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西藏当记者]拉萨日报官网

　　陈宗烈，江苏丹阳人，1932年出生。中共党员，高级记者。1951年参加工作，在北京电影制片厂、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做摄影助理。1954年入北京电影学院学习，1956年毕业，调西藏日报社任摄影记者。在藏工作25年，采访过各地农村、牧区与城镇，亲历西藏平叛斗争、民主改革，报道了我国登山健儿首次从北坡攀登珠穆朗玛峰等。作品多次入选全国摄影艺术展和国际影展，如《雅鲁藏布江风光》、《牧场晨曦》、《翻身农奴喜分牲畜》、《牧女卓玛》、《雪山野营》、《又是一个丰收年》、《藏族民兵》、《藏南春来早》等。其中一幅《中国健儿首次攀登世界最高峰珠穆朗玛峰》，于1963年在苏联举办的国际摄影艺术展比赛中获第一名。2005年6月，一幅反映西藏农奴翻身解放、题为《扬眉吐气》的作品．被文化部立项批准，中华民族文化教育促进会颁证入选“20世纪华人摄影经典作品”。
　　1960年、1978年出席全国第三次、第四次文代会。
　　1981年初调中国外文局北京周报社任摄影记者，1994年退休。
　　
　　乘“道奇”卡车进藏
　　
　　1956年仲夏，我从北京电影电影学院毕业，奉调进藏，到西藏日报社工作。那年，我24岁。
　　到西藏驻京办事处办妥手续，备好行装，买了车票，就登上西行的火车。到青海西宁转乘汽车，与二十多位援藏志士，一起搭上了一辆美国军用“道奇”战车――拉炮的十轮大卡，沿着青藏公路前往拉萨。这辆车是解放战争中的战利品，车厢结构为木条加铁板，顶篷也是原装的US帆布。没有座位，20多人，坐在各自的行李上。公路大部分是“搓板路”，司机驾驶特猛，车上没有扶手，人和行李如同筛子里摇晃着的豆粒，被颠簸得肠子都快断了。滚滚黄尘从敞开的车尾涌入，呛得人没法呼吸，只好抓起洗脸毛巾捂住嘴鼻。开头两天很难受，经反复折腾，也就适应了。
　　青藏公路是1951年进藏部队和藏族民工数万人用三年工夫修成的，他们创造了人类公路工程建筑史的奇迹，其艰难困苦自不待言。
　　我们沿着青藏线，一路风尘，颠簸了20多天，最后终于到达了拉萨。
　　《西藏日报》创办时间与我进藏时间在同一年，我7月进藏，报纸创刊于4月，有藏、汉两种文版。不同之处是，内地的省报为中国共产党机关报，而《西藏日报》则标为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机关报。报社领导层，既有中共党员，也有西藏贵族上层人士。
　　报社共有职工300余人，新进藏的居多。从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去的三人，均从事摄影记者工作。报社的设备不怎么样，照相机不够用，牌子又杂又旧，两人合用一架，摄影组组长梁俊杰，与我共用一台美国“新闻镜箱”，其重量有1公斤，是用散页片(画面为7.5cm×10cm)的，暗盒只能装两张软片，拍完一张，另翻一面再拍，然后再用暗袋倒换，十分麻烦。冲卷、印相、放大等后期加工，全靠手工操作。
　　走进藏族社会，不懂藏语，如同哑吧。当记者，语言的重要性就不消说了。到采访新闻现场，如找不着翻译，工作几乎没法进行，有时还会闹出笑话。
　　当时，党政机关规定，干部职工都要参加藏语文学习，上至张经武(中央人民政府驻西藏全权代表、中共西藏工委书记)，下到普通员工，人人都要过“藏语关”，还将学习藏语当作考核业绩的重要内容。
