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无悔于人生”（上）] 人生若无悔 那该多无趣

　　编者按：“历史就像一面镜子高悬在夜空，离它越远就越能看清其轮廓。”走在岁月的长河边，人们往往会愿意停下来，悉心聆听，听山谷的回响，听岁月的回音…… 　　2005年，《对外大传播》刊登了《怀念敬爱的母亲王作民》、《我的中国同事――陈休征》、《怀念与希望――送别爱老归来》等文章，读者纷纷来信，表达了他们的感受，认为这每一篇文章都如同一颗颗闪亮的珍珠，让人感受到岁月的沉淀和理想的润泽。
　　中国有句古语叫“温故而知新”，我们回忆往事并不是用昨天的历史来桎梏今天的思想。为此，我们开办了《历史回廊》栏目，其目的是通过探寻中国新闻路上前人的足迹，为我们今天的外宣事业找到更清晰的路标。在此，本专栏诚邀广大外宣工作者拨冗撰稿或提供线索和信息。
　　本期文章是原文化部副部长刘德有回忆早年与日本专家菅沼不二男共事，并由此了解其人的故事。摘自新华出版社出版的《友谊铸春秋》，日文版题目为《为新中国作贡献的日本人》。本刊将此文分上、下篇刊出，请读者垂注。
　　
　　在北京宣武门新华社大院里的外文出版社大楼，一间有60多平方米的大办公室里，紧靠着阳光充足的南窗坐着一位身材魁梧、戴老花镜，约摸有40多岁的男子。他看见我们这几个刚下火车“风尘仆仆”走进来的年轻人，连忙从座位上站起来，与我们热情地握手说：“欢迎你们从大连来。我也是上个月刚从沈阳调来的。”
　　这是1952年的12月10日下午。当时，日文版《人民中国》尚未问世，正在加紧筹备创刊。这位站起来欢迎我们的中年男子，就是日本朋友――担任改稿工作的专家菅沼不二男先生。
　　日文版《人民中国》的正式创刊，是1953年6月。负责筹备这一刊物的康大川同志就在前一年的秋天专程到东北去调一批懂日语的办刊人员。菅沼不二男先生便是先于我们从沈阳《民主新闻》社调来北京外文出版社的。
　　外文出版社即是现在的中国外文出版发行事业局。它的前身，是新闻总署下属的国际新闻局。其主要任务是进行国际宣传工作，1950年2月创办了英文版半月刊《人民中国》，翌年1月，又创办了俄文版。但当时还没有日文版。随着国际形势的发展，对日宣传的重要性越来越突出，中央便决定增出日文版《人民中国》月刊。由于原在中国东北居住的日本侨民将在1953年陆续回国，在沈阳出版的主要面向东北地区日本人的报纸《民主新闻》即将停刊。康大川同志到沈阳后见到从事管理日侨工作的赵安博同志。安博同志说：“《民主新闻》社那里有一些日语干部，你们可以要去。”就这样，康大川同志从《民主新闻》社调集了一批日本同志。他们当中有：菅沼不二男及夫人菅沼久美、池田亮一及夫人池田寿美、戎家实、林弘、冈田章和松尾藤男。
　　进入1953年，《人民中国》杂志在正式创刊前首先办了两期试刊。我与菅沼不二男在工作中的接触，便从这时开始。我的分工是翻译。我和其他中国同志翻译的稿子都要送到菅沼不二男那里修改。
　　当时，日文版《人民中国》的文章，是从两期英文版中选出的。英文版的文章，原则上是中文定稿。所谓“原则上”，是说先把中文稿由英文组的同志译成英文，经英文专家修改后再译回中文。所以，交到日文版翻译同志手里的“中文定稿”，常常是欧化句子很多，通篇“黄油味”，甚至有不少令人费解的句子。第一期试刊时，我分了一篇短稿《停止（美军）在朝鲜屠杀！》。文章虽然不长，但通篇是欧化句子，有些地方简直不知所云。这可苦死了像我这样不懂英文的人。我费了九牛二虎的力气译出，交给了菅沼不二男。他在改稿过程中，把我找去，说他本来看中文就比较吃力，像这样带“黄油味”的中文，他就更看不懂了。在他的建议下，我找来刊登这篇文章的英文版《人民中国》。菅沼不二男边参照英文，边修改我那蹩脚的日文译稿。我坐在一旁，看他一字一句仔细修改，最后改得满篇通红，心里既感到惭愧，又充满感激之情。
　　通过这次改稿，我发现菅沼不二男不仅英文的读解能力强，而且熟悉国际问题，有新闻敏感性，又娴熟地掌握了新闻业务。这也难怪，他原来是一位老新闻工作者。
