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主流新闻媒体宏观经济报道的核心任务|当前宏观经济形势

　　摘要新条件下的主流媒体宏观经济报道要力求为经济健康、平稳运行提供舆论保障；对宏观经济运行中出现的问题进行监督、预警并就涉及国家重大经济利益问题影响国际舆论。 　　关键词 主流新闻媒体 宏观经济报道 核心任务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影响日益显著和国内市场化改革走向纵深，中国经济所面对的国内国际环境都空前复杂和充满变数。在这种前提下，营造一个好的舆论环境对于保障经济又好又快发展至关重要。主流新闻媒体由于掌握最核心的新闻资源和话语权，在引导舆论和新闻监督方面应承担主要责任。主流新闻媒体财经报道的质量和舆论导向对经济的运行和发展影响重大，特别是财经报道的核心部分――宏观经济报道，因其主要报道与宏观经济形势和政府调控政策相关的重要新闻，更是对经济的健康平稳发展负有重要责任。对于我国的主流新闻媒体来说，从新闻媒体的社会责任和历史使命的高度去认识财经报道特别是宏观经济报道的重要性和核心任务，这是经济发展和新闻媒体自身成长的需要。
　　
　　一、为经济健康、平稳运行提供舆论保障
　　
　　一个国家经济健康、平稳运行是社会稳定的基础，主流新闻媒体在提供舆论保障方面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宏观经济报道是以报道宏观经济形势和政府宏观调控政策为主要任务的，如果全社会不能在一个较大范围内对当前宏观经济形势形成共识的话，政府就无法制定宏观调控政策，或者政策难以推行。就无法保证经济的健康、平稳运行。在实践中，主流新闻媒体在从事宏观经济报道时应当做到这样几点：首先，对经济总体运行状况的判断应与中央保持一致。保持一个声音，对内可以安定民心，为经济发展创造好的舆论环境；对外则利于保持国家安定、经济平稳发展的形象，有利于对外经济交流与合作。另一方面，经济运行中不免会有一些波动，新闻媒体应当强化大局意识，理清“波动”的来龙去脉，冷静客观的分析，不要以偏概全、以点带面，做出对经济发展造成伤害的错误判断。另外，对于宏观经济运行中出现的一些问题，则不能带有炒作的心态，要站在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立场上，做有建设性的报道。
　　例如：2005年7月，随着上半年各项重要经济数据的发布，一场关于中国经济是热、是冷的争论又再度掀起（2003年关于中国经济的“冷热之辨”持续了将近一年）。一种观点认为，中国经济自从2000年步入新的增长周期以来，长时间保持较高速度发展，部分行业过热已有蔓延之势，因此面临通货膨胀的压力；而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居民消费价格（CPI）和商品零售价格（RPI）在2004年三季度达到最高值后，已呈下降趋势，同时投资增长也已回落，而部分行业过热带来的产能过剩问题已经十分严重，消费又持续低迷，因此，中国经济面临通缩风险。可以说，两种观点都并非没有依据，那么作为新闻媒体应当怎样报道这场关于中国经济冷热问题的争论呢？又如何作出负责任的判断呢？《?望新闻周刊》就这一重大、敏感问题及时推出了一组名为《中国经济趋势研判》（2005年7月4日第27期）的专题报道。从标题上看，“研判”是研究判断的意思，既不是草率的作出定论，又不是罗列各方观点，而刊物的判断模棱两可。“研判”就是以一种审慎的态度研究问题、并作出带有倾向性的，而非绝对的判断。这非常符合《?望新闻周刊》的定位，对于这样一个重大问题，作为主流权威的新闻周刊，不能避重就轻，要力求作出负责任的、有利于全局的、又不掩盖问题的判断，从而正确引导国内国际舆论。
　　在专题报道开篇的引文中写道：“……事实上，自从90年代中后期中国经济告别短缺格局后，经济的复杂性便日益显著，人们对于关键时期的关键数据自然也有不同的解读。这之中，既有专家个人立场的原因，也与转型期体制变化、结构变化及经济周期的自然变化复杂交集密不可分。”这段话对于“冷热”之争发生的原因和背景作了交待，告诉读者，由于中国经济的复杂性，关于“冷热”的问题并不是绝对的，而是“热中有冷，冷中有热”。从构成专题报道的篇目来看，《中国经济步入温和调整期》、《经济放慢是合理减速》、《历次宏观调控的回顾与反思》组成了专题的主体；另有三篇配文是对持不同观点的权威专家的采访。整组专题一方面将不同的观点和思考呈现给读者，另一方面，主体文章通过对主流学者的深入访谈、对一手资料的精心梳理整合和编辑记者的反复研讨，得出了属于刊物的判断：“新一轮经济增长在经历了三年上升期后，目前开始进入温和调整期，虽然当前经济处于一个较为理想的区间，但宏观调控应未雨绸缪，防止未来出现滑坡。”
