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雨兼程 二十年风雨兼程　终与国际出版市场接轨

　　法兰克福书展是全球最大的图书博览会，被称为全球出版业的“奥林匹克”。《对外大传播》曾以《再谈图书出版向对象国靠岸》为题进行策划，撰写了一系列关于图书出版的重点稿件，令读者更多地了解中国外宣领域对外出版的现状，这些文章在读者中引起强烈反响。中国书籍走向世界，法兰克福书展搭建了这个平台，为了使读者更近距离地触摸世界出版业的脉搏，本刊最近采访了中国国际图书贸易总公司展览部经理季清斌。曾经参加了16届法兰克福书展的季清斌，可以说是出入书展的“沙场老兵”，更深刻地认识中国外宣出版业走向海外的历程。他的一些见解也许会给国内新闻出版行业以更多的启示。
　　
　　国际盛会的观望者
　　
　　《对外大传播》：季经理，听说您参加过16届法兰克福书展，可以说是法兰克福书展的“常客”，通过法兰克福书展您能给我们描述一下中国图书出版业走向海外的历程吗？在书展盛会上，您感受最深的是什么？
　　季清斌：法兰克福书展是世界规模最大的国际书展，是全球出版界的盛会。每年都有来自100多个国家的9000多家出版商参展。我参加过16届法兰克福书展，其中1984年至1990年我有4届是作为代表团翻译参加的。在书展上，我亲自感受了中国出版界那个时期在开展对外合作方面所面临的问题和困难。
　　首先遇到的是外国著作版权在中国的保护问题。法兰克福书展是国际版权公约组织成员之间的版权交易会，不是这个组织的成员是没有资格在这里与各成员国之间开展平等互利的交易的。当时，中国仍徘徊在这个组织之外，中国代表团在书展上被当成外人，很难与国外同行进行沟通、合作。中国何时加入国际版权公约组织这一问题，是那几年每届书展上的“焦点访谈”节目之一，中国代表团也成了这一问题的众矢之的。每当被外国记者和同行问起这一问题，我们都按事先统一好的口径回答说：“中国正为此做积极准备。”一些出版商来我展台抗议中国一些出版社侵犯了他们的版权，公开骂我们是“海盗”。的确，中国出版界当时的版权保护意识很淡薄，甚至有些出版社竟把盗版书当成精品拿到法兰克福书展上展出。其中有一本书凑巧被原书作者发现了，当时这位作者看到自己的书在有十几亿人口的中国翻译出版了，非常高兴，并没有在乎版权被盗的问题。
　　由此，我深刻感觉到版权保护对一个国家的形象和出版业的发展是何等重要，并期望中国早日成为国际出版公约组织大家庭的一员。
　　《对外大传播》：据说，当时外文局的书在书展上很吸引人的眼球？
　　季清斌：是的，当时法兰克福书展在中国展台上最吸引人的还是外文局的书，外文局组织参展的全是外文书籍，外文局系统出版的大画册相当不错，有着浓郁的民族特色和中国风格，外国人对这些书很感兴趣。当时世界正流行“中国热”，外国人非常想了解中国文化。国外出版商都跑到中国展台“淘宝”洽谈购买一些代表中国传统文化艺术的图书版权。
　　《对外大传播》：能描述一下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初，您在法兰克福书展上看到和感受到的中国出版业的状况吗？
　　季清斌：法兰克福书展是展示一个国家出版水平乃至综合国力的一个窗口。我在国内与出版社接触不是很多，可以说，我是在法兰克福书展上亲身感受到了中国出版社的发展和变化。
　　当时在书展上展示的图书，除外文局出版的书装帧比较精美，比较吸引外商和参观者外，其他社的书都是中文书，装帧质量并不高，有的书就是白底黑字的纸皮书，显示出我们当时的出版、印刷也都比较落后。我们的参展人员很少有懂外语的，对国际版权知识也知之甚少，不具备参加国际书展的知识和能力。我们的展台也很少，当时只有40平方米，没有钱装修。而邻近的外国展台装修华丽，图书印装精美，与我们的展台形成鲜明对比，大家都觉得很没面子。
　　当时，还让中国参展出版社代表感到难堪的是应付那些前台推销版权的外国出版商和作者。当时中国出版社普遍“囊中羞涩”，能花几万元出国参展已经是很不容易的事了，没有钱去买版权，即使有钱想买也买不了，因为当时国家对外汇实行特殊管制，申请不到外汇。所以，当时出版社参展就想卖版权，一见来推销版权的人就躲。一次，有位社长被一位外商纠缠得不耐烦了，干脆对对方说：“我即使想买你的版权，也没有外汇付给你，只能付给你人民币。”作为翻译，我当时没有翻译这句话，很受刺激。心里想，什么时候我们中国的出版社能在这里财大气粗地买它几个版权呢？
　　
　　步入国际书业主流社会
　　