　　据后来菅沼不二男先生介绍，他1932年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法学部。他进大学的1929年，正是世界陷于经济恐慌时期。大学毕业后，开始在日本同盟通信社政治部工作。1937年7月被派往“新京”即长春。年底被调到同盟通信社北京总局。翌年，再次调回“新京”。1939年诺门坎事件发生后，调到同盟通信社设在上海的华中总局。菅沼认为，这一段的工作对于他本人是很难得的。由于是通信社的总局，所以有关日本的消息，就像在日本国内一样很快地就能看到。国际消息也是，从早到晚可以收看大量的美联社、合众社、路透社、哈瓦斯社（法国）的英文电讯，可以及时了解国际动向。中国国内的动态，通过各种华文报刊也可以随时掌握。即使解放区的消息，通过《上海周报》等资料也一清二楚。此外，“满铁”调查部的朋友不断向他提供重要的资料和情况。上海还驻有日本军方、外交机关和民间公司的人员，可以从他们那里获取情报。所以，菅沼认为，在上海总局的这三年简直就是上大学。后来，他常常开玩笑说：“我是上海大学毕业生。”
　　同盟社华中总局的局长是松方三郎（日本前首相松方正义的第十三子）。他曾想任命菅沼不二男做编辑局的“情报部长”。这项工作，主要是阅读和选编大量的外电，并提供给总局局长作参考。当时，日本把外电作为密电处理，因此，他感到这项工作颇有吸引力。但是，他想：这场战争本来就是不应该打的战争，如今日本已陷于泥潭，有一天，日本终将会以美英为敌，而且形势对日本将越来越不利，日本的战败只是个时间的问题。因此，决心“在战争期间绝不担任任何负责的职务”。于是，他坚持做一名普通记者。由于菅沼不二男拒绝担任“情报部长”，1944年春，他突然接到征兵通知，他作为一等兵，被编入“东部边境”的虎林部队。后由虎林而东安，又由东安而牡丹江。但由于菅沼不二男不仅懂英语，而且有收看和分析外电的特殊技能，便被调到“新京”即长春的日本关东军司令部第二科任职，直到1945年8月日本投降。
　　如上所述，由于菅沼不二男日夜收看外电，他对于战局的推移可以说了如指掌。他在第二科，每天胸前佩戴“公用证”上班，收看所谓“满洲国通信社”――简称“国通”的电讯稿。8月15日凌晨2时，收到天皇预定于当天中午广播的讲话稿。这份电讯稿是以“绝密”级文件由东京的同盟社总社发来的。这一天中午，菅沼不二男在司令部以“直立不动”的姿势“洗耳恭听”了天皇广播的《投降诏书》。
　　日本投降后，虽然菅沼不二男又回到原单位――同盟社分社，但很快就被苏联红军所接收。菅沼脱掉了原来穿的那一身日军的黄军装，换上了便服。他回忆说，这时，他“有一种难以言喻的解放感”。炎热的太阳，使他“感到耀眼，街上的一排排绿树深深地映入了眼帘”。
　　被苏联红军接收的同盟社分社继续接收外国通讯社的电讯稿。但是，负责人却一个个陆续地被苏军逮捕发落。剩下的全是一般的记者和技术人员。由于菅沼未当过负责人，不仅没有被捕，反而被推选做了留用人员的“全权代表”。
　　当时，长春市面异常混乱，街上到处是日本“难民”。菅沼很快地成为“日本人民会”的一个成员，开始从事救济“难民”的活动。另一方面，菅沼得到苏军的默许，动员日本技术人员接收共同通信社的电讯稿，编发给部分日本人阅读。
　　1946年4月，经过不大的一场战斗，东北民主联军（当时人们习惯地称八路军）进入了长春。菅沼等人根据事前所作的准备，成立了“日本人民主联盟”，并出版发行了日文报纸《民主日本》。这份报纸，受到如饥似渴地想了解祖国情况的日本侨民的热烈欢迎。
　　但是，仅仅一个月后，东北民主联军突然决定要撤离长春。
　　究竟是留下，还是随八路军撤离？菅沼不二男感到自己似乎站到了十字路口。经过一番激烈的思想斗争，菅沼决定北上，他半夜三更 赶到火车站，爬到满载弹药的货车车厢盖上，从长春出发，经过吉林到哈尔滨，途中躲过国民党军的追击和空袭，最后抵达松花江畔的佳木斯。
　　为什么要随八路军北上？北上，就意味着暂时不可能回日本。菅沼不二男当时下这么大的决心，据他回忆，有两个根本性的原因。
　　一是在上海工作时读过的毛泽东《论持久战》对他的影响。
