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上政治守望精神家园稿子 [冯骥才：不弃守望文化的使命]

　　 　　我们当然知道冯骥才。 　　我们知道作家的冯骥才：粉碎“四人帮”之后走上文坛，到目前为止，已先后出版120个版本500万字的文学作品。以写知识分子生活和天津近代历史故事见长。
　　我们也知道画家的冯骥才：出了5册画集，还举办了16次大型个人画展，开掘生活底蕴的、咀嚼人生况味的画作。
　　我们还知道“抢救家”的冯骥才：通过地毯式的考察，一次性地做10年，致力在城市保护和民间文化遗产抢救上，从这个家那个家的转向了“社会活动家”。
　　我们更知道身兼全国政协常委、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小说学会会长、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民进中央副主席等职务的冯骥才。
　　采访前一位朋友告诉我：“冯骥才做民间民俗文化的保护与抢救工作，压力很大，中断了多年的绘画，又重新拾起了。有了经费，才能更好地完成这项严峻的工作。这个人是极有深度的，他是一个思想家、艺术家，从不轻易地随波逐流。”
　　
　　作家的书房是在田野里
　　
　　世界许多国家的学者都认为中国的文化是最丰富的、最斑斓的。因为地大物博、民族众多、地貌多样，不同的地域有着不同的文化板块;因为历史悠久，不同的阶段有着不同的文化。这样的文化发展历程和文化构成是世界上比较少见的，因此中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在世界上应该是最多的。然而大部分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历史与社会的发展中受到冲击，面临濒危，相当一部分都已经消失了，或者正在消失……
　　就像齐鲁大地曾经千姿百态的古村落，今天可能已不足百个；就像会随着93岁东巴舞者的逝去就再无传人的东巴舞蹈；就像甘肃那个能唱出很多很多曲调的老人临终前都希望能把自己所会的流传下去……
　　这都是冯骥才亲眼所见的，他说：“每一分钟，文化遗产都在消亡，这就是我们面对的现实。”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灵魂，当灵魂消亡，民族就消亡了。面对这样不容乐观的现实需要有一个坚强又清醒的心。在这样严酷的现实中拯救与抢救我们的文化遗产需要莫大的勇气和饱满的激情，这两点冯骥才都做到了。
　　从2002年冯骥才就开始主要负责与此相关的两项比较大的工作。一个是国家批准的中国民间文化遗产保护的抢救工作，希望可以在10年到15年把民间文化普查一遍，就是要把家底盘清；另一个就是把我们各个民族的各个地域的文化档案都要整理出来，这是一个非常松散的、浩大的、千头万绪的工作。
　　但冯骥才坚定地告诉我们：“这是一定要做的。我个人的观点，知识分子要到第一线，要到田野里去工作，作家的书桌要搬到田野里，在田野里面阅读那些遗产的书、生活的书、生命的书、老百姓的书。”
　　“把书房放在田野就是这样的姿势。”冯骥才指着一幅照片告诉我，照片中几个人相互搀扶着撑着伞险些跌倒在泥泞的山路上。这是冯骥才带领一干人调查滑县年画时拍的照片。当得知那里可能有还没纳入体系的年画时，他们来到了这个家家都还在供着神农像的村庄。
　　神农是中国农耕时期农民主要敬仰的一个偶像，面对这个残存在工业化进程和现代文明体系之外的闭塞的村庄，它是否是一个独立的年画产地，是否和相距50公里的朱仙镇的年画一样？为此他们要做大量的调查和比较。冯骥才指着两张并排在一起的年画说：“朱仙镇年画的眉毛是叶形的，滑县的年画是弧线；朱仙镇人物的眼睛双眼皮都在上面，滑县年画双眼皮都在下面。我们做了一系列的，比如它的色彩，它的比例，它的构图的各种比较，完全都不一样，所以我们认为滑县为独立的年画产地，它有自己独立的语言和独立的审美体系。”
