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容易实话关说:车门不容易关

　　社会信息管理规则上的一个细小变化，触动了人们对国家政治与社会生活的深沉感怀。这个变化，就是因自然灾害导致的死亡人数及相关资料不再被视为国家秘密。这成为本周中国最热门的新闻之一，人们由此而生发的议论，纷纷指向国家的开放、自信以及社会管理更加合乎人情，更加切合社会运行的真实。
　　自然灾害信息涉及亿万人民的生活，灾害导致的损失是灾害信息完整性不可分割的部分，而在所有灾害损失之中，生命损失是最为人所关注的信息，这本不应成为什么问题。《论语?乡党》记载，“厩焚，子退朝，曰：伤人乎？不问马。”孔子在灾害面前的态度，其实也是普通人的态度，在任何灾害发生之后，人们首先关注的总是人的生命安全是否得到了保证，有多少人因为灾害而永远离开了我们。
　　国家保密局、民政部9月12日联合新闻发布会上的核心信息，其实只有一句话：原《民政工作中国家秘密及其密级具体范围的规定》中的关于自然灾害导致的死亡人员总数的保密规定予以废止。我们可以想到，这个内容被写入原有规定中时一定经历过慎重考虑，但亿万民众对自己所生活的社会的一项基本信息的知情权利，实际上仅仅只是靠着这样一条无须经过权力机关批准的行政规定就得以限制，回想起来还是令人感慨唏嘘。
　　现行《民政工作中国家秘密及其密级具体范围的规定》发布于2000年2月29日，其中载明“全国及省、自治区、直辖市因自然灾害导致的逃荒、要饭、死亡人员总数及相关资料”作为保密事项。但因灾死亡人数保密的做法，绝非自2000年始，2000年规定中之所以仍将此列入保密事项，乃是对历史做法的一种承袭。
　　我们并未得知把因灾死亡人数列入国家秘密事项是考虑到了哪些因素，只能根据一些曾经习非为是的思维习惯来推测这种安排的原因：可能是因灾死亡人数的公布或会造成恐慌心理，可能会因为死亡人数众多而影响到人们对政府抗灾能力的怀疑。这样的考虑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并非过虑。然而，即使在那样的背景下，过度保密又确曾给中国人带来沉痛教训。发生在1976年7月28日的唐山大地震，直到三年后才报出“死亡24万多人”的消息。此前，各种猜测铺天盖地，有的说死了60万，有的说70万，既不利于国际社会救援，政府形象更是严重受损。
　　但是，事情并不仅仅于此。单从唐山地震的实例观察，不报灾情，不报死亡人数，还往往与另一种人们曾很熟悉的情形相伍。唐山地震次日，媒体发出的头一条相关新闻的题目为《河北省唐山、丰南一带发生强烈地震 灾区人民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发扬人定胜天的革命精神抗震救灾》。据新闻传播学者后来研究，地震发生后的40多天中，我们的主要媒体的第一版上没有一篇关于唐山地震具体灾情的报告，却天天都登载“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文章，有时还一日数篇，即使有时刊登地震的消息，也是报告领导关怀、军民抗震成就，灾区恢复生产等等“喜讯”。
　　报喜不报忧，这确是那个特殊动荡年代留下的印迹。随着改革开放的到来，事实上，并没有等到保密局和民政部宣布废止那条规定，对于自然灾害造成的损失，特别是对于死亡人数，媒体已经能够比较及时而确切地向公众予以报道了，比如，就在这一个月里，媒体便一直在报道台风在东南沿海造成的人员伤亡情况，甚至，连一些不仅仅是天灾，而且还与人祸相联系的灾难性事件，如重庆开县井喷，其死亡人数，也能在较短的时间内得到准确报道。这以至于使很多人直到今年9月12号那天才吃惊地了解到，原来，中国以前还有一个相关的保密规定。中国的进步真是神奇。
　　但，另外一方面，我们还要看到，走到这一步又是何其的不易。至今，在某些省市，灾难发生后，仍然有一些人民群众十分关心的、也能够公诸于众的情况，本可以公开的，却不能被公开。人们看到的， 是对死亡人数的瞒报、少报，实在躲不过了，则“淡化处理”，直到新闻稿件的最后一段，才含糊地披露有多少人死亡，而更多的文字，是在赞美地方领导如何身先士卒、抢险救灾，或者“安抚工作取得了决定性胜利”。此处核心问题还在于，灾情如何，事关政绩。同理，一些地方政府也会夸大死亡数字和损失情况，以骗取国家的救灾款项。因此，此次废除自然灾害死亡人数保密规定，它的深意，恐怕最终是要触及某些利益层面。这才是难度很大的问题。
　　不管怎样，解密因自然灾害导致死亡人员总数，将这一做法制度化、规范化，不仅仅是国家信息管理领域中的一个进步，它更喻示着国家的执政方式正朝着更加开放、进步、文明、人性化的方向发展。唯有充分广泛的公开交流，唯有人人都讲真话、不说假话，才可以形成真诚的社会共识和真正的社会合力，使国家更加地一天天好起来。
　　（《望东方周刊》2005年第3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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