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共识”的崛起等_北京共识

　　英国《卫报》文章报道，美国总统奥巴马的国际首航――伦敦，斯特拉斯堡，布拉格和伊斯坦布尔――让全球为之注目。奥巴马之旅试图掩盖一个惊人的事实，却遭遇了一个不折不扣的失败，那就是：在“全球经济路在何方”这个问题上，“华盛顿共识”已成为明日黄花，人们现在关心的是什么能够取而代之。
　　尽管中国一向被认为缺乏“软实力”，但它在经济和管理上的许多理念却逐渐成为主流。事实上，为了稳定国内经济，奥巴马政府显然采取了某种“政府干预”的模式，而这正是二十年来中国政府一直在做的事情。在这种模式下，政府能持续地从国际市场获益，但同时也保留了占领经济“制高点”的权力。这些政策不仅仅是中国经济复苏方案的一部分，也同时被纳入了奥巴马的经济刺激计划中。
　　中国自然很乐意见到美国在指定对外政策时首先现实地考虑国家利益。正如在就职之前的采访中奥巴马所言，
　　“为了改善民生，我们应该注重实质，而不是关注于表面功夫”。在大选的沉迷期过后，美国现在寻求的是建立现实的伙伴关系来支持它的经济需求；自然，这首先得与中国以及海湾地区的独裁国家搞好关系――他们都是美国财政部的债主，并同时与伊朗和俄罗斯合作来减少在阿富汗和伊拉克打仗的开销。
　　随着美国在自由标准上的倒退，大家开始追求“北京共识”，那就是将经济发展作为国家的第一要务，并积极地引导经济增长以保持国家稳定。这种世界观认为，重要的是国家在何种程度上改善了民生；在外交政策上，国际合作的驱动力应该是国家利益，而不是国际准则。这种经济和外交上的现实主义不仅仅是布什时代“新保守主义”的炫耀式政策的倒退；它表明，一个处于衰退期的强权国家正尝试使用更经济的办法来发挥它那有限的影响力。比如说，在危机来临时，政府推行重商主义并非丢脸的事情，但如果这样，美国将失去“自由贸易的标杆”这块道德高地。
　　美国的这种新“实用主义”同时也是一种被称为“反向社会化”进程的结果。在过去二十年来，美国和它的欧洲盟友们一直认为能向世界其他地方灌输他们的经济和政治主张。与此同时，多个多边组织形成一张大网将中国等国家包围，它们如果要加入，就必须屈服于那些带有重重限制的准入条款。但现在，西方国家对这些条款的执行变得无能为力，与此同时作为发展政策的一部分，主要的发展中国家正积极地加入这些多边组织。
　　当我们从单极独大的过去走向多极并存的今天，从现实主义的角度考虑，应该允许它们为扩大影响力而互相竞争，并同时将竞争的代价降到最小。这样的结果将是多个大国在国际舞台上“同台演出”，通过稳固经济增长点的方式互相制约，并致力于防止其他国家发生动荡以带来国际干涉的风险。
　　因此，我们不能仅仅依赖美国来担当维护世界稳定这个艰巨的任务。“金砖四国”都应该在各自的“后花园”里扮演更积极的角色。俄罗斯得负责高加索地区，而万一缅甸的军政府做出什么荒唐的事情，就该是中国和印度出手的时候了。