　　杨化群是我学习藏语的启蒙老师，他是报社的藏文翻译，自编了一套教材，为报社人员教授生活和工作用语。杨先生教学有方，能联系实际，启发学员学以致用。在他的指导下，我学得一些基础口语。但由于经常外出采访，不常在报社，未能从师系统学习，藏语表达能力仅是“半瓶醋”，十分惭愧和遗憾。
　　
　　阿沛?阿旺晋美畅谈西藏历史新篇章
　　
　　作为报社记者，曾有机会采访过西藏各界著名人士，如阿沛?阿旺晋美，就是其中的一位。
　　1956年秋，时任“噶厦”(西藏地方政府)噶伦、自治区筹委会副主任委员兼秘书长、西藏军区中将第一副司令员的阿沛?阿旺晋美，接受了包括我在内的《西藏日报》记者的采访。他是西藏爱国上层人士的杰出代表，他亲历了西藏和平解放的前后过程。现我把当年采访的部分记录刊载以下，以享读者。
　　阿沛说：“我出身于西藏贵族世家，熟读过不少西藏的历史书籍，熟知古今汉藏民族之间密切友好的关系。(20世纪)40年代末，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民主主义革命取得胜利。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当时全国大部分地区都已经解放，西藏的解放也势在必行。我和一些上层爱国人士都清楚地看到这一历史发展趋势，于是，我向噶厦提出同中央谈判、争取和平解放的建议。然而，当时的摄政王达扎和噶厦部分官员，不采纳这一建议。”
　　阿沛接着谈到了他上书噶厦，建议同中央和平谈判的过程。他说：“这些帝国主义的分裂势力，企图利用西藏民族不满民国政府的民族压迫政策，乘国民党濒临崩溃、人民解放军尚未到达西藏之际，占领西藏、破坏祖国的统一。他们一面密谋挟持当时只有15岁的达赖喇嘛逃亡国外，一面在昌都布兵，妄图靠武力阻止解放军进藏。昌都是西藏东部重镇，也是从内地入藏的必经之路。此前，噶厦委任我担任昌都总管。我曾上书噶厦，请求不担任此职，而允许我经昌都向东去找解放军谈判。但未获批准。1950年10月，人民解放军渡过金沙江，一举解放了昌都。当时，我正以总管身份滞留在那里。我同进藏解放军领导人交谈之后，了解到中央政府提出和平解放西藏，乃出于对西藏人民利益和噶厦处境的良好用意，同时还了解到，中央的民族宗教政策的正确性。于是，我就和昌都的近40名僧俗官员联名，再次向噶厦和达赖喇嘛上书，建议同中央进行和平谈判。”
　　接下来，阿沛谈了他被任命为西藏地方政府首席全权代表的情况。“昌都解放，全藏解放指日可待，以摄政王达扎为首的噶厦拿不出别的主意，只得向‘护法神’求救。护法神示谕：‘只有达赖喇嘛亲自掌权，才能给西藏众生带来幸福。’摄政王达扎终于被赶下了台。1951年春，15岁的达赖喇嘛亲政(按西藏旧制，达赖亲政年龄为18岁)，在布达拉宫举行亲政典礼之后，立即给毛泽东主席写信。他写道：‘盼毛主席关怀，施恩于我本人和全体西藏人民。’随后，达赖即任命我为西藏地方政府首席全权代表，同其他四位代表赴京进行和平谈判。”
　　西藏地方政府的和谈代表，于1951年4月26日到达北京，立即同中央人民政府的代表进行谈判。经过充分的平等协商，于5月23日在北京签订了《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简称《十七条协议》)。
　　根据协议，中国人民解放军于10月进驻西藏，五星红旗高高飘扬 在雪域上空，和平解放，西藏历史掀开了新的篇章。
　　
　　荒原遇狼
　　
