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旧人物 叶兆言陈旧人物修订版

　　 　　康有为 　　我对康有为一直没什么太好的印象，说来可笑，这反感首先来源一种妒忌，大约自己比较笨，总觉得喜欢自我吹嘘，总有问题。读康有为的东西，老想着他是在吹牛，翻开中国近代的历史，像他这么感觉良好和敢说大话的人，还真不太多。康有为自订的年谱上说自己五六岁时开始读四书，到十岁便“知曾文公、骆文忠，左文襄之业，而慷慨有远志矣”。书读多了，对这些文字已经麻木，譬如神童之说，在这一点上，康有为表扬自己和表扬自己儿子如出一辙，他老人家五十岁才得子，儿子三岁，能背三十首诗，认识几百个字，他立刻写诗盛赞“风骨凝端秀，神明得静舒”，认定这孩子前途无量，将是自己最好的接班人。三岁毛孩能背诗识字，这样的神童在今天也不少见，一个人日后若有了出息，早年的聪慧便是明证。其实小时了了，大未必佳，是经常的事情。
　　康有为被称为“康圣人”，这又是我不喜欢的一个原因，因为圣人不是普通人，没有人情味。他是天生的教主，一言一行，都和他的书法一样，流露出强悍的霸气。我始终想不太明白，光绪皇帝如何就轻信了他的蛊惑，读谭嗣同的《仁学》，读康有为的《大同书》，总觉得是年轻的皇帝上了文人的当。站在大清朝的角度上，康梁一党，不仅要杀，而且要斩草除根。光绪当皇帝毕竟嫩了一些，虽然《仁学》和《大同书》都是戊戌之后才出笼，但是作为一种思想，显然是早已形成。谭嗣同的变法，迟早一天是连皇帝的脑袋也要砍的，因为他赞美法国大革命，“誓杀尽天下君主，使流血满地球”。康有为表面上温和，开口皇上闭口忠君，他的《大同书》更让人目瞪口呆，梁启超《南海康先生传》说到乃师的哲学思想：
　　先生者，天禀之哲学者也。不通西文，不解西说，不读西书，而惟以其聪明思想之所及，出乎天天，入乎人人，无所凭借，无所袭取，以自成一家之哲学，而往往与泰西诸哲学相暗合，得不理想界之人杰哉？
　　先生之哲学，社会主义哲学也。泰西社会主义，源于希腊之柏拉图，有共产之论。及十八世纪，桑士蒙、康德之徒大倡之，其组织渐完备，隐然为政治上一潜势力。先生未尝读诸氏之书，而其理想与之暗合者甚多，其论据之本，在《戴记?礼运》篇孔子告子游之语。
　　中国共产党一九二一年成立，梁启超这篇介绍文字，写于一九零一年，此共产当然不等于彼共产，但是就其宣扬的一些东西来看，如“土地归公”，“男女平等，结婚离婚自由，严禁一夫多妻，一妻多夫”，“教育平等”，“遗产一半归公”，设“养老院”，“育婴之事，必由公局，父母不得与闻”，还真有些共产主义色彩。对于大清朝来说，康有为的“大同”理想，无疑异端邪说，光绪皇帝会糊涂一时，不可能糊涂一世。康有为显然是阴谋家，早就有几步走的如意算盘，可惜历史有自己的逻辑，并不按照他的想法发展，戊戌变法是第一步，这一步刚跨出去，就输得一塌糊涂。人们谈起这一段往事，喜欢把过错推到袁世凯身上，好像袁当时只要站在维新党人一边，变法便可能成功，中国的前途于是会另一副模样。这是过于天真的想法，在一个有着古老封建传统的国度里，仅仅是搬搬椅子挪个座位，都要流血死人，靠文人的一纸改革理想，想实现什么大同世界，实在是痴人说梦。
　　
　　康有为的幸运，在于只是一个轰轰烈烈的开头，他许诺了一大堆根本就实现不了的理想，真放开手来让他做，不知道会出现什么样的糟糕局面。他是一个失败的英雄，因为失败，倒给人留下了一个壮志未酬的好印象。当时的有识之士，深感大清朝的溃败，为了国富民强，在是否要改革这一点上，都站在他一边。站在一边不等于完全认同，大家不过是站在同一起跑线上，想到达的目的地却风马牛不相及。陈寅恪的祖父湖南巡抚陈宝箴和父亲陈三立，就是因为赞成维新党被革职查办，永不叙用，而事实上，他们的思想和康有为并不完全一路，都觉得康有为“心术不够纯正”，因此“难当大任”，他们心目中能够胜任领导改革的人物是张之洞。另一位曾经当过清朝两任军机大臣的翁同，也是赞成变法的帝党人物，他在日记中就直截了当地说康有为“此人居心叵测”，并且把这种想法告诉了光绪皇帝。