　　当然，美国的政策转移将不可避免地造成西方自由体系的衰退。美国能灵活地适应这种外交新准则，并且他们有能力，也能带头做到这一点，但欧洲却不一样。即使美国和欧洲是泛大西洋的合作伙伴，他们在外交政策的关联也是必定会减弱的。这种现实主义给了美国更多的手段来对付短期的问题，但为了做到这一点，它必须牺牲部分软力量。美国在未来是否还能增强对全世界的影响力?答案将不再依赖美国道德上的威望，而取决于它能在多大程度上恢复经济并找到新的盟友。这对其他国家来说亦是如此。
　　但“北京共识”的升温并不保证它是一成不变的。在大国合作的“舞台”上，最弱的支柱将决定整个舞台的力量，而要搭建这个舞台，就强烈地需要参与各国自律和自觉。美国公众对这种国家政策的大转向反应如何还有待观察。如果一个大国陷入了经济危机，那么民族主义就会削弱这种现实的讨价还价。大国影响力的重叠，以及之前被“冷处理”的冲突因素将会再次造成主要的冲突，并且，一旦中国走出这场危机成为大赢家，并继续增长它的力量的话，人们将更多地考虑“零和”策略，而不是能带来“双赢”的合作策略。
　　
　　中国在拉美地区填补美国撤资空白
　　
　　美国《纽约时报》2009年4月15日报道称，当华盛顿与拉美的关系相对紧张时，中国正在加大力度向该地区的国家提供大量资金。拉美地区国家目前正遭受经济增长放缓、商品价格下跌以及信贷限制之苦。
　　最近几周，中国一直在拉美进行各种协议的谈判：在委内瑞拉增加一倍的发展基金，达到120亿美元，向厄瓜多尔贷款近10亿美元，帮助该国建造一座水力发电厂；与阿根廷达成价值超过百亿美元的货币互换协议以及向巴西国家石油公司贷款100亿美元等。这些协议多侧重于锁定未来数年的自然资源，比如石油。
　　近十年，中国与拉美的贸易增长迅速，已经成为该地区第二大贸易伙伴，仅次于美国。中国这些贷款的规模和范围意在加深与拉美的接触，而此时美国在拉丁美洲的影响力正在下降。
　　尽管与拉美的关系日益密切，但中国并没有大张旗鼓地宣传在拉美的影响力。多伦多约克大学教授格雷戈里表示：“如果贸易影响力最终演变为政治影响力，这很可能会是一场持久战。”
　　
　　点子争夺战
　　
　　英国《经济学家》2009年4月23日文章说，2006年以来，中国选择实行一种积极的策略――获得尽可能多的专利权以发展本国的技术。很长时间以内，中国都是“世界工厂”的形象示人，她同样希望成为“世界的大脑”。中国的专利申请数量居世界首位，仅在2008年，专利申请量就超过了80万。但是，大部分申请的专利权档次并不高，都是一些不太受重视、有效期仅为10年的中等技术。目前，中国的企业和西方一样，申请专利的审查过程严格，并拥有20年保护期的“发明”专利权。今年，中国企业有望在获得发明专利权方面超过外国。
　　除了对专利权的不断追求，专利权诉讼案件也呈上升趋势。2006年以来，中国的专利权诉讼案件超过了世界上其他国家，甚至超过了对诉讼“成瘾”的美国。以前多是本地公司之间打专利权官司，最近几年，外国公司突然发现自己成了被告。去年12月，韩国三星公司被判向浙江华立通讯公司支付赔偿金。众达国际法律事务所的托尼?陈预计，近期的胜诉案件将“打开”更多专利索赔案件的“防洪闸”。
　　
　　中国的富人阶层与众不同?
