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艰苦而深刻的转变”|深刻转变工作作风

　　采访：吴奇志 　　 　　沈苏儒，1919年出生，受国务院表彰的有突出贡献专家，受中国翻译协会表彰的资深翻译家。现任中国宋庆龄基金会名誉理事、全国翻译专业资格考试专家委员会顾问、中国外文局对外传播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著作有：《论信达雅――严复翻译理论研究》、《对外报道教程》、《对外传播的理论与实践》。主要译作有：《争夺欧洲霸权的斗争；1848～1918》、《宋庆龄――二十世纪的伟大女性》等。
　　最近，我们走访了沈老，他向我们讲述于他从事对外传播的经历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外宣事业的变化。
　　
　　与新闻和外宣结缘
　　
　　《对外传播》：您1945年从中央大学外文系毕业后为何选择了新闻这一行?
　　沈苏儒：上初中时我就对新闻有兴趣，很喜欢看韬奋办的报刊。我觉得报纸是打开世界的窗户，可以从中学到很多东西。大学毕业后，我进入当时设在重庆的美国官方新闻机构――美国新闻处中文部工作，在新闻资料组做翻译。进入美国新闻处后，我对新闻有了更多了解。当时主持中文部工作的是刘尊棋(全国解放后曾任中央人民政府新闻总署国际新闻局副局长、外文出版社副社长兼总编辑)，是他把我带上了新闻工作的道路。他曾对我说过一句话，“如果你真对新闻工作感兴趣的话，你就应当到报社去工作”。于是我在1946年进入当时中国的三大日报之一《新闻报》当记者，直到全国解放。
　　《对外传播》：解放以后，您在新中国第一份英文报纸《上海新闻》任编辑。您在这家报社的任职经历为您从事外宣工作奠定了怎样的基础?
　　沈苏儒：我在《上海新闻》负责编辑要闻版。该报有3个版：要闻版、本市新闻版和专稿版。在《上海新闻》工作的两年里，我基本了解和掌握了一张英文报纸是如何产生的。
　　《对外传播》：能谈谈在《人民中国》工作的10年中最令您难忘的经历吗?
　　沈苏儒：1953年至1963年，我在《人民中国》当编辑。在这10年里，我了解了对外新闻出版的全过程。
　　我至今记得一件对我教育最深的事。就是在1961～1962年进行的“澄清业务思想大讨论”。在那次大讨论中，提出了4个问题。一是区别内外的问题。有人认为，对内宣传和对外宣传是有区别的，任务不同，对象不同；反对者却认为，两者没有区别，都是宣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区别内外就是向资产阶级靠拢。二是传播者和读者的关系。当时对外宣传有一个口号就是，“以我为主，照顾读者”。大家围绕这个提法是否正确进行了讨论。现在看起来这已经不是问题了。三是政治性和艺术性的关系。那时只强调政治性，不强调宣传的艺术。四是编辑与翻译的关系。翻译是机械地翻译，还是根据外文的特点来工作。
　　在外宣“三贴近”已经深入人心的今天，有些问题已不是问题，但对有些问题的讨论仍在继续。只是已经不再是对与错的问题，而是如何做的问题。比如，如何将我们自身的需求与海外受众的需求结合起来；如何深入了解外国读者的感知力、判断力、思维习惯和思维方式；如何提高宣传技巧等。这些都是我们当前提高外宣效果面对的课题。
　　《对外传播》：1963年以后，您在《中国建设》(现名《今日中国》)工作，其间采写过一篇通讯，题为《从皇帝到普通公民》，发表在《中国建设》1964年第1期。这是关于溥仪最早的较为完整的对外报道，曾引起国外读者很大兴趣。当时您做这篇专访时遇到的最大困难是什么?
