很快吸引了同在牛津学习的英国女孩GladysMargaret Tayler，也就是他后来的妻子戴乃迭。本是杨的一个朋友在追求Gladys，但是Gladys却被杨宪益身上的中国文化气质深深吸引，他们一起划船，出双入对。最后Gladys干脆为他转而学起了中文，最后成为牛津大学获得中国文学学位的第一人。四年以后的1940年，杨宪益拿到了英国文学的硕士学位，哈佛大学给他写信邀他担任助教；而西南联大的沈从文与吴宓也给他写了信，说看到了他高中时写的诗，希望他能回国任教。此时，他原来的家已经彻底破落，一夜从豪门成为无产阶级，他最后的两个月学费，都是用卖掉自己藏书的钱凑齐的。但是杨很快就给哈佛回复，说老家已经被日本占领了，自己必须回去。不久后，就和年仅21岁的戴乃迭一起回到了中国，在重庆中央大学分校教书。
　　
　　银翘解毒丸
　　
　　这样一张黑白照片――一对男女，男子着唐装，眉目温悔女子白底素花旗袍，五官标致，笑容清澈，不知羡煞了多少旁人。这就是1941年杨宪益与戴乃迭在重庆成婚时的照片。因为父亲是传教士，戴乃迭出生在北京。她的父母对中国的了解可谓不浅，在听说女儿要嫁给中国人并远赴中国后，戴乃迭的母亲狠狠警告女儿：“如果你嫁给一个中国人，肯定会后悔的。要是你有了孩子，他会自杀的。”这句话在多年之后，一语成谶。
　　就算是刚刚新婚，战火纷飞的局势和贫穷落后的中国还是让戴乃迭感觉不适，“仿佛一脚踏回了中世纪。”但是，夫妻俩总算找到了一点精神的乐趣――翻译。对于成为翻译家，杨宪益生前经常说是“阴差阳错”，说自己的爱人才是翻译家，自己只不过是把喜欢的东西随便翻翻，妻子才 是真正下苦功的人，“我从来没有想过要做一个翻译家，现在也不想。如果可以选择的话，我从大学毕业后回到中国来，会选择研究中国古代史。但是无意中到了编译馆，就变成翻译家了……很多都是别人要我译的，我自己选择译的也有―些，比如周作人、周树人的作品，比如《老残游记》、《儒林外史》，那些才是我真正喜欢的。”但正是在教书期间，杨宪益翻译的《儒林外史》和《阿Q正传》打动了当时重庆国立编译馆的负责人梁实秋。
　　当时把外文作品翻译成中文是编译馆的主要工作，中文外译很少。梁实秋看中了杨戴二人的能力，于是从大学里挖来了两人。对中国古代史感兴趣的杨宪益在编译馆的第一个工程，就是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三年时间，夫妇=人就翻译完了从战国到西汉的36卷。1949年解放以后，外文出版社希望能建一个商务印书馆那样的出版社，拼命拉二人回京，最后终于打动了杨宪益。两人来到北京，参加了外文社的《中国文学》杂志，从此开始了持续一生的翻译工作。
　　和所有人―样，“文革”打乱他们生命的步伐，尽管夫妇俩一直坚信共产主义，建国后杨宪益曾经帮国家寻回一箱甲骨文和文物。戴乃迭曾经把娘家带来的珠宝变卖了，交给党作购置飞机之用，但1968年4月的最后一天，杨宪益和戴乃迭因为局势而在家里对饮白兰地时，还是被闯入的革命人士带走了，投入半步桥监狱之中。杨曾为此写打油诗“低头手铐出重围，屏息登车路向西。开国应兴文字狱，坑儒方显帝王威。官称犯罪当从罪，君问归期未有期。同席囚徒早酣睡，屈身挤卧醉如泥。”这一去，就是四年，罪名“里通外国”。四年后杨宪益每每谈起，总是平淡带过，说四年里见不到妻子，唯一害怕的事情就是妻子会受不了自杀。
　　四年出狱之后他回到家中，“又见到那瓶酒――被捕时未喝完的那瓶酒。它依旧在茶几上，动也未动。被捕时走得匆忙，瓶盖未盖紧，剩下的半瓶业已变黄，不能再喝了。即便能喝，也难以下咽这瓶酒。四年伤心酒。”几天后，妻子也回来了。
