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若天下（一）:大肚能容容天下难容之事下一句

　　作者的话： 　　中国在近半个世纪的时间里取得了非凡的成就，她的发展足以令许多国家羡慕。由五洲传播出版社出版的《大若天下》一书，最早以法文出版，后来又分别以中、英、阿、西、俄、日和德文出版。书出版后，时间又过去了几年，我仍然生活在中国，中国每天都在发生着变化。对一个用那么短的时间取得了那么大成就的国家，我们充满了乐观。如今，这种乐观是很多发达国家可望而不可即的奢侈品。
　　
　　中国彻底地改变了我
　　
　　你们大概已经注意到，我本人用“外国人”一词来表示我们这些“移居国外”的人。可是，让我感到奇怪的是，当我回加拿大休假时，有一天，一些移民加拿大的中国人却对我说：“你们这些外国人……”
　　开始时，我一骑车出去就冒充俄国人，因为我的自行车是俄罗斯制造的。在哈尔滨，中国人和为数众多的俄罗斯人都对我说俄语，而我却把自行车留在了北京。
　　有一天，一个出租车司机也像所有中国人一样，问我是哪国人。我让他猜。他猜“英国人”、“德国人”、“美国人”。我对他说我是加拿大人，他听了以后回答说：“差不多。”不！根本不是“差不多”。加拿大人一般都不愿意被人当做美国人，美国不能把北美、中美和南美20多个国家的人都变成美国人。
　　还有一天，我冒雨登上一辆出租车，聊了一会儿天之后，司机问我：“你不是本地人，对不对？”他是凭我那难改的口音这样判断出来的。我朝他转过身，以中国人的方式，用手指着自己的鼻子说：“我？”于是，他偷偷地看了我一眼，得出结论说：“啊！你是新疆人！”我为自己被当成中国人而感到十分自豪，而且，我在云南的时候，也曾经利用这一点冒充中国人进入一个禁止外国人出入的地方。
　　我去宁夏回族自治区的时候，那里的人把我当成回族人。在新疆，维吾尔人把我当成哈萨克人，哈萨克人则把我当成维吾尔人。在北京的新疆餐厅里，维吾尔服务员用他们的家乡话跟我说话，当他们发现我听不懂时，都感到非常诧异。
　　在从加拿大回来坐满中国人的飞机上，我的邻座对我说，一看就知道你“基本上中国化了”。因为我在中国生活了很多年了。
　　我在观看一个中国画家的画展时，他问我：“你是不是外国人？”
　　难道我永远是另外一个我？我到底是谁？中国彻底地改变了我，因为她是在我对一切都产生怀疑的时候走进我的生活的。我首先彻底抛弃了自己原来的文化，自己的哲学思想和自己的世界观，然后，我重又逐一审视我的文化、哲学思想和世界观的每一个因素，进行取舍，再从中国文化中撷取我所希望接受的东西，从我原来的文化中撷取我所希望保留的东西，就这样，我为自己创立了一种新文化。这既不是统一、同化，也不是模仿，而是一种新生。
　　有时，我觉得自己有22个中国兄弟姐妹，因为我在北京已经献血22次，而我的血可能已经在很多我或许永远都不会结识的人的血管里流淌。我还有7个中国孩子，因为我通过“希望工程”为10名儿童支付学费。我正资助一个西藏女孩在拉萨学习医学。这些都是可以使我融入一个民族，成为其中一员的行动。
　　
　　生活中充满了惊喜，从来没有两天相同的日子
　　
　　对一个生活在中国的外国人来说，这难道不是一种难得的机会吗？当我想到那个在北京开餐馆的意大利人像个囚犯似的每天在日历上划掉受苦受难的一天，一天一天地数着离回家的日子还剩下几天的时候，我觉得他真糊涂，因为，他从来没试着去跟中国人交流，他从来没坐过公共汽车，也从来没亲自去过商场。
　　有些外国人不喜欢别人叫他“老外”，这大概是因为那个“老”字的缘故。其实，一个老兄弟、老朋友，这称呼里一点儿不好的意思都没有！你在中国旅行的时候，除了在那些几乎所有人都见过外国人的大城市，你去市场时，还必须做好被人围观的准备；人们会注意我们讨价还价的情况，估计我们的能力，或者凭我们所给的价钱来估计我们在中国生活时间的长短；有时候，他们甚至试着用手触摸我们的“黄”头发；在餐馆里，他们会等着看我们如何使用筷子。
　　前不久，一个记者问我，当我与我的中国丈夫走在街上，别人看我们的时候，我有何感觉。我回答说：“其实，当我看到一对中外夫妇在一起时，我也会看他们一眼！”难道你们不也是这样吗？
　　有一天，我在街上散步，一个骑自行车的人超过我，认出我是个老外，就回过头来继续看我。而这时，他前面停着一辆装满大白菜的卡车，他就一直朝卡车骑过去。我拼命给他打手势也没用。白菜倒是没有抗议，可那个可怜的骑车人却在那儿停了好几分钟，擦掉额头上流下来的血。
　　在中国，最有意思的是生活中充满了惊喜，从来没有两天相同的日子。下面是我初到中国时的另外一次“历险”。我想买点红糖，可我忘了问人家红糖用汉语应当怎么说，就径直去了食品店，走到卖糖的柜台前，说：“我想买糖，但不是白糖，是咖啡色的糖（在中国，咖啡色指红褐色）。”于是，女售货员就给了我一包咖啡，还补充说，咖啡里没有加糖。“不，这不是我要的糖。”于是，她又给我拿方糖，放在咖啡里的糖。旁边柜台上的女售货员听着我们的对话，就打着手势叫我，给我拿咖啡果糖。在汉语里，果糖和白糖发音相同，都叫糖。最后，我们三个人都笑了起来。我到底想买什么？我又懊丧又尴尬，准备打道回府。就在这时，我突然看到第三个柜台旁有个人，手里拿着一包糖，好像正是我想要的那种糖。于是，我就问那是什么，售货员说那是红糖，“红色的砂糖”，就是这么简单。红糖就这么说！意大利人不是管蛋黄叫“蛋红”吗，法国人不是管中国人的红茶叫“黑茶”吗？
　　
　　不是所有的外国人都讲英语
　　