　　西藏气候严寒，山高缺氧，由于自然和历史的原因，交通非常落后，出行极不方便。离开青藏、川藏两条公路线，旧西藏只有崎岖小道和高悬在峭壁上的栈道。记者出门远行，大都骑马骑骡，或骑牦牛，有时还得靠双腿走路，条件是比较艰苦的。
　　1957年，我赴安多多玛部落采访，住在牧民强巴家里。强巴的儿子十三四岁，聪明机灵，对我的照相机特感兴趣，常常凑到取景器上看热闹。一天，他告诉我，说最近飞来了许多“昂巴”(野鸭、大雁)和“淙淙”(黑颈鹤)，它们栖息在北边雪山下的湖边，在那儿游水、捕鱼、飞翔、嬉戏，十分好玩、好看，他怂恿我去给它们拍照片。
　　过了几天，我向强巴借了匹马上路。考虑到他家正在忙活，不好意思麻烦他们带路，就独自策马前行。我朝着牧童遥指的方向走去。看起来目标并不远，然而，由于高原大气太纯净，透明度特好，“看山不远跑死马”，这话说得一点也不差。
　　骑行了两个钟头，那山，那湖，依然可望而不可即。心中开始烦恼起来。而此刻坐骑却出了问题，马儿不肯走了。它不但不前行，反而往后退缩。我试着用脚跟轻轻踢马肚，用鞭子抽它的屁股，可它就是不肯挪步。
　　这时，我发现前方有几条灰狗似的动物，有八九条之多。起初，它们与我相持而望，片刻之后，其中的一条嗷叫起来。叫声凄厉而恐怖，显与家狗两样。这时，我已意识到，这是狼，处境十分危险。狼群犹如听到命令，直向扑来。出于自卫，我马上拔出手枪，向野狼连发数枪。巨响震动了原野，狼群也吃了一惊。我的马更惊吓得在原地狂跳。
　　我打出的子弹根本没有命中，野狼更加疯狂地向我奔来，狼的毛脸，咧开的大嘴，雪白的牙齿，都看得清清楚楚了，我惊骇至极。出于求生的本能，我不断扣动扳机。枪响，引来了放牧的藏胞。那天，正巧有三个牧民在附近放羊，他们听到枪声，随即就奔了过来，边跑边用“俄尔朵”(投石器)掷向群狼。狼群终于被赶跑了。脱险后，我立即翻身下马，向三位救命的藏胞再三道谢。
　　我不敢再贸然去湖畔观景了，照片也未拍成。万万没有料到，在如此祥和的环境里，竟然还隐藏着杀机，自己竞差点儿成了野狼的午餐而葬身狼腹!细想起来，真有些后怕。在策马返回的途中，联想到“与狼共舞”的故事，觉得它太不实际，人与人能建成和谐世界，人与野兽就是两回事了。
　　
　　勇攀珠峰，见证人类壮举
　　
　　在多年的记者生涯里，采访中国登山健儿首次攀登世界最高峰――珠穆朗玛峰，是令我难忘的一次经历。
　　19世纪以来，外国探险队多次远涉重洋，试图从这座巨峰的北坡攀上她的顶峰，但每次攀登都失败了。珠峰北坡，被西方登山界认为是地球队上一个难以接近的“神秘地区。”1953年，一支由两人组成的英国探险队，首次从珠峰南坡登上峰顶，但他们都不是英国人，一位叫希拉里的是新西兰人，另一位是尼泊尔向导，名叫丹增。
　　中国登山队从1958年起，便开始勘探珠峰，为攀登做准备。
　　1960年初，我作为新闻摄影记者，有缘参加中国登山队，到现场报道中国登山健儿征服世界第一高峰的壮举。为了登山，我做了各项准备，2月中旬，从登山队领到一套行装后，便开始强化锻炼，每天清晨，背起40余斤(内放书本)的行囊，并在双腿捆上十余斤的沙袋，先在球场跑步，然后远足药王山。登山队一行200多人，2月底从拉萨乘坐军用卡车朝珠峰进发，行程700余公里，途经日喀则等地，到达定日县，这里平均海拔在5000米左右。穿过重重山峦，终于可看到珠峰了。缺氧、严寒，我的手、脸，凡暴露在外的肌肤，大都红肿冻裂了。
　　定日县所在地叫协格尔，从协格尔到珠峰北麓，一般都落脚在绒布寺，登山大本营通常设在那里。
　　队部大本营建在绒布寺上端200米处。绒布寺是世界海拔最高的佛寺，1899年由红教(宁玛派)喇嘛阿旺丹增创建。队部专门为记者提供了一个大棉布帐篷。摄影记者一共两人，《新体育》杂志的陈雷生和我。我们二人与新华社西藏分社文字记者袁定乾、景家栋、郭超人，《体育报》记者夏小友等合住一帐篷。