　　他详细地用文字、用图像记录着每一个细节，它的历史，它的传承过程，它的代表作品，这些作品是搁在什么地方、贴在什么位置、叫什么名字、多大的尺寸，它的功能是什么，它有怎样的工艺过程、工艺的形式，它所用的工具材料有什么。比如说盒板子、画、板材原料、纸张，其中的每一种颜色，比如说大红怎么做的，黄怎么做的，黑色怎么做的，它某年的销售情况如何……完备而详尽，最后还要拍一张这里土地的照片，冯骥才说，因为它有一个象征意义，就是一切文化都是从这个土地上产生出来的。
　　这就是冯骥才做学问的方式，细致再细致些。对中国每一个年画产地，都要这么做，一个产地做一卷，直至构建一个数据库。然而全国已发现的年画产地有上百个，这项工程的庞大与繁杂已经超出了我们的想像。冯骥才却意味深长地说：“唯有这样工作，我们才对得起古人，对得起祖先。”
　　年画的抢救却只是冯骥才文化保护工作的一小部分。现在，各地如果发现了某项濒临危机的民俗文化，许多部门都找到冯骥才。因此冯骥才每一天都要收到大量的信件，一个月要有几百封来自全国各地的信，不是每一封信冯骥才都能来得及亲自处理，也不是每一封他都有能力处理，但他却将每一封信分门别类地整理起来。他认为这个信息本身就有价值。在社会转型期间，农村社会向现代工业文明转型的过程中，有的东西，有的时候它消失了，一点痕迹都没有。把一个信息留下来，可能将来就有价值。
　　
　　艺术家不能放弃守望文化的使命
　　
　　当社会处于麻木状态的时候，作家先清醒，例如鲁迅；当社会过于功利的时候，作家应该给社会一个梦，例如惠特曼。
　　作为作家，作为画家，冯骥才喜欢艺术想像的时候不清晰，天马行空，比如在画一张画或者写一篇散文的时候，可以追随着感觉，拥有意境的朦胧。但是面对文化问题，特别是面对着我们曾经拥有的、正在慢慢消失的文化，他要求自己心里要特别的清晰，要保持特别清醒的头脑。
　　冯骥才说，我还有一个书房是在心里的。有的时候跑在路上，我要在心里面写作。我要想我的文章，我要思辨，都要在我的心里解决。这是一个无限大的书房。哈姆雷特说过一句很有意思的话，你即使把我放在火柴盒里，我也是无限空间的主宰者。我特别欣赏这句话。内心是无限大的，身为一个知识分子也好，作家也好，学者也好，最重要的是在自己的心灵里工作，用心工作，用全部的心工作。
　　在苏州有一个博物馆冯骥才非常喜欢，是贝聿铭设计的，光线感觉特别好，他在那里办了一个展览。画展的画全部卖掉了，近400万元的收入，全部都捐给民间画所去抢救传统文化了。他说:“捐掉了就是捐掉了，我觉得捐的意义超过一切，然而却跟钱没有关系。”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遭遇的事情，让冯骥才知道了国家民族是怎么回事，凡是那个年代过来的人，都会把国家民族的命运和自己的命运结合在一起，都更会有责任感。他说，我认为知识分子的定义就是富有责任感的人，有知识有文化的人，就是负有责任感的文化人。这个责任感跟那个时代给予我们的是分不开的。文学作品虽然也是一种特殊商品，但它有一种功能是其他商品所不具备的，那就是对人类灵魂的矫正或扶正。中华民族虽有5000年的灿烂文化，但并不说明我们今天的文明程度已经提高，作家对民族的灵魂应担负起净化和升华的使命。文艺作品可以市场化，作家和艺术追求不能市场化。一位真正有追求的作家、艺术家，绝不能放弃社会责任。优秀的作家、艺术家的产生，是一个国家文化高峰的典型代表，具有无可替代的价值。使一个人富起来是容易的，但是使一个人有文化是不容易的。
　　所以，文化人，在这个时代，还有着巨大的使命。
　　（摘自1月18日《北京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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