　　
　　美国《华盛顿邮报》2009年4月14日报道。最近，美国的麦肯锡咨询公司就中国富人阶层一题做了一篇出色的报告。该报告指出，2008年，中国共有约160万个富裕家庭，而到了2015年，这一数字将突破400万，使中国一跃成为世界上拥有富裕家庭数量排行第四的国家，仅位于美国、日本和英国之后。(麦肯 锡公司定义的城市富裕家庭年收入为25万人民币以上，约合3.65万美元。)
　　有趣的是，报告认为中国的富人阶层与众不同。首先，中国的富人普遍年龄偏低。在中国，80％的富人在45岁以下，而在美国和日本，这一比例分别为30％和19％。其次，他们很快就能变得富有。约一半的富人消费者在4年前并不算富裕；而在今后的五六年内，将进入富裕阶层的人群中则有一半人今天并不算富裕。另外，中国富人的消费习惯独特且多变。由于富人们普遍年龄不高，一些企业已经与时俱进地改变了他们的营销方式。然而，富人们的品牌意识不断增强，他们对一些专为中国市场制造的产品的出现而感觉受到了侮辱。
　　
　　中国汽车销量创纪录无助于利润提升
　　
　　美国《彭博社》2009年4月21日报道，由于市场对于低马力及低舒适度的微型车的需求量上升，今年中国的汽车销量将会创造新的纪录；然而，销量的上涨却无助于汽车厂商利润的提升。
　　由于政府对农村居民50亿元人民币的补助开始发放，微型车销量在上月比去年同期相比上升了40％。一般来说，不包括电动车窗、皮饰、以及安全气囊等配置的微型车，市价仅为3万人民币左右。
　　“车小利润空间也小，”长安汽车集团的总裁徐留平说。徐在昨天的上海汽车展上表示：“汽车销量在今年也许会有增长，但是总收入与利润却可能下降。”
　　中国最大的19家汽车生产商的利润总合在今年的前两个月猛跌59％。来自大众、通用等国外生产商的竞争也在挤压着利润空间。
　　根据中国国家发改委机动车价格处官员介绍，原材料价格的下降也为中国汽车生产商们减轻了不少压力。比如，钢材价格自去年历史最高位到今年三月已经跌去了35％。
　　然而，当政府努力振兴汽车销量和经济大环境刺激期货需求之时，原材料价格的下降可能仅仅是短期下跌而已。在这样的情况下，市场竞争会更激烈，制造商无法将成本转嫁到消费者头上。
　　
　　贸易战前线，中国律师在哪里?
　　
　　美国《福布斯》2009年4月27日文章说，中国正愈加积极地与美国打世界贸易组织的官司，但还没有足够的本土律师来应对这些诉讼。中国的律师事务所正不断积累WTO的相关经验，但它们依然面临着来自行业内的挑战。所以，当中国的法律行业正加速改善它的竞争劣势之际――这一过程可能要持续多年，北京方面看起来还要依靠美国的律师事务所为其打世贸官司。
　　中国刚刚开始在世贸争端中扮演主角，所以，中国的律师事务所根本就没有美国同行在全球贸易争端中所具备的技巧和经验。“我们是世贸组织中的‘新人’，仍需要时间来提高我们的能力。”肖新(音)说。肖所在的律师事务所近期处理了美国对中国的反盗版诉讼案。很多律师估计，中国只有三四家本土律师事务所可以应对来自WTO争端。而美国则有三四家顶尖的WTO律师事务所，还有其他十多家具备世贸组织案件的经验。
　　对中国来说，拥有一支强大的WTO律师和律师事务所队伍非常重要。香港中文大学贸易法教授王江雨(音)表示，这个学习和训练的过程可能需要一二十年。要建立起一支足以与美国打“贸易战”的律师“战队”，中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中国农村选民走向投票站
　　
　　美国《时代》周刊2009年4月21日报道，尽管天气恶劣，在一个周三的上午，天津大安区的村民们仍然不断出现在该村党支部的大门前，耐心等待着三年一次的投票机会――选出村长及两名助手。大安位于天津市北部的郊外，全村约有3000名村民。
　　李全辉(音)，21岁，在当地的焊接材料公司工作。这是他第一次参加投票，早上8：00开门时他就已经在外面等待了。“我很激动，因为我终于可以为最能代表我们利益的人投票了。”
　　数十年来，中国一直在农村一级尝试了各种形式的直接选举。过去的十年中，中国约60多万个乡村里几乎每个村子都设有投票站。尽管农村的选举制度仍然受到一些批评，但它得到了一群关键选民一农村村民们越来越多的认可。“当我们第一次举行选举时，只有几个人来投票，”帮助监督投票的村党支部秘书蔡容喜(音)说，“但随着人们认识到他们拥有投票权并希望行使这种权利，越来越多的人都来投票。现在我们正在进行第四次选举，预计有80％到90％的选民会参与投票。”
　　大安村正在发生的一切，反映出中国农村选民日益高涨的参与选举的倾向。
　　
　　法国重返“中国圈子”