　　有时候，当中国职员碰到一个外国顾客的时候，他会叫一个会讲外语的同事来帮忙，而外语就是英语。很多中国人都不记得，不是所有的外国人都讲英语，也不知道他们自己的语言对外国人来说已经越来越普及了。因此，他们总是要求我们在登记表格上写上我们的“英文”名字。每当这种时候，我总是开玩笑说：“我只有一个意大利姓名，您说我该怎么办呢？”
　　另外，他们想用英语与外国人交流的努力有时也劳而无功，比如，饭店里的食谱让人看不懂，说明书也让人感到莫名其妙，因为那都是照着字典一个字一个字硬译过来的。我经常会指出这类翻译错误，比如，把No smoking（禁止吸烟）说成No burning（禁止燃烧），把No flashing（禁止用闪光灯）说成No photo taking（禁止照相）。好多年以来，我总是在邀请信或贺卡上看到“wish you happy”的字样，其实应当写“happiness”（祝你愉快）。人们经常坚持请我教英语课或修改英语翻译稿子，这说明很多中国人都想把工作做好，但他们总是误以为所有的外国人都能熟练地掌握英语。一次，我向一个女孩付3角钱的公用电话费时，她问我为什么不讲英语而说汉语。我回答说，首先，我是跟一个中国人说话，其次，我不会说英语。我这句让她目瞪口呆的“好心的谎言”，是想让她明白，除了英语之外，世界上还存在其他外语。
　　为了向世界开放，早在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前好几年，很多中国企业就给自己和自己的商品起了一个英文名字。可是，在很多情况下，把这些名字再翻译成中文时，就变得十分可笑了。比如，有一家企业觉得英语词“moron”（傻瓜）发音好听，就给自己起了这个名字；还有一个在俄罗斯的中国甜食商，把一个一个包装好的带有“kaka”（俄语和法语里都有“大便”之意）牌字样的小蛋糕作为礼物送给俄罗斯人。
　　因此，当你接触到一种外国文化的时候，一定要从这种文化和本国文化的诸多方面去对比、领会。
　　
　　一种新的跨国文化
　　
　　我也和中国人一样观察外国人，尤其是那些初到中国的外国人。十来年的经验使我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外国人没有羞耻感，换句话说，他们太过于自信。比如，一个刚到中国六个星期的年轻外国女子应聘用单位邀请，到外地参加一个联欢节。在第一次午餐时，她跟大家一样也吃自助餐，但她回到餐桌上时，手里端着四个盘子，然后又回去拿了好几盘，每个盘子里都只盛着一个菜。其实，她本来可以观察一下那些常吃自助餐的人，他们都是把所有的菜放在一个盘子里，她也应当照此办理。从此，她就给人留下一个负面印象，一个无视自己周围的人与环境的印象。
　　另外一个已经在北京生活了3年的外国女子对这个新来的人说：“当中国人请你去餐馆吃饭的时候，两个人都要付款；如果有好几个客人一起用餐，外国人应当付自己的那一份。”然而，事实正相反，每当中国人看到外国人按照客人多少来计算自己应当支付的餐费时，总是觉得好笑。由于很多外国人总是坚持说“请让我付‘自己’的那一份”，他们也学会了“尊重”外国人的习惯，以免冒犯客人，但依然觉得这种分担餐费的做法很奇怪。于是，就产生了一种恶性循环，既然中国人接受了这种做法，外国人就认为中国文化本来就要求人们这么做。
　　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其他国家和其他文化氛围里。意大利比萨饼被美国人引进，在他们的必胜客比萨饼店里出售。顾客以为自己吃的是意大利的比萨饼，其实他们吃的是一种夏威夷式的菠萝馅比萨饼！而中国人则为他们的外国朋友“发明”了一种用蛋黄酱拌的水果色拉，因为西方人喜欢做水果色拉，而蛋黄酱在汉语里被称为“色拉酱”。
　　我认为，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推行，这种新文化现象有在全球越来越发展、越来越强化的趋势。这将是一个很大的不幸，因为这完全是一种文化混血，是本色文化的丧失，也就是说，当人们从一个国家到另外一个国家，从同一个国家的一个城市到另外一个城市时，再也体味不到原来的那种异国情调了。在中国，人们现在已经无须亲自到那些少数民族居住的地区，就可以在首都买到各个少数民族的纪念品了。在浙江省可以买到西南地区少数民族的特产蜡染布，在广东可以买到宁夏贺兰山的玉制品，在山西可以买到安徽的砚台。如此等等！在中国内地市场甚至可以买到邻国俄罗斯或泰国的手工艺品。而外国游客很难区分中国产品与外国产品。
　　自中国向世界开放以来的不到25年的时间里，所有来自外面的东西都被视为好的或者高级的，这大概是因为中国所借鉴的那些国家都比自己先发展起来的缘故。而西方人始终就觉得，凡是与他们的文化不同的文化都是低级的，都应当摈弃。过去，别人告诉中国人该怎么想，如今，中国真的对外开放了，尤其是在经济领域中的对外开放，而今又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中国人正在学会自己独立思考，学会为自己做出选择。
　　（作者是作家、翻译，曾在《北京周报》担任法文专家。所选内容经过本刊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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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编：谭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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