　　沈苏儒：我想我遇到的最大困难应该是如何让国外读者信服报道内容。我想有两个做法可以提高报道的可信度。一是突出溥仪作为普通公民的那一面，把一个活生生的人展示给读者。为此，我在一开始就没有把这次采访当成单纯的报道任务，而是努力与溥仪建立私人之间的友谊。这种私人感情的建立为我做采访奠定了基础。我们有的对外报道缺乏人情味和感染力，我想重要的一点是，不能单纯从任务本身出发，这样就没有一种个人感情在里面。一个人做事情、写东西要有感情，记者尤其如此，因为记者接触的是人。
　　二是用事实说话。具体到这篇报道来说，就是尽量让溥仪说话，避免替他说话。我注意让他自己根据他自身的感受讲述。比如他刚刚进战犯管理所的时候，心情是怎样的，后来对管理所人员的态度如何(用他与所长的对话表现)，我选用的都是他自己的语言。这样说服力是不一样的。另外，我还专门引用了一段一位英国记者对溥仪的采访。这样做的好处是，提高真实性。因为溥仪对中外记者所谈的感受是一致的。
　　还有就是采访可能涉及外国读者不太容易理解的东西。比如，我们说对溥仪进行思想改造，这在外国人看起来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毕竟在他们那里没有思想改造的作法。所以我就通过溥仪讲的一些具体的事情，如他是怎么感觉到自己受到的是教育而不是一种单纯的惩罚。他的态度是如何从抗拒到后来主动接受的。我努力地表达他这个转变过程，对这个过程的表达同时也回答了外国读者的疑问：中国是怎么对一个皇帝进行改造的。
　　
　　亲历艰苦而深刻的转变
　　
　　《对外传播》：改革开放之前，我们的外宣品具有怎样的特点?
　　沈苏儒：在改革开放以前，不能说我们的外宣工作没有成绩，不能完全给予否定。但是我的印象是，改革开放前的外宣品有这么几个特点。一是官方色彩太重。甚至像《中国建设》这种具有非官方性质的刊物也要以附册形式出版中央的重要文件、报告。第二个特点是政治性强，突出政治。可以说是严肃有余，活泼不足。当然也有一些趣味性的东西，如《人民中国》日文版的“集锦”栏目(刊登有笑话、漫画、故事)，就很受日本读者欢迎。
　　我们是要以读者喜闻乐见的方式，让他们了解我们，同情我们，支持我们。
　　《对外传播》：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的对外传播事业进入了一个转型、开拓和发展的新时期。您称这种转变“是一个非常艰苦而又深刻的转变”。您所说的“艰苦和深刻”具体体现在哪些方面?
　　沈苏儒：我的想法是，这种转变主要是整个指导思想上的转变。之所以艰苦，是因为几十年以来都是这样一种指导思想，转变起来不是很容易。另外，为什么说它深刻呢?因为它实际上不仅是一种技术上的问题，还是指导思想上的问题。
　　我觉得“艰苦和深刻”的最集中体现是，用“对外传播”取代“对外宣传”。这不单单是个名词的替换，是指导思想的问题。从传播学的理论上讲，“传播”可以涵盖“宣传”。“宣传”是一种具有特殊目的和作用的传播，务求使受传者接受或同意宣传者所传播的事实和理念，从而达到宣传者主观亡的要求和目的。在我们的词汇中，宣传是正面的、积极的，在国际通用的词汇中，它却是消极的。因此，在指导思想上，我们的对外新闻、出版、信息工作，即宣传工 作，其实就应该是传播。
　　改革开放后，党把对外宣传转移到正确的轨道上来，是费了很大力气的。胡耀邦同志在1979年的指示对我们整个对外宣传工作的方向性的转变起了决定性作用。他说，我们的对外宣传书刊要受到外国朋友的欢迎，才能不断发展。他还提出：“可否选择一两个刊物，清外国专家当主编，我们的人当顾问。”后来爱泼斯坦担任《今日中国》主编，就是这一指示精神的具体体现。所以，这种转变应该是够深刻的了。
　　
　　关注外宣的“老问题”
　　
　　《对外传播》：1977年6月，英中了解协会副会长费里克斯?格林与新华社对外部记者作过一次即席谈话。他当时指出，中国出版物的文风和表达方式缺乏感染力。您对这种现象是否有印象?在今天的对外新闻报道中，这种现象似乎已有所改观。这个改进过程遇到的最大障碍是什么?
　　沈苏儒：有一句话我很希望我们搞外宣的人每天都要记得，每天都在心里默念一遍：“你们想说的都说了，我们想知道的还是不知道”。这是一个外国读者对我们外宣品的意见。朱穆之同志在他的《论新闻报道》一书中多次引用了这句话。英中了解协会副会长费里克斯?格林在那次即席谈话中也特别建议说，搞外宣的人要在桌前放个牌子，写上“外国人不是中国人”。我总觉得我们在知已知彼上还是有缺陷。在知已方面，一般的知是有的，但深度和广度还是不够，对自己的了解还是不太深，应该知道的还是不知道。包括我本人也存在这个问题。而在知彼方面，也就是对外国的了解就更差。虽然中外交流比以前更广泛，但增加的还只是泛泛的了解。当然对外国的了解不是很容易的事。段连城(前外文局局长――编者注)曾说过，对于外国人对中国的了解千万不要估计太高，对外国人的一般知识，千万不要估计太低。
　　《对外传播》：1994年，您撰文指出，我们的外宣品仍存在“不对路”的问题。所谓“不对路”主要是指外宣品不为国外受众所理解、感兴趣而接受。您认为应如何避免这些问题?