　　
　　法国《费加罗报》4月25日刊发该报记者阿诺-德拉格朗日报道说，今年是法中建交45周年，法国总统萨科齐已邀请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在年底前访法。萨科齐总统的邀请信是由法国国民议会议长贝尔纳-阿夸耶日前向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转交的。该报消息还说，法国总理菲永计划于8月底访华。法国国民议会议长阿夸耶在北京表示，他圆满完成了中国之行的任务。在访华期间，他与中方签订了有关两国议会间交往的备忘录。会谈气氛表明，法中“赌气”的一页已经完全翻过。胡主席还向他传递了对法国当局和人民的“友好信息”。
　　在经济层面，在结束与中国商务部长陈德铭的会晤之后，国务秘书安妮－玛丽?伊德拉克上周在北京表示，中国将在未来数月内派出许多而不是一个采购团前往法国。双方的会谈内容涉及“卫生和农产品加工”，以及“中国所需要的可持续发展”。《费加罗报》的结论是：法国已重回“中国圈子”。
　　
　　中国的艾滋病死亡率在上升
　　
　　美国《时代周刊》2009年一篇文章说，尽管大多数工业化国家在过去10年中因艾滋病毒／艾滋病感染的死亡率不断下降，但中国却在今年2月宣布，艾滋病毒已经于2008年首当其冲成为中国最致命的传染性疾病――该年的头九个月中就有近7000人死于艾滋病感染。
　　在今年2月份发布的同一份政府工作报告中，中国卫生部也列出全国有264302例诊断出的艾滋病毒感染病例，这个数字比2005年几乎翻了一倍。病例大量增加可能是因为增加了报告和测试，但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仍然警告说，这个统计数字仅仅只反映出了该病毒真正影响范围的一部分。
　　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呈上升趋势的传染病会受到极大关注。虽然艾滋病毒／艾滋病早在20多年前的许多发达国家就已经是一个明显的公共健康问题，但是中国直到2003年才真正花力气来抑制这个疾病。“长期以来，中国错过了可以解决艾滋病的机会，”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在中国的协调员Schwartlander说。
　　今天，艾滋病在中国的污名依然强劲，且具有潜在的危险。政府已在2006年3月实施了一项反歧视法，但调查结果表明，对于教育人们保护自己不受感染起不到任何作用。与此同时，其他的社会污点也可能在这些增加的病例当中扮演一部分角色。卫生专家说，中国需要加大力度，使预防措施更有效地针对这些群体。
　　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估计，目前艾滋病的宣传教育工作只普及了中国20％到40％的高风险群体。北京有良好的政策是不够的，这项工作必须在各大省市，各个群体中展开，因为那里有全国60％的人口。
　　
　　中国开始应对老龄化大潮
　　
　　美国《纽约时报》2009年4月21日报道：到2050年中国正值工作年龄的人口数量和老年人数量之比大概为2：1，而现在这个比例是L3：1。加州圣莫妮卡的兰德公司中国老龄化研究中心主任James smith说，“人们总会提及中国根深蒂固的敬老传统，但只指望这个传统是非常危险的，因为在大部分地方，随着社会的快速发展这些传统价值都变了。”
　　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数据，截止2008年3月，中国养老保险制度覆盖2.05亿口，大概占总人口的15％。有消息说，政府力争在明年年底将覆盖人口增至2.23亿。
　　据世界银行透露，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的养老保险计划只覆盖了农村大概10％的劳动力。1999年到2004年期间该比例又锐减了三分之一。随着农村年轻打工者涌入城市，家庭赡养也成问题。
　　温总理上个月表示要扩大城乡养老保险覆盖率，并为频繁更换工作的农民工发展养老保险转移制度。其他初步的行动包括在北京、天津、重庆和江苏省建立四个各投资5亿元的“示范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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