　　戊戌变法的草草收场，使得隐藏在改革派内部的种种矛盾尚未展开，就烟消云散。不仅如此，康有为自身的严重矛盾，也被有效地藏匿起来。一九二七年，康有为七十岁寿辰，末代皇帝溥仪从天津给他老人家送了一块匾去，同时还送了一柄玉如意，他竟然激动得“喜舞忭蹈”，一时“感极，以喜以伤”，感恩戴德地给皇上回了一封信。这真是一场闹剧，他隆重其事，不过是标榜自己一贯的忠君思想。明明是大清朝的罪人，却非要煞有介事地做戏，而这罪人的定评恰恰是他存在的意义。在给溥仪的信中，康有为借歌颂光绪皇帝，趁机为自己摆功：
　　先帝扫二千年之积弊，政厉雷霆；顺四万万之人心，令如流水。书朝上而电夕下，国虽旧而命维新，百日变政，万汇昭苏，举国更始以改观，外人动色而悚听。
　　百日维新是康有为一生中最风光的日子，经过了辛亥革命，袁氏复辟，五四运动，在一九二七年的大革命前夕，康有为不仅被人淡忘，而且一旦提起，必作为革命的对立面痛加嘲讽。此时的溥仪也已被冯玉祥撵出故宫，躲在天津的租界做寓公，潦倒对失势，正所谓同是天涯沦落人。然而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即使到了这一步，康有为仍然不改喜欢说大话的老毛病。其实他的政治理想，自始至终没有变过，说穿了就是虚君共和，大家对他的保皇思想，曾经痛加指责，很少有人能真正静下心来，想一想“虚君共和”究竟好不好。康有为的忠君从来就是演戏，他忠的只是一个傀儡，忠是假象，虚才是实。他所希望的社会，是英国似的君主立宪，因为在他的青年时代，大英帝国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他的那种强大帝国的宏伟理想，很容易打动和迷惑住年轻幼稚的光绪皇帝，但是无论康有为怎么美化，光绪终是一个无所作为的儿皇帝。从听话当木偶这一点上，康有为选对了人，事实上光绪皇帝可以走的路只有两条，听老佛爷的话，或者听康有为的，他既不是康熙和乾隆，更不是彼得大帝和拿破仑，指望他成不了事。
　　康有为变法的最终目的，还是推翻封建社会，他不过是想给封建帝王一个体面的退步。封建帝王将退出历史舞台，这是个必然的大趋势，顺者昌逆者亡，康有为作为一个书呆子，比同时代的知识分子更敏锐地看到这一点，并且不计后果身体力行。在他的变法方案里，曾有一个秘密的迁都计划，在他看来，北京实在是太保守，“旗人环拥，旧党弥塞，下至市侩吏胥，中则琐例繁札，种种皆亡国之具”，“非迁都避之无易种新邑，不能维新也”，因此光绪皇帝只要带一些人，逃到上海去，很多问题就可以迎刃解决。他提出要“改维新元年以新天下耳目，变衣服而易旧党心志”，主张越来越激烈，难怪旧党会觉得他是在挟天子以令诸侯，是在毁大清朝的根基，而光绪皇帝在他的指挥下，也越来越手足无措。
　　民国以后，经历了一系列的内乱，袁世凯称帝，军阀混战，康有为因此更坚信自己的立宪思想，最符合中国国情。在他看来，有个傀儡皇帝放在那里，大家将因此断了独裁的梦想，再也用不着为最高权力争来夺去。这当然又是他的一厢情愿，因为只要有独裁的土壤，当皇帝可以搞独裁，不当皇帝也一样可以独裁。康有为编过一本书，标题骇人听闻，叫《不幸而言中不听则亡国》，他是局外人，说什么也没用。张勋复辟，他跟着起哄，因为遭到临时大总统冯国璋的通缉。见惯了风风雨雨的康有为大怒，通电天下，以一连串无可辩驳的事实，揭露复辟之事，贼喊捉贼的冯国璋乃是真正的主谋。这一招击中要害，所谓通缉便不了了之。把过错往文化人身上一推了事，这是统治者的惯用伎俩，袁世凯称帝出丑以后，玩的就是这一手，但是遇到倚老卖老的康有为，横竖不吃这一套，北洋军阀拿他老人家也没办法。
　　 二零零零年四月六日河西
　　
