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证和平 [见证“和平”号的最后时刻]

　　 　　开篇的话：人们常说，记者是无冕之王。 　　因为一名优秀的记者可以凭借自己手中的镜头，凭借手中的笔俯仰天地；人们的视线可以追随他们至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去了解，去品味他们走在路上的故事。
　　然而，在这个光环的背后，你是否能想象，能理解一个大名鼎鼎的央视主持人被保安拎出人群的尴尬？你是否会想到，在前进的路上危险随时会对他们袭来？
　　本刊从2007年第2期开辟新栏目《记者天下》。这个栏目重点不在如何让记者写出自己的经历，而是写所经历的事和人所产生的经验和感悟，如何完成采访，为什么成功，为何失败，让世人知道干记者这一行之不易，也让后来者从中得到启发。
　　记者的足迹遍布天涯海角。记者艰苦的劳动多已见诸报刊、电视、广播等媒体上。其实，记者身上还有许多不为人知的东西，这些，甚至比已经公之于世的还要吸引人，还要感动人。
　　这个栏目刊出的内容是在传播领域有较大影响力的人或事。如徒步走运河、重走玄奘之路、重走丝绸之路、南极大探险、科索沃战争、伊拉克战争、车臣战争，等等。
　　本栏目开篇之作是新华社记者撰写的《见证“和平”号的最后时刻》。请读者垂注。
　　
　　2000年12月31日，时任俄政府总理的卡西亚诺夫签署命令：结束“和平”号空间站的工作，使“和平”号于2001年2月至3月间安全坠入南太平洋指定海域。此后，俄罗斯地面飞行控制中心开始调整“和平”号的飞行姿态，并对其进行全面检测。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平”号的坠毁逐渐成为世界各国关注的焦点。俄罗斯能够使这座体积约400立方米，重约137吨的庞然大物安全坠毁吗？人们心存疑虑。不少普通百姓对坠毁“和平”号的行动感到惴惴不安。这时，准确、及时、全面地报道与坠毁“和平”号相关的各种信息便显得尤为重要。作为新华通讯社驻莫斯科分社的科技记者，我义不容辞地承担了这项任务。自2000年12月开始，我对“和平”号进行全程报道。
　　我1974年出生，1997年6月毕业于北京外国语大学俄语学院，获学士学位。同年7月进入新华社国际部俄文编辑室，负责稿件汉译俄工作。1999年11月，调入国际部科技新闻编辑室，负责科技稿件的编译工作。2000年，参加了国家重点图书《百年科学发明》和新华出版社图书《你还是你吗？――人类基因组报告》的编撰工作。2000年12月至2003年1月，在新华社驻莫斯科分社负责科技新闻报道工作，其间，我参与的“和平”号坠毁全程报道，是我十年记者生涯非常重要的一段经历。
　　
　　低调处理，不急于大张旗鼓报道
　　
　　从2000年12月至2001年2月间，与坠毁“和平”号有关的事件时有时无。除了2000年底前后“和平”号上先后发生遥感信号中断和停电事故，俄制定坠毁“和平”号计划和俄向“和平”号发射最后一艘货运飞船以外，“和平”号再无音讯。俄跨部门委员会为“和平”号制定的坠毁日期初步定在2001年3月13日至18日。因此，进入2月中旬，各种媒体便再也沉不住气了，整版的报道铺天盖地地涌向读者。
