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宪梓：回归现场高呼祖国万岁 曾宪梓

　　　　即使在港英政府时期也高调爱国的曾宪梓，几乎参与了《中英联合声明》签署之后的一切回归事项。他说，香港经济的发展越来越受到整个中国经济的强力推动，不过，随即他又修正道：祖国从来是香港最有力的支撑，回归前如是，回归后亦如是。正因为如此，英国虽曾拥有如此众多的殖民地，“香港却只有一个”。
　　记者：香港回归那天，你在做什么？
　　曾宪梓：我当然在会场，那是很兴奋的一个晚上。整个会场有几千人，交接的时候我和我夫人都参加了，凌晨之前看着英国国旗降下来，然后零时零分准时奏国歌，升国旗和区旗，本来整个会场都很严肃安静，但是到了那个时刻，大家都控制不了自己。我完全是情不自禁地举起手说“祖国万岁”，夫人在旁边拉我说，你这么激动干什么，要注意场合，附近的人都在看你！我反问她，难道你不激动？
　　记者：回归前后，你参与了很多基本政策的讨论和制定。
　　曾宪梓：基本上是全部。最早期我是国务院的港事顾问，然后是基本法咨询委员会委员，特别行政区筹委会预备委员会委员，然后是正式的筹委会委员。每个月固定开两次会，然后还有小组会议，我一个月不知道要飞多少次北京。
　　记者：那时候对于香港怎么走是否有一些争论？
　　曾宪梓：我们当时对将来香港特区政府进行了全方位的讨论，争议有很多，比如过渡时期该怎样做？但是所有的争论都是细节问题，对于大方向大家都是没有怀疑的，“一国两制”是必然的选择。所以都是有争议，有结论。
　　记者：1994年你就成为了全国人大常委，也是香港唯一的一个，你认为自己当年为什么能够当选？
　　曾宪梓：1992年我就是全国人大代表，之前我还做了10年的广东省政协委员。我当代表的时候刚刚遇到最后一任港督彭定康来到香港，本来过渡时期是很顺利的，但是彭定康搞了个“三违反”政改方案。在当年的全国两会上，我就公开谴责彭定康，问他到底是破坏回归平稳过渡，还是来培养接班人？好笑的是，1992年底，金利来集团获得了香港商界的最高荣誉“总督工业奖”。作为港督，彭定康必须给我颁奖，当时我们两个人就握了握手，也没什么好说的了，完全是礼节上的。大概因为代表们认为我敢说敢干，不怕港英政府的反对，1994年的时候我就当选了人大常委。
　　记者：以香港人的身份进入国家最高权力机关，你怎样评价自己的作用？
　　曾宪梓：《基本法》明文规定了香港不实行人民大表大会制度，因此本地也就没有人大常委会，也没有联络处、办事处。内地的人大是监督政府的，但是香港的人大代表不能干预政府事务，所以我最主要还是及时向中央政府反映香港民意。
　　比如香港经济低迷的时候，我在很多场合都对政府高层说，目前最容易做起来的是旅游业，应当让更多的内地游客前来旅游。这个观点我提了很多次，不管是私人见当时的江泽民主席，还是在“广交会”上见朱基总理。我对朱总理说，肥水不流外人田。自由行开放之后，去年内地超过了1200万人来香港旅游，带动了整个香港经济的发展。
　　记者：10年来香港最大的变化是什么？
　　曾宪梓：最大的变化是现在经济发展是受内地经济的发展推动，但事实上这是一直存在的。英国有这么多殖民地，推行同样的政策，为什么只有一个香港？祖国其实一直都是香港发展最大的支撑。（特派香港记者李静睿，记者朝格图对本文亦有贡献）
　　（摘自6月5日《新京报》。标题有改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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