　　3月25日，全队开始向珠峰作第一次进军，主力队员走在最前面，侦察、寻找和开辟路线，其他人紧跟在他们后面。经过3天的奋战，终于在预定的3月27日天黑时，抵达了目的地――海拔6400米的第三号营地。次日折回大本营休整。后来的两个月，主力队员和运输队员，每次从大本营出发后，便逐步攀向新的高度，战胜了一次又一次的艰难险阻。记者们也反复上下攀爬了四趟。大家已饱经风吹日晒，颜面变得红里透黑，且不断蜕皮，体力消耗很大，体重也明显下降了。
　　珠峰峡谷横亘着一条巨大的东绒布冰川，冰川中段有数不清的冰塔，晶莹剔透，千姿百态，高四五十米。后来，我在塔林中发现了一座巨无霸，我跑步冲向一个高坡，找好取景角度，停住呼吸，拍下了这座有六七十米高的塔体。
　　令我有一点点遗憾的是，我未能目睹首次登顶凯旋的盛况。
　　原来，此时我已被评为全国社会主义建设先进工作者。5月20，西藏日报社发急电召我回社，命从速下山取道拉萨赴北京开会。
　　5天后，也就是5月25日北京时间凌晨4时20分，王富洲、屈银华和贡布冒着零下30摄氏度的严寒，成功地登上了地球之颠――珠穆朗玛峰，在人类登山史上写下光辉的一页。当听到此消息时，曾经参与其事的我，心情无比激动。
　　
　　风暴骤起，提前改写了西藏历史
　　
　　1959年的那场政治风暴，改写了西藏历史潮流，提前改变百万农奴的命运。从此，西藏社会从封闭走向开放，从落后走向繁荣。
　　1959年3月10日早晨，在拉萨市区，叛乱分子不准商店开门营业，要市民都去罗布林卡。他们煽动说：“到罗布林卡去保护达赖喇嘛吧，汉人要把他劫持走了。”这无中生有的谣言，对笃信宗教的居民来说，无疑是一声炸雷。受骗的人们怀着震惊和恐惧的心情，涌向了罗布林卡。
　　上午10时，西藏军区副司令员、地方政府噶伦兼藏军总司令桑颇?才旺仁增，坐车去罗布林卡时，途中竞被叛乱分子扔石头打伤。
　　10时左右，叛乱者活活打死自治区筹备委员会委员、堪穷帕巴拉?索朗降措，并用马将尸体拖到市内。
　　接着，他们还召开了所谓“人民代表会议”“西藏独立国人民会议”，宣布“西藏独立”，任命噶伦拉鲁?策旺多吉任叛乱总司令，并调遣许多武装僧人进驻罗布林卡。入夜，三大寺数千武装僧人进入拉萨，全体藏军进入临战状态，噶伦个别反动官员还派人打开军械库，把枪支弹药发给参叛者。
　　噶厦个别反动官员公然宣布：西 藏地方政府官员，从11日起一律不准去自治区筹委会上班，勒令所有参加工作的藏族人员立即向他们报到，还得具结“自首悔过”，否则将“严惩不贷”。
　　这时，中央发出特别指示，要求西藏工委做好对上层爱国人士的保卫工作。工委、军区立刻采取措施，保护帕巴拉?格列朗杰、朗顿?贡噶旺秋、江乐金?索朗杰布、雪康?土登尼玛等六七百位爱国上层人士及其家属。
　　我所在的西藏日报社接来了爱国人士喀雪?顿珠、格西曲扎等，以及他们的家眷。他们被安置在机关院内，与汉族职工一起生活。为了让这些上层朋友过得快乐，党支部委托我成立俱乐部，组织他们唱歌跳舞做游戏，尽可能使之解除忧患，忘却烦恼。
　　1959年3月17日后半夜，在索康、柳霞、夏苏、帕拉、赤江等人的策划下，达赖及其家人、随从等60多人，化装离开罗布林卡，渡过拉萨河，连夜逃往山南。
　　至拉萨平叛尾声，我随部队去了罗布林卡，目击了新宫达赖寝室里面一片狼藉，床上乱堆着毛毯、被子，盥洗盆的洗脸水里浸着毛巾，牙膏已挤在牙刷上，显然由于慌忙仓促，3月18日凌晨，达赖甚至来不及刷牙漱口，就被手下人挟持出逃了。