　　该不该立刻大张旗鼓地报道呢？经再三考虑，我认为应暂时低调处理。主要原因有两个。一是变数太多。身处国际新闻报道的最前沿，可以接触到更加鲜活的信息。虽然，俄总理签署了坠毁“和平”号的命令，但是，反对之声始终不绝于耳。以俄罗斯共产党为首的议会党团大多反对坠毁“和平”号，部分俄航天专家和宇航员也加入了反对者的行列。据统计，明确表示支持坠毁“和平”号的俄公民仅占俄总人口的四分之一。此外，值得注意的是，曾在2000年初表示“支持‘和平’号继续飞行”的俄总统普京始终未对“和平”号的去留明确表态。在这种情况下，对坠毁“和平”号详加描述，一再地回顾、展望，有些超前。二是就各种媒体的报道内容来看，“文抄公”现象较为严重。有的报道，抄得近乎拙劣，逐字逐句地翻译欧美国家报纸上的文章，事实准确与否，是否片面，什么是坠毁“和平”号的主要内容，全都没有搞清楚。有的甚至连普通中国读者的阅读习惯也不顾及，把外电的篇章结构也照搬到文章里，东一锤，西一棒，不知所云。临来莫斯科之前，新华社国际部的领导已明确指示，“和平”号的坠毁是一个史无前例的重大事件。航天安全问题，俄航天大国的地位，俄航天发展未来走向均与“和平”号的坠毁密切相关。外电在多数情况下是不会直接为我们提供上述信息的。因此，必须自己采访。
　　
　　学会与俄国人打交道窍门多
　　
　　深入实际、调查研究，是新华社记者的基本功之一。经过系统的调研不难发现，真正了解“和平”号的技术性能和能够提供丰富信息的机构是俄罗斯地面飞行控制中心。能否掌握这一消息来源是报道成功与否的关键，因此，必须与之建立联系。与俄航天机构进行接触，须得到俄罗斯航空航天局的批准。与俄官方机构打交道是有“学问”的。由于人力有限，由专职科技记者对俄科技领域进行报道的时间还不长，因此，中国记者不可能像当地记者一样被俄航天机构所熟悉。与其一经接触方才发现，俄方对中方的新闻机构比较陌生，态度难免冷淡。这时，中方记者应该充满自信。事实也的确如此，中国庞大的读者群是我们强大的后盾。普通西方媒体的服务对象是不可能有如此规模的。通常在向俄方耐心解释我方媒体的重要地位，表明我方欲积极参加航天报道的强烈愿望，力陈类似的报道对推动两国友好合作关系的巨大作用，并百折不挠地做他们的“思想工作”之后，俄方的态度是会缓和起来的。
　　俄罗斯毕竟是一个欧洲国家，俄和东方国家在文化背景方面差异较大。与其面对面地打交道时，会发现很多“跨文化”交流方面的问题。比如，俄罗斯人大多能言善辩，说起话来铿锵有力。乍一听起来，似乎俄方人员对谈论的问题非常激动。遇到问题时，俄罗斯人似乎很容易动怒。其实，这不过是俄罗斯的一种语言表达习惯，并不表示其情绪方面产生了多大的波动。此时，只须集中精力倾听对方的表达内容即可，对于其激烈的“肢体语言”，大可不必太在意。多数情况下，只要再交流交流，一切又会风平浪静。但是值得注意的是，中国记者最好用我们自己所熟练掌握的语感，循序渐进地感染对方，切忌盲目模仿。一次，我在向俄方陈述“时间紧迫，来不及等待回音”时，不由自主地“借用”了俄罗斯人那种“铿锵有力”的表达方式。但是据身旁的同事反映，由于学得不到家，其表达效果就像是要和人家吵架一样。结果，对方毫不客气地愤然挂断了电话。吸取教训后，我开始用“循循善诱”的表达方式与俄方交涉，人“急”我不急，始终保持温和，此法在多数情况下屡屡奏效。
　　俄罗斯人习惯严格地按程序办事，来不得半点通融。下面一事，可见一斑。通常在俄航空航天局登记之后，航空航天局便会将记者的申请和批示通过传真发送给俄地面飞行控制中心。两三天后，飞行控制中心会通知记者前去采访。在成功登记之后，我便开始等待回音。然而一直等了5天仍不见动静。给飞控中心打电话一问才得知，飞控中心的负责人曾见到过俄航空航天局传来的中方申请函，但是飞控中心的门卫那里却找不到我们的函电。负责人在表示道歉之后坚决表示，如门卫那里找不到我们的函电，则不能前来采访。向俄航空航天局反映这一情况时，负责人说，采访申请已得到批准，有权采访，此后的事情由记者与飞控中心协商。嘿，两头碰壁！无奈之下，只得数次驱车往返俄航空航天局与飞控中心之间，理直气壮，但又耐心委婉地解释、争取。最后，通过重新申请，终获采访权。功夫不负有心人，飞控中心的确是掌握“和平”号信息的宝库。通过采访，在两个多月的时间里，我总共写出了57篇关于“和平”号的稿件，这是我以前所不敢想象的。