　　《对外大传播》：中国什么时候开始获得了大的发展，并能在书展上财大气粗地开始买下国外的版权呢？
　　季清斌：那是在1992年以后。1992年，我国成为伯尔尼公约和世界版权公约的成员国，并取消了外汇双轨制，出版社可以申请外汇购买版权。我国政府这一重大决策在法兰克福书展上激起了持续几年的强烈反响，为中国出版界的对外合作铺平了道路，成为中国出版业与国际接轨的里程碑。1994年至1995年，我再次前往法兰克福书展时，看到的是一派“柳暗花明”的景象。
　　此时，中国代表团在这里不再是“外人”了，国外同行纷纷主动来我展台寻求合作。参展团成员大都是各出版社的业务骨干，他们懂外语，懂版权，充满自信地活跃在各个展馆，让国外同行重新认识中国的出版界。此时的参展出版社不再是昔日囊中羞涩的模样了，开始做起版权买进的生意。中国展台面积这时增加到200多平方米，开始重视装修。从这个时候开始，法兰克福书展真正成为中国出版界充实自己的一片沃土，与国际接轨的一座桥梁。
　　《对外大传播》：1992年前中国代表团在书展上被当成外人，买不起版权。从1996年起我们开始大量买进版权，这一巨大变化，对中国图书市场造成了什么样的影响?
　　季清斌：我个人认为，版权引进对中国的改革开放和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我每年多次带团参加在世界各地举办的国际书展。据我了解，我们引进的版权主要是科技、教育、经济、管理、医学等方面我国改革发展所急需的图书。这些图书是国内专业人士和市场急需的。每年引进的图书品种与我们国内每年出版的图书品种相比，所占比例很小，构不成对中国图书市场的冲击，只是对中国图书市场不足的补充。
　　中国图书市场很大，但传统的东西太多，创新的很少，引进版图书丰富了中国图书市场。
　　
　　引进是为了学习
　　
　　《对外大传播》：我认为，引进是为了学习，不引进不行，中国的动画和漫画发展很慢，几年来就是诸如《哪吒闹海》的动画片，然而国外的动画市场发展很快，他们的作品能给人带来快乐，儿童都爱看，拒绝和保护都不是办法。比如大森林的树都长得很直，那是因为它们都挺直腰板，奋发向上，吸取养分和空气的结果，这不是种子的问题，竞争给它们带来了动力，所以中国的图书出版业也需要这样的经营理念。这种观点，季经理，您认同吗？
　　季清斌：是的。在国际书展上，我看到了中国出版业的进步和发展，也看到了中国出版业的落后方面，比如，我们的少儿图书出版与发达国家相比，不是一般的落后，而是相当落后。1994年，我参加过意大利波罗尼亚儿童书展，看到发达国家出版社的少儿书无论从内容和形式上，都达到了高、精、专的水平，体现童趣的色彩和画面很吸引人的眼球，做到了立体化、声像化、玩具化，寓教于乐，给人一种震撼。给我印象最深是外国的少儿书，如《蜘蛛侠》、《变形金刚》、《身边的科学》等体现的是现代意识、超前意识，引导孩子目光向前看。而中国展台展示的图书多是历史故事，如《三国演义》、《水浒传》、《中国历代寓言》等，体现的是传统意识，引导孩子的目光往后看。这两种不同理念培养出的孩子，在素质上必然存在差别，值得少儿出版界深思。
　　2006年3月，在相隔了12年后，我再次前往意大利波罗尼亚儿童书展，中国展台上展出的少儿图书依然如故，还是纸皮书，不过是多了些色彩和画页，《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中国历代帝王故事》等传统文字书还摆在那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旁边的韩国展台正在推出一部《三国演义新编》连环画，该书的广告画“赵子龙骑马持枪”贴在展台醒目的位置上，画的下面是一组英文简介，“该书介绍了几个国家英雄们的智慧和勇气，儿童可以从该书里感悟到人生的诚信。”外国人把中国传统文学作品针对儿童的心理，改编成连环画，推陈出新。而我们的展台展示的《三国演义》还是原版简读本文字书。
　　所以，我认为国际书展不仅仅是谈版权的场所，对中国出版从业人员来说，更是一个课堂，一个捕捉国际最新出版信息和经营理念来源的场地。只有到了国际书展上，才能发现我们的问题，才能看到真正的精品，才能知道我们的某些出版领域还是粗放型的。
　　目前，我们需要解决的问题不是去买书，而是去卖书，走入国际市场首先要有先进的经营理念。当然，中国大部分出版社受当前的体制约束和资金限制，还很难闯国际市场。在一些社长的观念中，出版社多受国家保护，似乎没有必要进入国际市场，中国市场的大蛋糕就够他们吃的了。从另一方面说，打入国际市场需要成本和人才，走国际市场的路子对他们来说，既不划算，也没有这个实力。
