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滋病防治条例》 《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对国外媒体对华报道的影响

　　提要　本文选取有“历史档案馆”之称的美国《纽约时报》网站对“5?12汶川地震”系列报道为样本，采用框架理论和内容分析法，考察“信息公开”的环境下外媒如何获取“5?12汶川地震”信息并影响其新闻报道。
　　关键词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　“5?12汶川地震”《纽约时报》框架理论
　　中图分类号　G210　文献标识码　A
　　
　　“5?12汶川地震”是建国以来我国发生的震级最高、影响最大、伤亡人数最多的地质灾害，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自2008年5月1日正式实施后的第一个重大公共议题。地震发生后不到10分钟，国家地震局就迅速通过新华社向社会发布了消息，并及时发布了各地的震感信息；15：02，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打出“突发事件”的片头开始地震直播，并在此后一个月，保持了每天不低于18个小时的直播时间；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定时定期召开新闻发布会，通过媒体每天向公众实时更新地震伤亡人数。清华大学媒介调查实验室于5月18日开展的“5?12抗震救援大型民意调查”结果显示。98.7％的受访者认为政府救灾机制反应很快，95.13％的受访者认为政府对地震灾害发生前后的相关信息公开的透明程度较高。大部分国外媒体对此次中国政府及媒体在地震中的表现也给予了积极的评价。有学者认为“‘5?12’不仅是地震纪念日，也是信息迅速公开的纪念日”。英国《泰晤士报》驻华首席记者马珍用“前所未有的新闻开放”形容她在灾区的见闻。本文选取《纽约时报》网站对“5?12汶川地震”的报道为样本，期望通过框架分析发现《信息公开条例》如何在重大负面议题中影响国外媒体对华新闻报道。
　　
　　一、理论回顾
　　
　　美国社会学家戈夫曼将框架(framing)概念在《框架分析》(Framing Analysis：An essay on the organization of experience)一书中引入文化社会学后来再被引人大众传播研究中，成为定性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观点。戈夫曼认为框架是人们将社会真实转换为主管思想的重要凭据，也就是人们或组织对事件的主观解释与思考结构。1985年Fillmore提出框架是“知识或者连贯的经验图示的具体统一的构架”，最近Fillmore把框架看作是“认知结构……编码于词汇中的预设知识”。
　　
　　对于新闻媒体的框架研究，坦克德认为框架是新闻的中心思想。恩特曼(Eentman)认为框架包含了选择和凸显两个作用。潘忠党教授指出“框架”是“一种建构、处理新闻话语的策略”及对“话语自身特性”的研究。在对新闻框架形成因素的研究中，伍等认为，框架是新闻工作人员、消息来源、受众、社会情境之间互动的结果。
　　
　　二、研究问题与方法
　　
　　1　研究的问题
　　框架定义可分为两类，一类指界限，指新闻生产者在生产新闻信息的过程中使用选择策略，包括强调和排斥两个相互联系的方面；其二是建构意义，是人们解释社会现象时使用的一套内在结构。概言之，媒介的框架是进行新闻选择的主要依据，媒介框架有助于简化新闻判断、加快处理新闻信息，是媒介编码过程中一个重要的制度化环节。
　　本文根据框架理论提出如下研究问题：
　　(1)重大自然灾害发生后，批判主义指导下的严肃媒体《纽约时报》是否会以政治议题作为内容框架?
　　(2)国际报道中《纽约时报》是执行政治中心还是读者中心的媒介属性框架?
　　2　研究方法
　　本研究的样本选取时间为“5?12地震”发生后第一天开始，到地震发生后一个月截止，即2008年5月13日至6月12日。本研究的研究对象为《纽约时报》网站2008年5月13日至6月12日对中国“5?12地震”的所有相关报道共71篇，包括新闻报道、评论、新闻分析、图片、读者留言等体裁。选择《纽约时报》是鉴于其自身品质、影响力和代表性；选择网站是为方便取样。《纽约时报》网站在地震发生后即刻开辟了“中国地震”专版，之后一个月，一直放在首页的醒目位置。截止笔者撰文时(2008-6-18)，这个专版在“纽约时报重要话题”页面的点击量仍保持第二位。
　　本文主要采用框架理论和内容分析法。由于只有1名编码员并鉴于样本量较少，编码相对简单，故采用EXCEL进行录入和分析。
　　
　　三、分析结果
　　
　　新闻的框架要素，如议题、关键词和报道方式，虽然是具体而微观的，但也可以反映媒体的价值取向和思想倾向，具有一定的规律性。因此本研究采用以下3个指标对样本进行分析：报道主题、新闻来源和报道技巧。
　　1　报道主题体现人性而非政治化的新闻内容框架
　　报道主题反映了新闻生产者对新闻的取舍，即哪些议题是他们所希望得到关注的，而相对其它议题则是他们所不希望被讨论或关注的，也就是在新闻框架构建中的界限。对样本的71篇文章进行分析后，笔者按报道主题进行如下归类：
　　在《纽约时报》网站对“5?12汶川地震”的报道中，“救援”议题占总议题比重为26.8％；涉及政治、宗教的议题占19.7％；对灾区现场的描述和由于地震中校舍坍塌造成学生遇难的相关报道各占14.1％；地震中中国政府及媒体表现的议题占12.7％；环境议题、奥运议题及其它议题各占4.2％。报道中“救援”、“灾情”主题构成最重要的内容框架，另一内容框架是正面积极地报道中国国家领导人和媒体在抗震救灾中的表现。同时西方媒介对作为弱势群体的儿童等公共议题的关注也体现在5?12地震报道中并形成另一内容框架。