　　《中国经济趋势研判》发表之后，其主要文章和观点得到国内外上百家权威媒体的引用，一场关于“冷热”的争论几乎因为它的发表而平息了。报道起到了很好的舆论导向作用，减少了不必要的争论，值得重视的问题和苗头又得到了强调，为经济全局的健康平稳运行作出了一个主流媒体应有的贡献。
　　
　　二、对宏观经济运行中出现的问题进行监督、预警
　　
　　处在转型期的中国经济，一方面市场机制并未完全建立，“看不见的手”并非在所有领域都能充分发生作用；另一方面，政府的宏观调控手段虽日益娴熟，但仍有漏洞，“看得见的手”需要更加有力和灵活。总之，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仍需假以时日，需要社会各种力量的共同努力。新闻媒体本来就是社会的“?望哨”，主流新闻媒体的宏观经济报道因此更负有“?望经济全局，对经济运行中出现的问题进行监督和预警”的责任。由于新闻媒体的不可替代的独特立场，往往对问题更具穿透力和思辨性，更因为其强大的社会影响力、作用力，发挥其“监督、预警”的功能是完善市场经济体制所必需的力量。
　　举例说明：2006年8月8日，《上海证券报》发表了一篇名为《国家与省级GDP数据相差8048亿元 差距来自哪里》的文章。文章通过对国家统计局和国家发改委公布的上半年数据的比较，发现国家与省级GDP统计结果差距巨大：“一方是10.9%，另一方是12%，这两个数据之间，整整相差了8048亿的生产总值。”经过深入研究，记者有更惊人的发现：“国家GDP数据与省级数据之间的差距呈逐年扩大趋势”。对于这样一个标志经济发展速度的最重要、最基础的数字，究竟为什么国家和地方的统计结果会出现如此大的差距，记者认为原因是：“GDP是考核干部政绩的‘硬指标’，地方政府具有操纵统计数据的强烈动机；地方政府又具有这种操纵能力。”
　　统计数据，尤其是象GDP这样的重要宏观经济数据造假、失实对于一个国家的经济建设来说是极其危险的。记者可以说十分及时地发现了这一问题并进行了披露，引起了全社会对这一问题的关注。很多知名网站，如新华网、人民网、新浪网等都将该文作为当日的重头新闻进行了转发，从而引发了媒体关于GDP注水、掺假等现象的批判，同时，很多媒体也从不同的角度讨论了GDP统计出现巨大误差的原因和统计体制改革的迫切性等。如《经济参考报》发表了评论《集体之两版GDP统计数字 让百姓怎样相信高"政绩"政府》，《南方日报》发表《国家统计局酝酿重大调整 将直接核算地方GDP》，《中华工商时报》发表《中央地方统计差距大 GDP纠偏寄望统计体制改革》等。媒体的报道形成了一种攻势，有利于及早铲除这一经济生活中的毒瘤。这是媒体对于宏观经济领域问题的进行监督、预警的一个很好的案例。
　　
　　 三、 就涉及国家重大经济利益问题影响国际舆论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经济一直保持持续、快速增长，综合国力不断增强，在全球经济中所扮演的角色也越来越重要。2004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占全球产出的4.4%，为全球第六大经济体，到2005年，已晋升为全球第四大经济体；工业制造业规模居世界第四，其中170多个行业的产量居世界第一；对外贸易规模在全球排名第三，占全球贸易总量的6.5%；中国吸引外国直接投资的总量于2003年首度超过美国，居世界第一，2005年吸引外国投资规模占全球的6.7%。中国经济的增长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在2002-2004年间分别达到13.8%、16.7%、14.5%。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对世界经济的稳定与增长起到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当今世界，国与国之间的竞争不仅仅是“硬实力”的较量，也是“软实力”（媒体力量）的较量。中国政治经济地位的提升是“硬实力”的增长，与此同时，新闻媒体也应当相应地占据国际舆论阵地，影响国际舆论，维护国家利益。因此经济报道应当明确自己的责任，即在涉及中国重大经济利益问题的时候，要配合国家政治外交策略，发出属于中国的声音，对国际舆论产生应有的影响力。