　　
　　梁启超
　　康有为是块顽固不化的老石头，他是个认死理的家伙，一意孤行，一条路走到黑。他的弟子梁启超正好相反，是灵活机动，说变就变，所谓见异思迁，看谁好就跟谁学。从运气上来说，梁启超也更好一些，他十七岁就中了举人，少年得意，而他的恩师中举却要晚得多。梁启超是识时务的俊杰，活到老，学到老，他拜康有为为师的时候，康还没有中举，在科举时代，一个有功名的人，能拜无功名的布衣为师，其好学精神由此可见一斑。梁启超在《三十自述》中曾表明他为什么拜师康有为：
　　其年秋，始交陈通甫。通甫时亦肄业学海堂，以高才生闻。既而通甫相语曰：“吾闻南海康先生上书请变法，不达，新从京师归，吾往谒焉。其学乃吾与子所未梦及，吾与子今得师矣。”于是乃因通甫修弟子礼事南海先生。时余少年科第，且于时流所推重之训诂词章学，颇有所知，辄沾沾自喜。先生乃以大海潮音，作狮子吼，取其所挟持之数百年无用旧学更端驳诘，悉举而摧陷廓清之。自辰入见，及戌时退，冷水浇背，当头一棒，一旦尽失其故垒，惘惘然不知所从事，且惊且喜，且怨且艾，且疑且惧，与通甫联床竟夕不能寐。明日再谒，请为学方针，先生乃教以陆王心学，而并及史学西学之梗概。自始决然舍去旧学，自退出学海堂，而间日请业南海之门，生平知有学自兹始。
　　陈通甫是康有为的大弟子，英年早逝，曾被戏称为康门的“颜回”，他死了，大弟子头衔自然而然落到梁启超的身上。康有为一生能成气候，翻云覆雨，与梁启超这么一位得力助手有极大关系，打一个很不恰当的比方，康是希特勒，梁就是戈培尔，再也找不到比他更好的宣传部长。宣传和鼓动是梁启超的强项，他所创造的“新民体”在民国初年影响极大，除此之外，他一生都是个好学生，在今后的发展中，无论如何得意，虚心好学见贤思齐的作风不改，这一点也正好和他的老师相反。一八九七年，湖南时务学堂聘请梁启超为总教习，这一职务最初想让康有为担当，但是身为湖南巡抚公子的陈三立认为梁“所论说，似胜于其师，不如舍康而聘梁”，于是梁启超到长沙宣传维新思想。在长沙不过两个月，他有了一批得意弟子，戊戌以后，梁流亡日本，这些弟子也跟到日本，其中最著名的便是蔡锷。袁世凯称帝，蔡锷云南起兵，再造共和，梁启超起着十分重要的幕后作用。
　　梁启超尊师，并不说明他没有自己的思想。早在戊戌变法前，他和康有为在学术上，就有一些分歧。到后来，分歧越来越大，他们的政治理想南辕北辙，但是他从来不敢忘本，仍然执弟子礼甚恭。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这两点都在梁启超身上得到充分体现。康梁并称，我更喜欢梁启超，其中最重要的理由，是觉得梁启超天真，有人情味，不是总板着一张老师面孔。梁启超的书法不能和乃师相比，他的字出自张迁碑，拙而敦厚，明澈见底，和他为人一样。康梁的共同点，都是国学功底深厚，不排斥外国的东西，不仅不排斥，而且拼命吸收。顽固派一眼看穿了把戏，譬如叶德辉就直截了当地说他们：“其貌则孔也，其心则夷也。”
　　和同时代人相比，康梁对夷的关注，确实超乎寻常，说他们赞成全盘西化，未必有什么大错。我不知道梁启超的外语水平究竟如何，读他的文字，屡屡觉得他孜孜不倦正在学外语。戊戌之后，流亡日本，他开始和弟子一起学日文，显然是学通了，日后一些注明梁启超的译文，很可能是日文的转译。在外语学习方面，针对有人认为日本人的观点来自西方，要想了解西方，应该直接学英文，他有一些很实用的观点：
　　学英文者经五六年而始成，其初学成也，犹未能读其政治学、资生学、智学、群学等之书也。而学日本文者，数日而小成，数月而大成，日本之学，已尽为我有矣。天下之事，孰有快于此者。夫日本于最新最精之学，虽不无欠缺，然其大端固已粗具矣。中国人而得此，则其智慧固可以骤增，而人才固可以骤出，如久餍糟糠之人，享以鸡豚，亦已足果腹矣，岂必太牢然后为礼哉。