　　2　消息来源构建接近、客观的新闻价值框架
　　消息来源是框架建构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全面的消息来源将尽可能保证新闻的全面和公正。笔者将71篇文章中的消息来源(news source)按灾民(s)、官方(A)、专家(E)、救援者(R)、志愿者(v)、引用(Q)(引用栏下分为外媒和国内媒体)及其它(o)进行编码，结果发现：
　　(1)71篇样本除去7篇评论，剩下的64篇新闻报道中，信源最多时达到22个，最少为2个；信源在5个(含)以下的报道篇目为18篇，占28.1％；信源在6―15个的报道篇目为42篇，占65.6％；采用信源超过(含)16个的篇目为4篇，占6.2％。
　　(2)按消息来源多少排位，从高到低为灾民(s)、官方(A)、专家(E)、救援者(R)、引用(Q)及志愿者(v)。如下表显示：笔者又将引用的信源进行再检索，结果如下：
　　另外，笔者将每篇报道的发回地进行归类，发现从灾区现场(北川、映秀、里县、都江堰、成都等)发回的报道有38篇，从国内其它地区(北京、上海、香港)发回的报道有19篇，从海外及其它地区发回的报道或评论共计14篇。
　　由上分析可以看出，65.6％的报道篇目采用了超过6个信源，消息来源也包含了中国官方消息、专家意见、救援者 及当事人。此次地震中中国民间力量的崛起和志愿者发挥的巨大作用国内媒体多有关注，《纽约时报》的报道在这方面也有体现。比如采用了10个来自志愿者方面的信源，也有专门的文章提及地震促使中国社会公民化进程。另外在引用的56个信源中，有43个来自中国国内媒体。尽管报道中提及新华社总会有一句“中国国家通讯社”的插入语解释，但对新华社信源的引用还是达到26个，大大高于路透社(8个)和美联社(5个)。对中国官方媒体消息的采用，说明了《纽约时报》对信源可信度的承认，截然不同于“3.14事件”报道中对中国政府的诟病。
　　3　报道技巧体现新闻价值框架和新闻内容框架
　　报道方式是建构新闻框架的重要手段 在《纽约时报》网站对“5?12汶川地震”的报道中，我们看到了图片的使用和网络媒体惯用的“编读互动”(Q and A)。
　　(1)图片的使用
　　71篇样本中，配图的报道共计53篇，占74.6％。图片来源如下表：
　　通过对报道技巧的分析，我们看到大量图片的使用使得《纽约时报》网站的地震报道更鲜活更引人关注。同时在图片的选择中。海外通讯社或媒体的新闻图片要多于国内通讯社的图片，这也说明了海内外新闻生产者对价值框架理解的不同。
　　2　编读互动
　　地震发生后，《纽约时报》网站开通了“编读互动”版块(Q and A)，邀请读者就其关心的问题与纽约时报驻中国记者展开讨论。截至5月21日问答结束，《纽约时报》网站共收到读者留言348条，其中热点问题共9个，分别为：
　　A中国政府对地震的反应；
　　B如何与身处灾区的亲戚朋友取得联系；
　　c目前为止美国为地震做了什么；
　　D外国援助物资是否能够顺利进入中国：
　　E灾区倒塌房屋的建筑质量问题；
　　F藏区受到地震什么样的影响；
　　G中国媒体对地震的报道是否准确；
　　H从长远看，灾区需求是什么；
　　I《纽约时报》的读者通过何种渠道可以给予灾民帮助；
　　J地震及余震可否预测；
　　K中国民众如何看待外国援助。
　　以上九类议题在《纽约时报》网站以后的报道中都得到了充分关注，读者参与构建了《纽约时报》网站对“5?12汶川地震”报道的内容框架，反映出以读者为中心的媒介属性框架。
　　
　　四、结语
　　
　　“5?12汶川地震”发生后24小时，外交部发言人秦刚举行例行记者会回答记者提问。之后一个月，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就汶川地震灾害和抗震救灾情况举行了二十五次发布会，外国记者也被允许自由在灾区采访。表明我国政府正在努力构建一个相对宽松的信息传播环境：由于信息公开，海外媒体记者可以接近事发地和当事人，来自灾民的信息才可能居信源之首，大量的报道才可能从受灾现场发回，“救援”才可能成为最重要的内容框架。
　　在对西方媒体建构中国形象的分析中，“妖魔化”是一种极有市场的观点，今年的“3.14”事件更将这一观点推向高潮。但我们也要看到，经过几百年的发展，西方媒体都已进入规模化市场化的运行轨道，“按新闻规律操作新闻报道”是市场化而不是政治化的要求。通过对《纽约时报》网站对“5?12汶川地震”报道的分析，笔者发现，以读者为中心的媒介属性框架非常明显地被建构。在“编读互动”(Q and A)中提问的网民既有千里之外的美国人，也有在中国工作或学习的美国人，还有在外华人和本土中国人。“编读互动”的重要议题无一例外地反映在报道的内容框架中，并没有因其为国际事务报道而强化政治性。尽管这一单独案例并不能说明《纽约时报》的国际新闻立场，但笔者认为与不久前西方媒体在“3?14事件”中的“一边倒”态度相比，“5?12汶川地震”中以《纽约时报》为代表的国外媒体的态度，恰好体现了政府信息公开环境下对华国际舆论环境的改善。
　　从某种意义上说，国际社会对中国的认识取决于媒体对中国的报道。《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实施，只是政府为信息透明所作的第一步努力。此次“5?12汶川地震”使我国从政府到媒介从业者的各个链条意识到“开放”、“透明”对于中国国际化的重要性，意义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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