　　诺门坎事件后不久，菅沼不二男被调到同盟社上海总局工作，这对他的人生是个不小的转机。菅沼回忆说：在学生时代，由于受到进步思潮的影响，也曾读过一些左翼的书籍。但是，在去上海之前，他对日本发动的那场战争是模糊不清的。虽然他对日军的蛮横无理曾愤慨过，跟一些军官也曾争论过，甚至吵过架，但是对战争的本质却毫无认识。然而，是什么使他认清了战争的本质呢？是1939年在上海买到的《论持久战》。营沼说：“真不愧是上海啊！当时，在上海的‘中国通信社’把毛主席以1938年5-6月份在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上做的报告作为基础写成的《论持久战》译成了日文，并打字印出，公开出售。我看了《论持久战》，顿开茅塞，擦亮了眼睛。《论持久战》精辟地分析了日本进行的非正义战争终究要失败，最后的胜利属于中国。所谓‘中国亡国的论调’是错误的，而速胜论也不对，应该是持久战。战争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日方大举进攻；第二阶段，战略对峙；第三阶段，中国方面大反攻。国际形势对中国越来越有利，同时指出了各个阶段中国的任务。”菅沼说：《论持久战》是毛主席仅仅根据10个月来的战争的进展情况，就正确地分析了国际形势，比较了彼此的长短，得出了应当怎样行动的结论。经过8年以后，完全证明了《论持久战》的正确性。他说：当时，日本政府尽管在世界各地设立了大使馆，派驻了陆军大学、海军大学毕业的优秀的武官和副武官，但是，他们却未能预见时局的发展。“然而，毛泽东却在延安的窑洞中，使用着破烂不堪的无线电台，收集国际新闻并加以分析，对未来做出了正确的预测。人们未免会产生一个问题：这究竟是为什么？我认为：这不是材料本身的问题，而是占有大量材料进行分析判断的思想方法不同的缘故。根本的区别，就在于此。这一点是最为重要的。”
　　促使菅沼不二男下决心北上的第二个原因是亲眼看到八路军的纪律严明。菅沼说：日本投降后，他在长春住在一个朋友家里。1946年4月中旬，苏军从长春撤走后，一天晚上，郊外发生了战斗，传来激烈的枪战声。第二天停止了战斗。但到了夜晚，又发生了枪战，而且枪声越来越近。枪弹打进了屋里。掷弹筒的弹头在门前炸裂。这一天深夜，枪声停后不久，有人敲门。菅沼打开了门，进来三个士兵。菅沼以为他们会用手枪或别的枪支相威胁，但他们没有这样做。仔细一看，他们身穿长长的黄军装。他们不像国民党军。他们千真万确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我那位朋友的夫人连忙烧了开水，泡了茶，又做了一些好吃的，端在士兵面前。士兵们只喝了茶，却没有动那些吃的东西。虽然主人一再地让，但士兵们就是不肯吃。从他们的表情看，不像是信不过我们这些日本人似的。过了一会儿，士兵们道了谢就离开了。当时，长春市内有一座寺院，名叫“妙心寺”，住持是日本和尚。民主联军进城后，一批士兵对这位日本和尚说：“很对不起，晚上我们想借你的院子睡，不知可否？”和尚一听，是“共军”来了，慌忙地说：“请到寺院屋里的炕上睡吧。”但是，士兵们执意不进屋，就睡在寺庙的院子里。4月下旬的长春，夜间是相当寒冷的。翌日，士兵们对和尚说：“晚上确实寒冷难耐，就让我们睡在寺庙的地上吧。”和尚仍然劝他们睡在炕上，但是士兵们依旧不肯，就睡在地上。士兵们每天为寺院挑水、扫院子。挑水要绕过篱笆，路太远，他们就与老和尚商量把篱笆拆开一小段，这样可以抄近路。但是他们在撤离寺院时，不仅把篱笆复原，而且还把屋里屋外收拾得干干净净，并向老和尚深深致谢。老和尚深为感动地说：“这才是顶天立地的好军人！”尽管八路军在长春的时间不长，仅停留一个月，但他们的严明纪律使菅沼深感惊讶。八路军与此前占领长春的苏军和国民党军相比较，简直是天地相差。菅沼想：为什么八路军如此了不起？这样一支好的军队是怎样建立起来的？今后，日本要以中国为邻，而中国却拥有这样有远见的领导人。怎样去做，才能具有这样的远见？人民群众是怎样看待自己的政府的？我一定要亲自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地区看个究竟，一定要把这一切都弄清楚。
　　决心一下，菅沼不二男趁着夜深人静，把心爱的书籍装进背包里，没有带任何换洗的衣服，便随东北民主联军踏上了北上之路。
　　
　　责编：谭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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