　　中国经济的成长一直伴随着一些西方国家关于“中国威胁论”的杂音。他们出于转移国内矛盾的需要或其他阴险的用心，不时会将矛头指向“崛起”的中国。因此，首先应当强调的是，中国主流新闻媒体的对外经济报道应当反复声明：中国经济的发展对于世界来说是机遇，而不是挑战，有利于世界各国的共同发展。中国经济稳步增长、市场逐步开放、积极参与世界贸易，为各国带来无限商机，创造了更多的就业机会，推动了全球经济的进一步发展。简而言之，中国的发展需要世界，但世界更需要中国。
　　关于“人民币升值”的问题从2003年至今，一直备受世界瞩目。但中国的新闻媒体，尤其承担着影响国际舆论责任的主流新闻媒体并没有很好地履行自己的职责。应当说，在一场旷日持久的“国际舆论战”中，中国并没有能够争取主动，暴露出国家“软实力”亟待增强的问题。我们可以看到，一些造成人民币升值压力的国家在操控和利用媒体方面十分娴熟：早在2001年8月，英国《金融时报》就刊登了一篇题为《中国的廉价货币》的文章，引发了关于人民币重估的争论；随后，日本副财长黑田东彦又在《金融时报》发表文章称：“中国应承担起将人民币升值的责任”；2002年，《金融时报》刊登《全球性通货再膨胀正当其时》一文，称中国向其它国家输出了通货紧缩；2003年1月28日，日本《读卖新闻》发表文章，指责中国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日本的通货膨胀。国际舆论的压力随即转变成政治上直接的压力。2003年2月22日，日本财长公然在西方七国首脑会议上提交提案，要求人民币升值；2003年正当中国举国抗击“非典”的时候，美国财长约翰.斯诺在6月提出：中国应实行更灵活的汇率制度，并为此在9月专程出访中国；欧盟也认为中国的汇率制度是个“问题”；
　　从2003年9月到2005年4月，七国集团接连发表四次公报，要求那些还没有实行浮动汇率的国家应该增加汇率的灵活性。
　　可以说，日本和西方国家试图对人民币升值加压是从制造舆论开始的，同时，对中国的舆论战也伴随着其政治斗争的始终。中国主流媒体虽然有一些应对，但缺乏总体策划和有步骤的实施，并没有形成强大的舆论攻势。除去新华社和《人民日报》有一些言论外，其他主流新闻媒体往往止步于转发新华社播发的国家领导人和央行行长等在不同场合就此问题的表态和发言。我们回顾当时的新闻，很多标题是这样的：《温家宝正面回应人民币升值舆论 重申汇率稳定》、《温家宝重申：人民币不会迫于压力升值》、 《温家宝：人民币汇率改革是中国主权》、《 周小川：改变人民币"盯住"美元的时机尚未成熟》。虽说，这样的新闻报道也对国际舆论造成了一定影响，但由于媒体缺乏主动应对国际舆论战的意识，中国主流媒体的声音在这一场舆论大战中显得非常微弱。
　　其实，一些在主流媒体从事人民币升值报道的记者也对此有所感触。《?望新闻周刊》经济记者王健君在一篇业务文章中写道：“中央重要媒体在汇率改革问题上仅仅是简单重复一些官方观点和简单的新闻事实，而很少有广泛、深入、持久、专业和精辟的深度分析报道。而国内许多媒体无法看清形势，大量采用美国、欧洲财经媒体的观点和分析，更加恶化了中央财经决策的舆论环境。当时，自己在一次采访中被外管局某官员质问而汗颜不已：‘现在是最需要你们（中央媒体）为市场解释清楚的时候，但你们的表现真的令人失望。’无论是否因为客观原因影响，‘不敢说话’使中央媒体在这方面失去了主导权，令人扼腕。”
　　随着中国经济发展所面对的世界政治经济环境日趋复杂、多变，创造一个好的国际舆论环境至关重要，主流新闻媒体的宏观经济报道不能满足于只是报道和分析宏观经济形势，而是要在涉及中国利益的重大经济问题上发出与中国经济实力和国际地位相匹配的声音，最大限度地争取和维护国家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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