　　《对外大传播》：现在中宣部、出版总署都在鼓励中国的出版社在国际书展上向外推出版权。目前的版权贸易买进与卖出逆差很大，您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季清斌：引进版权是国内市场的需求，卖出版权也要适合国际市场的需要。版权买进多，卖出少，造成这一现象的根本原因我认为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国内出版社仍处在国家高度保护之下，中国巨大的市场足以让现有的500多家出版社小富即康，不需要到国际市场上拼搏。正如一位社长所说：“花很多精力和财力推销版权，结果不仅不挣钱，还往里赔钱。在国内派几个人跑几个小县城推销，一趟就能带回几十万元的销售额。”
　　其次，各社出版图书是以国内市场为导向，而不是以国际市场为导向，所以他们的图书很难在国际市场上卖出版权。
　　另外，中国出版界既懂外语又懂版权的专业出版人才比较缺乏，更缺少专门跑国际图书市场的国际性专业发行人才。
　　在今年3月份外文局召开的国际书展工作会议上，局领导提出：“搞好国际书展参展工作关键是书，核心是机制，基础是队伍。”讲得非常精彩，点到了制约版权对外转让的核心问题。
　　《对外大传播》：您对国内出版社开拓国际市场，有什么好的建议？
　　季清斌：国内出版社还是应该根据自己的实际能力和实际情况对待如何开拓国际市场的问题。国内市场都做不好，更谈不上做国际市场。
　　国际书展是一个大课堂，是国际同行交流合作的平台。在这里可以看到出版业的最新科技成果和发展动向，见到所有你想见到的国际知名出版商，看到国际级的精品图书，发现许多我们根本想像不到的创新选题。所以，我个人认为，对国内相当一部分出版社来说，参加国际书展更多的是学习、找差距、找商机，重新给自己的出版方向进行定位。基础打好了，参与国际市场的条件具备了，才能谈得上开拓国际市场。
　　我们不能期望国内所有的出版社都成为国际型的出版公司，也不能期望每家出版社都能在国际书展上卖出版权。有些社就是做国内市场的，而有些社将来一定能够发展成国际一流的出版公司。
　　《对外大传播》：中国外文局作为一个老牌的外文图书出版机构，在中国图书“走出去”战略实施当中，面临着一些机遇和挑战，您认为对外出版业在这方面应该抓住哪些机遇，迎接哪些挑战？
　　季清斌：我认为，到目前为止，国内真正具备国际出版实力和水平的只有我们外文局，也就是中国国际出版集团。其他出版社和出版集团目前还都是以国内市场为依托，靠国内市场生存发展的。
　　中国国际出版集团是中国唯一一家“外”字当头的单位，最有条件发展成真正的跨国公司式的国际出版集团，因为它具备以下优势和条件：
　　其一，国际出版集团的定位是外宣、外文书刊，主要瞄准的是国际市场。
　　其二，国际出版集团在美、英、比利时、埃及、墨西哥等国设有分支机构，并且提出外文书刊出版发行“本土化”战略。这些分支机构和“本土化”战略也许就是今后成为跨国出版集团的基础。
　　其三，有一支多语种的外语翻译队伍。
　　其四，有国图公司这样一个专门从事海外发行的公司。
　　其五，其机制和组织机构比较完善，便于统一指挥。
　　正是因为我们具备以上优势和条件，在每届的法兰克福书展上，我们卖出的版权数量最多。去年在法兰克福书展上就达成了200多项版权协议和意向书。
　　当然，我们也面临着严重挑战。国内有些出版社，如外研社，开始向国际出版的方向发展。对外汉语教学图书原本是外文局的优势，现在已让外研社等一批大学出版社领先了。我们在机制和体制上必须深入改革。我们的出版和发行要很好地整合，共同瞄准国际市场，不能像现在这样，外文社出什么书，国图公司就发行什么书，出版发行都要变被动为主动，以国际市场为导向。
　　外文局肩负着中央赋予的“对外出版带动作用”的使命。在法兰克福书展上，主题展馆――电子馆，至今还没有在中国展台出现。电子馆展示的产品是国际出版业的最新科技成果，引领着出版业的发展方向。如何用科学发展观，依靠科技进步，引领外文局的出版发行事业发展，不辱“对外出版带动作用”的使命，也是我们需要认真考虑的问题之一。
　　
　　责编：曹晓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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