　　沈苏儒：应该说，改革开放后我们外宣取得的成就是蛮大的，这是值得肯定的，但我觉得我们应该努力的方面还很多，外宣事业还面临着一些“老问题”。归结起来大体有4个方面。一是平衡问题。爱泼斯坦先生就反复提出过这个问题。就是我们的对外报道一定要平衡。所谓平衡就是说，你要讲好的，也要讲不好的。要讲成功的，也要讲不成功的，任何事物都有正反两面。只强调一面，效果是不会好的。这就牵扯到片面性、报喜不报忧的问题了。我们不报忧，这些忧就会被外国人报。如果我们自己讲，反而主动，何况我们清楚自己的毛病在哪里。
　　二是针对性问题。主要是因为我们在知彼方面不是很清楚。比如说，外国人对我们做一些反面宣传，他们到底做了哪些宣传，我们如果不清楚，在反击他们时就会无的放矢。像外文局对外传播研究中心最近出版的《境外涉华经济报道实例点评》这样的书，如果能拿来好好研读一下，对于提高对外报道的针对性还是很有帮助的。
　　三是协作问题。我总觉得我们整个的外宣阵营好像不是一个整体，各自为战。我们跟新华社对外部、中央电视台、国际台以及其他对外报道机构似乎没有什么制度化的协作，这样就形成不了合力。我们不是常常讲软实力吗?我们的软实力是分散的，不能够形成一个拳头。另外，我们现在有那么多的新闻学院，有那么多的新闻传播机构，但是他们与对外报道业务单位的联系还不很深入、广泛。他们对我们业务单位是否了解，很难说。
　　四是调研问题。我觉得我们现在还没有把调研工作放在一个应有的重要位置上。当今国际上动不动就搞个民意调查，而我们似乎从未做过这方面的工作，对外国读者研究得不够。这实际上还是涉及到观念问题。
　　当然。应该指出的是，与改革开放前相比，对外新闻报道的难度更大、更困难。因为过去我们是独家报道，现在有很多媒体或机构参与国际传播，甚至有大量的外国媒体都在从事对中国的报道。在这种激烈的竞争下，只有说得比别人更充分，我们的东西才会更有价值。
　　
　　寄望推动理论研究
　　
　　《对外传播》：您的专著《对外传播学概要》出版10年来，一直是对外传播工作者学习外宣业务的必备书之一。尤其对于解决外宣实践中的“老问题”具有指导意义。外文局对外传播研究中心自2004年成立以来，致力于对外传-播学理论建设工作。您希望对外传播理论研究在哪些方面取得更大突破?
　　沈苏儒：刚才我讲了写作问题，我知道传播研究中心成立以来与有关高校和研究机构合作，做了许多开创性的国家课题和研究项目。我希望这种协作能继续下去。另外就是外宣效果评估的问题。这与我们刚刚谈到的民意调查研究有一定联系。正确的、科学的传播效果的评价是必须做的工作。我们的东西发出去之后，究竟能取得多少效果，这对于做实际工作的人来说也很重要，他们需要知道传播的效果到底如何。这个效果的评价做起来难度是很大的，但是太重要了。效果的评价是科学的东西。
　　最后，我希望把外宣理论研究工作做下去。是不是可以调查一下我们的外宣品中哪些是成功的、有效果的，哪些是效果比较差的。就像《境外涉华经济报道实例点评》那样做一个分析。这本书分析的是外国人对中国的报道。我们是不是也可以分析一下我们自己的报道，对成功的例子做个分析，我觉得这样或许会对外宣具有更直接的效果。再有，除我们的外宣品以外，也不妨对一些成功的活动、影视作品做一些科学研究，分析它们好在哪里，为什么能成功，这种研究对于我们对外报道的示范作用就更大了。
　　
　　责编　王　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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