　　3月18日，叛乱分子破坏市内所有通信设施，割断电话线，砍倒电杆，烧毁桥梁，破坏公路交通，焚烧运输公司的房屋。
　　19日，藏兵全副武装，来到工委大门口示威挑衅；叛乱集团继续强迫市区妇女上街“游行示威”。7000多武装叛乱分子占据市区多处坚固的碉楼建筑，盘踞布达拉宫、药王山等高地，不断向西藏军区、工委机关以及企事业单位开枪开炮。
　　入夜，叛乱分子还不断集中火力，向交通部门进攻。凌晨3时40分，作为机关民兵，我们在三楼屋顶自卫、应变。四周密集的枪炮声不绝于耳，从?望孔往外看，西北郊区火光冲天，战火尤烈。
　　20日黎明，武装叛乱分子利用药王山和布达拉宫居高临下的地势，大举进攻，使出各种武器，猛烈轰击了6个多小时。不过，由于其战术低劣，打不中目标，导致许多炮弹落到市民屋顶或院内，或落在空地、河中爆炸。
　　20日上午7时15分，叛乱分子合力攻打西藏日报社。密集的子弹扫射过来，外墙火星进裂，楼角的广播喇叭被打成蜂窝状。
　　20日8时30分，我方开始广播，高音喇叭用藏语、汉语宣读《告西藏人民书》，一遍又一遍地指出：西藏上层反动集团已经全面发动武装叛乱，正在严重危害人民生命和财产安全，希望市民高度警惕，做好自我保护，不要贸然外出。同时，喇叭不断地向叛乱分子喊话，劝诫他们立即放下武器，弃暗投明。广播之声，心平气和，情至义正，心平气和，不时还播送《阿玛来弘》、《朗玛》等西藏名曲，与叛乱分子的枪炮轰鸣，形成了鲜明的反差。全市上空，轰隆隆疯狂的爆炸和一阵阵悠扬的音乐，鸣奏着一支奇特而又极不协调的交响乐。
　　平叛战斗只进行了两天。盘踞在药王山、罗布林卡、大昭寺、恩珠仓各个据点的叛乱分子纷纷缴械投降。最后，设在布达拉宫的叛乱总部，也不得不举起了白旗。
　　作为摄影记者，我目睹并拍摄了拉萨平叛的激战过程，在底片上记录了上层反动分子穷途末路、不堪一击的狼狈相。
　　拉萨平叛胜利，各族人民上街倾情庆祝，热情欢呼正义压倒了邪恶，欢呼爱国力量战胜了叛国集团，欢呼人民军队又一次打赢了以少胜多的漂亮仗!
　　1959年春夏之际，中央根据西藏广大人民的要求和爱国人士的意愿，决定解放百万农奴，把原来领主占有的土地和牲畜等生产资料分给劳动者；改革领主占有制、农奴主所有制；解散噶厦，废除上层僧侣贵族专政的“政教合一”封建农奴制度。
　　1965年9月1日，西藏自治区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在拉萨召开，西藏自治区宣告正式成立。9月8日，大会选举产生西藏自治区人民委员会。阿沛?阿旺晋美当选自治区首任主席，以翻身农奴为主体的37位代表当选为委员。西藏地区建立了人民民主的新政权，百万农奴站了起来，昂首阔步走向新生活。
　　
　　往事如风，夕阳似虹
　　
　　光阴似箭，从我进藏至今，弹指间已走过了51年。回京退休后，闲时翻看自己在西藏所拍的老照片，照片虽已泛黄变旧，但图像依然鲜活，它定格在20世纪的某个瞬间，它们在叙述着一桩桩往事，往事勾起了我的思绪，那魂牵梦萦的西藏又出现在我的眼前。确实有许多故事可忆、可写，近年也办过影展，出过书，出了些画册，但总觉得远远不遂心意，应趁身心尚健，尽可能为西藏再做些什么。而今，我已步入古稀之年，正是夕阳虽然好，毕竟已黄昏；余热当珍惜，仍须努力行。
　　
　　责编　邓树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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