　　古代帝王或者诸侯祭祀社稷时，牛羊豕三牲全备为“太牢”。学习在于效果，只要有效果就行。梁启超的虚心善学，在同时期实属罕见，尤其是在功名显赫的前提下，他仍然像一个好学的小学生。五四运动爆发的那一年，他已经四十七岁，去欧洲游历考察，在船上，他开始发愤学法语，这次出远门，是一年多的时间，他不仅学法语，而且学英文。在家信中，他对自己的学习生活作了这样的描写：
　　吾在此发愤当学生，现所受讲义：一、战时各国财政及金融，二、西战场战史，三、法国政党现状，四、近世文学潮……
　　梁启超死后，据说留下藏书十万卷，遗著一千四百万字。他是一位真正的多产作家，如果不勤奋好学，不可能完成这么多字数，毕竟只活到五十多岁。人的生命是有限的，创造力也是有限的，在有限中能做出这样的骄人成绩，绝不是仅仅天才两个字就能打发。康有为之落伍，应该说和不接受新事物有关。梁启超能给后人留下深刻印象，有多方面的原因，中国近代史上的几件大事，戊戌变法，护国反袁，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他都是最重要的领导人之一，或是台前活动，或是幕后奔走。多年来，很少有人提及他在五四运动中的地位，其实当年学生所以能闹起来，并且惊天动地，和正在巴黎的梁启超向国内致函报告和会消息有直接关系，青岛问题成了事件的导火索，梁启超警告政府，严责各全权代表，万勿在不平等和约上签字。我们习惯于把五四运动称之为自发的学生运动，充分的史料证明，当时的学生运动，有政府默认的一面，因为让国内学生这么闹一下，有利于外交人员在谈判桌上讨价还价。
　　说到底，梁启超还是个书生，在政坛上，他不止一次有过机会，但是仕途得意不是他的人生目的。辛亥革命之后，也就是民国元年，他到达北京，“都人士之欢迎，几于举国若狂，每日所赴集会，平均三处，来访之客，平均百人”，在给女儿的信中，梁按捺不住得意心情，说自己“日来所受欢迎，视孙黄过数倍”。孙黄是指孙中山和黄兴，和这些职业的革命家相比，书生梁启超显得十分幼稚。在当时，革命党人和袁世凯既斗争又统一，处于中间位置的梁启超因此成为双方拉拢的焦点。凭他的资格和声望，捞个大官做不成问题，成问题的是他的性格不适合做官。作为国内温和派的代表人物，他有着很好的群众基础，他的受欢迎也说明当时确实存在着深得民心的第三条道路，这条道路能否走通是另外一回事。梁启超当过司法总长，好像还当过财政总长，都是很快就辞职，官场之黑暗，不是他这种书生可以忍受的。
　　梁启超晚年是清华四大教授之一，他的兴趣广泛，学问渊博，各大学都竞相聘请他去讲课。一些学校为了竞争，竟开出千元一月的高价，按当时的生活水准，这是一个天文数字。特殊的人才，通常都有异秉，有人问梁启超信仰什么主义，他想了想，说：“我信仰的是趣味主义。”有人又问他的人生观拿什么做根底，他回答说：“拿趣味做根底。”这种直率通俗的话，康有为绝对不会说。梁启超说自己做事总是津津有味，而且兴会淋漓，在他信奉的词汇里，什么悲观，什么厌世，一概不存在。他曾坦白说，自己所做的事，大都是失败，或者严格地说没有一件不是失败，然而总是可以一边失败，一边继续做，他不仅能从成功中获得乐趣，更能从失败中获得乐趣。人生不仅仅为了成功，他坦言自己生活的每一分钟都是积极的，向上的，因为积极向上，所以活得有滋有味。孔子说过“学而不厌，诲人不倦”，是人都可能学习，都可能教育别人，难得的只是真正做到“不厌不倦”，如果没有趣味做支撑，不厌不倦便不可能，也失去了意义。趣味是燃料，是精神活动的源泉，仔细想想，还真不能说梁启超的话没道理。
　　 二零零零年四月九日河西
　　（摘自《陈旧人物》，叶兆言著，上海书店出版社2007年4月出版，定价：19.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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