　　“有烟有酒吾愿足，无官无党一身轻。是非论定他年是，臣脑如何早似冰。”杨宪益的《无题》道尽人世沧桑。他们有三个孩子，一个儿子，两个女儿。“文革”时，长子杨烨已经大学毕业，两个女儿分别下放到农村。但当他们出狱后才发现，长子因为经不住周遭的压力已经精神分裂了。出狱后，杨宪益夫妇将其送到英国，但是不久后，儿子在阿姨家自焚而死。从此成为戴乃迭的心病。
　　只求“有烟有酒”，杨宪益的散淡和幽默使他走过了最艰难的岁月。出狱后，年轻时代的诗句早已佚散，但是诗兴与酒兴仍然不减当年。他从来不怕把现代词汇人诗，把所见所思信手一拈，写“打油诗”却有闲散豁达的气质。他嘲贾平凹的《废都》，“猛发新闻壮声势，自删辞句弄玄虚。何如文字全除净，改绘春宫秘戏图。”戏谌容入党，“人到中年才入党，事非经过不知难。从此夫荣妻更贵，将来一定作高官。”尤喜以吃酒自嘲，“我不会写诗，我只能吃酒。谢君意殷勤，持笔嫌字丑。我家有大曲，待君日已久。何当过敝庐，喝它三两斗。”他自嘲火气太大，每每生气，总要写诗以消火，于是为诗集取名《银翘集》，出自他一句看似随便其实工整非常的诗句“久无金屋藏娇念，幸有银翘解毒丸”。
　　出狱后，杨宪益将一生收藏的200多件书画文物，无偿捐赠给了北京故宫博物院。写于1976年粉碎“四人帮”时的《狂言》与那个年代一起，更为人知晓――“老夫不怕重回狱，诸子何忧再变天。”
　　
　　金子的心不会变
　　
　　“文革”前开始，杨宪益夫妇俩就从《诗经》到清末文学中选择了150多种，从鲁迅到现代的100多种当代文学作翻译，戴乃迭自己则独立翻译了《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他们翻译的速度惊人，文化部部长周扬得知杨精通希腊文与拉丁文，让他翻译《荷马史诗》。翻完《奥德修纪》后，外文局就提出让杨戴翻译《红楼梦》，这就是那部唯一由中国人翻译的英文全译本《A Dream of RedMansions》。
　　杨宪益说他并不喜欢看《红楼梦》，小时候读一半就读不下去了。当时大卫?霍克斯也在翻译这本著作，他的译本就是著名的《石头记》。杨虽然参与《石头记》的翻译，但是对于这个名字一直不喜欢，在自己翻译时，为了区别，就译为《A Dream of Red Mansions))。杨宪益翻译初稿，戴乃迭作加工，1974年该书的三卷本终于得以出版。杨宪益的翻译还包括不太受大众注意的汉魏乐府和明清传奇，比如洪?的《长生殿》。黄宗江提起自己组织学生演的《牡丹亭》时，会念起杨的名字；英若诚在美国和中国演的《十五贯》，用的也是杨译。杨老先生对于中国文学和戏剧的意义之重大，难以尽述。而他对中外文化的了解，文化考据的影响，则少为人知。
　　上世纪80年代末，反思的年青一代开始成长起来，西方书籍重新变得热门起来了。在弗洛伊德影响下的哲学、文学开始流行，而在《中国文学》任主编的杨宪益则更看好中国的文学，于是提出出版“熊猫丛书”。熊猫丛书主要出版《中国文学》上刊载中翻英和中翻法的文学译作，还有部分的德文和日文版。翻译的作品有190多种，从陶渊明、蒲松龄一直到史铁生、池莉和铁凝，发行到了150多个国家和地区。
　　1989年，戴乃迭患了老年痴呆症，渐渐病重到失忆。杨宪益从此停下了翻译和自传写作的工作，悉心照顾妻子。在他卧房的桌上，一直留着郁风先生在1985年为戴所画的水粉画像，一头银发的老太太，笑容却依旧清澈有力。上面题着几个白色的字：“金头发变银白了，可金子的心是永远不会变的。”1999年的秋天戴乃迭女士去世，杨老先生写诗回忆亡妻：“早期比翼赴幽冥，不料中途失健翎。结发糟糠贫贱惯，陷身囹圄死生轻。青春作伴多成鬼，白首同归我负卿。天若有情天亦老，从来银汉隔双星。”此后10年，杨老先生的时间仿佛凝固了，如今，双星不再永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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