　　
　　
　　控制“和平”号坠毁只有四个人
　　
　　莫斯科时间（下同）2001年3月23日是“和平”号的“归期”。3月22日上午11时，我与新华社驻莫斯科分社摄影记者王长山一同来到了俄地面飞行控制中心“和平厅”为“和平”号送行。进入“和平厅”二层采访区，凭栏下望，便可将飞行控制中心的“心脏”尽收眼底。控制大厅的正面墙壁完全被3块显示屏幕覆盖。中间最大的一块屏幕上显示着世界地图及“和平”号的飞行轨迹。“和平”号的飞行轨道夹角为51.6度，因此,在长方形地图上空间站的飞行轨迹便形成了由一个波峰和一个波谷构成的曲线。在浅黄色的飞行轨迹上，有一个微小的淡紫色“十”字标志，这便代表着那令世界瞩目、重137吨的庞然大物“和平”号空间站。在世界地图上东起白令海峡,西至波罗的海的范围内还有一个用黑色标线勾勒出的区域，这便是俄航天观测系统的遥感信号监控区。在这个监控区内，共有数千名工作人员在密切追踪着“和平”号的一举一动。在“世界地图”的两侧各有一块长方形的屏幕。屏幕上分别显示着构成“和平”号的5个太空舱的技术指标、空间站太空飞行的电脑立体结构图，以及飞行控制中心、卫星、航天发射场、空间站四者之间的通信联络体系。
　　在大屏幕前的工作区内设有5排约70多台灰白色的终端显示器。每3台显示器形成一个小工作间，每个工作间中配有一台使用“微软”操作系统的电脑。然而令人惊奇的是，偌大的工作区内仅有4名工作人员。其中只有1名工作人员打开了面前的显示器，查看着“和平”号的飞行数据。难道“和平”号就要被这样控制着坠向指定海域吗？
　　飞行控制中心新闻处主任拉德舍夫的解释打消了我的疑虑。拉德舍夫说：对于朝夕相处15年的“和平”号，我们了如指掌。“和平”号在距地220公里极限轨道以前的飞行活动是非常安全的。飞行控制中心已为“和平”号的坠毁制定了空前周密的计划。目前，飞控中心已启动了“和平”号上的制动发动机，使空间站悬停在空中，在“和平”号开始坠毁之前，控制中心将只用遥感信号对飞入信号监控区的“和平”号进行检测。检测内容为空间站轨道参数、飞行姿态、设备性能和内部环境等。工作区内的工作人员目前被分成了4个班次。他们都是各部门选派的业务骨干，其工作能力完全值得信赖。虽然这个班次只有4个人，但这已经足够了。
　　
　　几经周折，方获记者证
　　
　　3月22日下午，“和平厅”一层的工作区内发生了小小的变化。部分工作人员身穿非常考究的礼服，开始在工作区内留影、摄像。其中有一位白发苍苍的老者，举着小摄像机对着工作区中央的“和平”号模型转着圈地拍，拍摄模型上的每一个零件。“请问，你们为什么要在今天拍照？”我站在二楼向一楼的工作人员发问。那位老者忧郁地看了看我，答道：“因为我在这儿工作了15年！”之后，便不再作声。他身旁的一位女士似乎已对这一切做好了思想准备，她精神焕发地告诉记者：“‘和平’号是我们的骄傲。尽管它就要坠毁了，但是我们将永远怀念它，从现在开始。我们特地办了聚会，为‘和平’号送行。我们将欣喜地祝贺‘和平’号结束工作使命，正如它刚刚进入太空时那样。”
　　3月22日晚11时，“和平厅”里的记者已达300人。正当记者争先恐后地抢占有利“地形”时，又一个意外发生了。飞行控制中心的新闻官要求所有记者暂时退出“和平厅”去领取临时记者证。后来才知道，此举是为了限制“和平厅”内的记者人数。约100名记者将被转移到“国际空间站控制厅”，通过同步显示系统目送“和平”号。我和摄影记者分别领到了“和平厅”和“国际空间站控制厅”的记者证。这哪行啊！“和平厅”和“国际空间站控制厅”的工作氛围完全不同。我们不但要目送“和平”号，还要现场采访专家，报道工作人员的操作过程。不让进“和平厅”很难获得第一手的材料。不行！磨！与我们有同样打算的还有另外近100名记者。他们数次包围了新闻官，苦苦哀求。但是，几位新闻官最终还是分路突出了重围，记者们于是分头追赶。我所在的这一路记者的目标乃是我所认识的一位女负责人。直觉告诉我，跟着她有戏！然而，这位女负责人始终板着脸不说一句话，上楼下楼快步疾走，任凭记者苦求。记者们逐渐失去了信心，不时有人离队。在追出老远老远之后，尾随这名女负责人的只剩下我和另外两名西方记者。这时，女负责人一拐弯走进了一间小办公室，拿出了3张“和平厅”的采访证并严肃地说：“各国外交人员将观摩‘和平’号的坠毁，因此，我们必须限制记者的人数。我们已经尽力了，只能提供这些帮助。”这已经足够了！在一番感谢之后，我生怕记者证遭人掠取，遂将其藏进了书包，直到“和平厅”门口的警卫拦阻时方才拿出。但是由于进来得晚，好地方已被其他记者抢占，因而只得在仅有的一些夹缝中挤来挤去，但仍然力求不放过任何一个精彩的场景。
　　
　　坠毁是最好的归宿
　　
　　3月23日凌晨3时31分59秒、5时0分24秒和上午8时27分03秒，俄航天专家先后成功实施了3次制动，奇迹般地使“和平”号规规矩矩、分秒不差地沿着坠毁轨道，坠入了南太平洋的指定海域。在坠毁过程中，工作区内的人员大多像雕塑一样，长时间地保持着一个姿势。有的人手托腮，有的将双手紧紧地交叉在胸前，还有的与同事们搭着肩膀，似在互相鼓励。在第一次制动和第二次制动间隙，俄航空航天局局长率大批佩戴红色通行卡的专家来到了“和平厅”。在俄航空航天局和负责俄航天商业开发的“能源”火箭航天公司的积极努力下，俄航天专家中已形成了共识――坠毁“和平”号是一件继往开来的大事，成功地坠毁“和平”号有利于国家航天事业的发展，有利于维护世界各国的安全。因此在场的专家基本上都在关注坠毁“和平”号的技术问题，没有感情用事的迹象。
　　3月23日9时0分12秒，“和平”号在与地球稠密大气剧烈摩擦、猛烈燃烧之后，其所有残片均坠入了南纬44.4度、西经150.0度附近的指定海域。在一片沉寂之后，专家们的脸上浮现出了忧伤的神情。他们开始相互传阅、抚摩、赠送所珍藏的“和平”号的照片，那神态就像在缅怀一位刚刚逝去的亲人。当我向一位老专家提问时，他居然嘴唇颤抖得说不出话来。许久，他才颤巍巍地说道：“对......对......对不起，我......我实在不能接受你的采访。”“怎么啦，你撑不住了？”他身旁的一位老搭档开起了玩笑。没想到，这倒起了“激将法”的作用。“谁......谁撑不住了......”老专家开始断断续续地讲述：我很难过，不过我们必须让它下来，趁它还听话。应该承认，在目前俄航天研发经费不足的情况下，坠毁“和平”号不失为一个明智的选择。有的人建议让“和平”号继续飞下去。它还能飞多久？一年？两年？在这期间它要是失控了怎么办？这可是个130多吨重的航天器！失控之后，它会落到地球南北纬53度之间的任何地方。“和平”号老了，它的工作寿命马上就要结束了。这是无法挽回的事......省略电话垂询请拨010-6899081）
　　责编：邓树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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